这在旧武侠小说中是几乎不会有的。过去的旧武侠小说，它塑造的英雄人物大多是给皇上当侍卫的人，像我看过的《七侠五义》，他们虽然武艺高强，蹿房越脊，但是他们穿行其中的故事，却不是结集着民族和国家的情绪，不是历史之中的大问题。金庸先生的小说往往选择在非常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人物的命运，每一个故事都有着丰厚的历史背景为铺垫。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令狐冲，还是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他们都是来自民间的布衣，身为一介平民，却是忧国忧民，在大是大非上毫不含糊，从一个平常百姓，成就为一个大英雄。而在性格上，他们都是充满着人性，从不回避儿女情长，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般的“样板英雄”。在看金庸先生小说之前，任何一种文字体裁描述的“英雄”，都让我有着“相隔遥远”的感觉，他们的言行、处世，都是“豪言壮举”，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两套人生”。金庸小说中的武侠英雄，虽然是杜撰的人物，在时间上又与我们有着几百年的间距，但是，他们撩拨了我们的心弦，他们引发我们相信，英雄不是非得在特定的场合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才能‘涌现’的人物，英雄也不是杀戮，不是占领，不是征服，英雄是我们一样的平民百姓，“英雄是一种情怀”。
金庸先生的小说贯穿隐藏了对于‘英雄’的讨论。它应和了我们内心对于英雄的向往，在电视屏幕上对于心中英雄塑造的渴望。
可能是因为先看的小说《笑傲江湖》，在感情的接受上先入为主，记得在一九九九年的四月，我们在《北京青年报》上面看见了一则有关于大侠金庸的新闻，说“如果中央电视台愿意拍摄金庸所著的任何一部武侠小说，金庸先生愿意以一元钱的代价转让改编权”这则消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拍《笑傲江湖》。之后的种种机遇造就了我的愿望，其过程，值得回述。
一九九九年四月底，在我们看到金庸先生表示愿意以“一元钱的代价转让改编权”的消息几天之后，我们以中国电视剧制作的名义和金庸先生取得了第一次的联系。五月五日，金庸先生回了信，他证实了的确有这样的意愿想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几乎在与此同时，金庸先生在接受央视的一个采访时说，如果能够将他的武侠小说拍得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好，他愿意“一元钱转让”。这个“言论”增添了我的信心，我恰巧与这两部片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五月八日，我们再次与金庸先生联络，我写了给金庸先生的第一封信——
查良镛先生大鉴：
您五月五日发来的传真已收到。……
您的第一部小说的电视剧专有改编权，仅以象征性的费用（人民币一元）转授给我们，您对我们的信任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同时，我们也感到改编您的作品的责任之重大。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一部让您及广大观众满意的“金庸作品”会隆重面世，并将为我们的长期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过我们慎重研究，我们将您的杰作之一《笑傲江湖》列为第一部改变剧目。如果您同意，我们将通过有关新闻媒介，向广大的“金迷”朋友进行报道。
另外，如何履行有关您的版权的法律手续，请您知会我们，以便我们尽快投入剧本的创作。为此，我们希望：近期能否在香港或深圳与您见面，请您当面赐教或与您的委托人签署有关法律文书。盼尽快得到您的回音。
……
相隔不到两天，金庸先生就把有关的法律文书从香港传真了过来，利用传真，我们完成了第一步——全部文书的签署工作。
经过将近半年的文字沟通、接洽，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主任率领了中心的各路主创人员，前往杭州，依照文字的约定，预备与金庸先生进行第一次预约的会晤。
为了这值得纪念的第一次见面，为了难得、可贵的“一元钱出让了改编权”的友情，我们制作了一件有意思的纪念品。用了一块大小如同A4纸面的有机玻璃，制作成一块小匾，匾右侧刻“金庸先生《笑傲江湖》电视剧版权转让纪念”，左侧落款“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间部分镶嵌上象征性的一元钱纸币，纸币上部写上了CCTV字样，下部刻写着年、月、日。
第一部分武侠三部曲（2）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们第一次与金庸先生在杭州的见面。见面签署合作合约的地点是杭州的东方龙。从始至终，双方的兴致都很好，一切都似料想中的顺利。
事后金庸先生和我聊到，那一天是他近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最有效率的一天。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放弃了一般喝酒吃饭的礼节，仅用了一个小时，商讨、决定了这一切事宜。
一九九九年开始筹备拍摄的《笑傲江湖》，是大陆的首部武侠剧，也是中央电视台首部自己制作的武侠片。我很喜欢这部小说，细细想来，是由于文字叙述的魅力造成的，比方说男、女两大主角，都是先闻其“传闻”，造成小说很大的吸引力和对人物期待的神秘感，他们再徐徐出场。尤其是任盈盈，“江湖”上充满了对她神秘而威严的传闻，而这个神秘人物呢，直到小说的第二本第十三回才出现。令狐冲在小说的第五回出现。这样的文字、故事布局方式，给剧本的改编带来很大的迷惑：究竟应该如何尊重小说的原著？
这是所有名著经历改编都会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制作完成播出之后由于观众的不满才引起的话题。在改变剧本之初，我们犹豫再三，一般来说，一部四十集的电视剧男主角在第五集出现，女主角在第十集出现会非常别扭不舒服，如果为了营造原作风格的气氛，也不是不可以，只是那样做了，又会有多少观众满意？电视不以视觉的直感讲述一个故事，完全依据小说的格局，也有“偷懒”的嫌疑。讨论、斟酌再三，决定让令狐冲在第一集出场，任盈盈在第二集出场。
这样的决定为日后的金庸迷们爆发的“怒火”埋下了“引爆”，那场轩然大波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时过五年，我们有了三部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制作成片的经验了，反观这“第一部”，心里有了更清晰的看法。改变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如果依然还是按照文学的方式“显像”，电影电视就是文学的“画面版”了，就不是另一个门类、有着自己独特表现力、表现形式的艺术领域。但是，那“第一次”改变的方式确实值得反思。在我们只想男主角——令狐冲应该在第一集出现的想法上，我们依据的其实还是“结构如书”的不变，所以有了以令狐冲替代小说中二师哥劳德诺的出场，故事情节依然不变。这就削弱了劳德诺的人性表达和隐秘性，究其根由，其实是忽略了劳德诺这个人物背后的更大背景——岳不群的深谋远虑。这的确是非常失策的、简单的一种改变，暴露了我们“病急乱投医”的慌乱。如果现在才拍《笑傲江湖》，同样还是会安排令狐冲、任盈盈的第一、二集出场，但是与人物出场相关的故事情景会重新设计，依照原作小说中人物的特性。
这是我的“武侠三部曲”中首先对于故事改编的反思。
在我们拍摄武侠电视剧之前，香港的武侠电影、武侠电视剧制作已经走向成熟，饱和了当地、内陆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从一九八二年的《藿元甲》，《陈真》在大陆的播放开始，到后来一系列的金庸武侠剧的播映，在十几亿观众心里，奠定了港（台）式功夫片、武侠片的模式。这一模式得到了无数观众的赏识和肯定，以至后来者（不同者）难以颠覆。一九九九年我们决定拍摄武侠片，香港对于武侠片的制作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我们面临的局面如果以距离为比喻，那就是：我们是站在零米，与五千米处的对手开始起跑比赛。因为只要有市场，就必定是一个赛事。好在终点没有确立。我们既要跑得快，还要跑得好看，要把习惯上视点总是注视前位的观众视线，“有理”地拉回来。
要确定我们自己的武侠片风格。而不是站在别人的成功点上“照搬”一番——“照搬”目前在影视业似乎已经成为一条捷径，不过我不知道那些使用“照搬”手法的人他们是想通过捷径到达哪里？
综观港台武侠剧，剥离他们的成功、成熟之外，他们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为例子，老先生的小说从历史到人文、生活、习俗种种景观，都有非常丰富的描述，金庸先生的小说绝不是一个简单——或者复杂的男女多重恋爱故事。但是在被改变成港台的武侠剧之后，往往会因于他们的收视习惯而放大原作中的情感线，重力表现男、女经历的感情故事，忽略了其他很宏博的方面。刻薄一点说，原先拍摄的金庸先生武侠电视剧只是利用了小说中人物的故事线索，而不是以电视特殊的视听手段展现原作一个风雨飘摇的奇异武侠世界。我想这也是金庸先生对原先那些拍摄他的剧集不甚满意的原因之一。还有港台的武侠剧在故事外景、内景、化妆、服饰、道具等等“事件”上表现得局促，不讲究。这一方面是被商业需求的速度催化了的不良迹象，原本应该是以艺术创作为主要品质的电视剧，却更多包含了商业痕迹；另一方面也是港、台地处狭小，外景表现有限的一个缺憾。而我们拍戏，身处大陆，条件就优厚得多了，尤其是外景的选择，仅仅以风光表现故事人物地域的差异，就可以“势托”出金庸武侠小说人物生活场景跨度博大、小说中历史背景复杂的气魄。而这点并非不重要，外景的选择与表现与故事的主题展述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有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地域上的优势，外景选择的优势，从我们的《笑傲江湖》里面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且那样的美景并不是只有几处，在大陆很多，可以说我们要拍多少剧，就能够找到多少相宜的景，只要我们的腿愿意跑。
拍摄第一部武侠剧，处处心里没有底，很大程度上依据的，还是拍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经验。说起来是毫不相干的两种类型影片，先前积累的经验是史实片，《三国》与《水浒传》都是历史的宏片大著，而后要拍摄的是飘逸得多的武侠。可能是金庸先生当初的那句话意“……如果能够和《三国》和《水浒传》拍摄得一样好……”给了我们依据的暗示，因此在“武侠”风格背景下，我们各路的艺术创作准备，都是尽量寻求真实历史同期的特征。比如我们首拍的《笑傲江湖》，原作中金庸先生结构故事的用意可能更多为“喻今”，而没有特别的历史阶段强调。我们拍摄电视剧，要给观众看的是具象的人物服饰，故事发生地的街道，生活用具，是具体得不容含糊的“一段时光”。怎么办？我们从原作中关于西湖“梅庄四友”的情节描述里面找到了一点年代的依据：他们谈论的画的年代。那是宋代的绘画。对于宋代的刻画，从街道，房屋，店铺，到人物服饰，生活用具，种种方面对我们来说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