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观念去改造世界。法总习惯于为统治阶级服务。权力会有腐败，法也有善法，恶法。法总是不完善的。道德伦理尽管也会有腐朽的地方，但符合更多站在权势和法的保护的边缘的普通人的价值评判与行动准则。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武侠的出现，正是调节社会阶级矛盾的重要润滑剂。使得民众利益受到侵害，特别是受到权力的侵害，无处伸冤的地方，有侠来解决；统治集团倒行逆施的时候，有侠来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侠除了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外，还必须有武功，才能使是战胜非，善打败恶，先有能力救己，才能去更好地救人。
大侠士一般都有非凡的武功。在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品中，武功不单是一种游走江湖，行侠仗义的工具，还是一个侠士身份的标记。使用什么样的武功，成就了什么样的侠客。或者说，武功的设计往往要符合人物的特点。好比，如果让老实敦厚的郭靖练的是阴毒的“九阴白骨爪”，而娇小可人的黄蓉练的是丑陋不堪的“蛤蟆功”，恐怕与正面人物的塑造会有损。并且，主要人物的武功名目和特点往往也是小说基调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武功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小说风格的建设。如古龙的《小李飞刀》中，飞刀小巧内秀，而且易折，这与李寻欢的多情、敏感、忧郁、自伤的气质是相辅相成的：小李飞刀，刀无虚发。刀刀看似飞向对手，而实际上是刺向自己的心窝。整部小说处在一种感伤的氛围之中。这与李寻欢的飞刀不无关系。又如《天涯明月刀》中的傅红雪用的快刀。没有人能看到他出刀，除了死人。刀与他的生命是连成一体的。快刀是他与世界保持距离，不被别人窥探的保护色。快刀自闭、孤僻、神秘符合人物性格，也增强了小说诡异的色彩。
这一点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中，也是如此。具体到《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使用的“降龙十八掌”，就具有这种参与小说风格建设的功效。金庸善于转化传统文化资源。其招式名目就是《易经》与佛学的结合。
“降龙”是佛教的十八罗汉之一，而掌式的名称则来自《周易》中的干卦。
易学和佛学是东方文化的显学。东汉以降，本土易学与外来佛学并行于世，同为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到了宋明理学和心学繁兴时，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二者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以《易》解禅和以禅解《易》之风愈演愈烈。在二者关系探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末僧人释智旭的《周易禅解》。所以，无论是作者有意的结合，还是无意的拼凑，降龙十八掌这种武功的塑造，某种程度上是在接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降龙罗汉”的故事讲的是，古印度有龙王用洪水淹那竭国，将佛经藏于龙宫。后来降龙尊者降服了龙王取回佛经，立了大功，故称他为“降龙尊者”。在这个传说中，“降龙”可以看成是不畏强暴，勇往直前，为民造福的精神象征。
小说在描写降龙十八掌时，“亢龙有悔”是给予笔墨最多的。即使到华山论剑的结局时，郭靖与洪七公的比试，在关键时刻，双方也都是用这一式。可以说“亢龙有悔”代表着降龙十八掌的精髓。“亢龙有悔”出自乾卦的“上九”。亢龙有悔的意思，一般为两种，“盈不可以久”，好比强弓可以拉到最顶点，不可以持久。要有张有弛。然而，潜在的意思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关键时刻，奋力一击。还有一种解释是：“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通俗的理解是说英雄处于逆境时的无奈，但背后隐含着要奋发图强才能得救的意思。这里有一种厚重博大的精神在其中。当然，对于《易经》的解释是很复杂。但不可否认，降龙十八掌很多招式出自乾卦。而乾卦的象辞就是一句我们常用的话：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可以说，整个降龙十八掌的塑造，是对一种自强不息，在挫折中不畏缩，知其不可而为之，成就英雄事业的精神的塑造。这与郭靖本身的敦厚踏实的性格、宽广的胸怀、为国为民的思想与坎坷的经历是相辅相成的。降龙十八掌使得郭靖的形象更为饱满，同时也与整部小说那种“靖康耻，犹未雪”悲壮豪迈的感情基调相合，也响应了大题目《射雕英雄传》那种开阔的气势。并且，从读者接受心理的角度产生相应的感受，因为，降龙十八掌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危机要被消除，正义战胜邪恶的时候。
或许有的读者不知道“降龙”罗汉的故事，也不知道《周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这种武功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的把握。因为汉字的自身魅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熏陶，读者一般会很自然地把降龙十八掌与浩然正气、一往无前的英雄品质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没有降龙十八掌的《射雕英雄传》，就不是我们心中的《射雕英雄传》了。
第二部分 流泪未必非豪杰第16节 只识弯弓射大雕
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写下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壮词句。三十年后，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附录《成吉思汗家族》中写道：“《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关于成吉思汗，关于英雄，这是一个不老的话题。小说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丰满的成吉思汗形象。他既勤政爱民，又不乏作为军事家政治家的谋略与魄力；既当过奴隶，经受过坎坷与挫折，被外族欺凌，同样他也欺凌和屠杀过外族的人民。他是在草原上成长起来的一代枭雄。是非功过，难以评说。
在华山论剑的结尾，成吉思汗临终前与郭靖的对话意味深长。
“我（郭靖）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儿，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什么好事？”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他生性戆直，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际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
文学化的情节，透露出了两位能弯弓射雕英雄的对于“英雄”的不同理解。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拓展疆土，不断地征服，统一中国，建功立业，是其心中英雄的梦想。尽管他也说过，让老百姓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饭吃，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善良的愿望罢了。爱民总是有所指称的范围。否则，他就不会有屠城的举动。郭靖是平民英雄的代表，他认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在这里与英雄是等义。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永远是人民，而不是自己。所以，他没有过多的心计。因为，他想到的始终是别人。所谓的“仁者无敌”，郭靖是也。
从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效果来说，给予郭靖英雄的认同比成吉思汗更多。这只能说，郭靖更倾向于中国传统的英雄形象特点。
中国文化中所褒美的英雄的形象主要是道德的楷模。所以，尧舜禹文武周公也就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偶像。相反，那些只图自己的成就，而无道德口碑的人，他成就的事业再大，再有英雄的气质，也不被称为英雄。当然，道德的口碑主要是指称儒家的伦理纲常，忠君、爱国、爱民是其应有之义。或者说，中国英雄的价值重心在民族和国家，以民本主义为中心。这也是为什么刘邦建立了汉朝，曹操英勇盖世，吕布武艺超群，但是，一般不称之为英雄。当然，中国文化中同样有一种悲剧性的英雄意识。所以，项羽不见得是道德上的楷模，但其兵败乌江，自刎而死，同样被称为英雄。
这与西方的英雄观念是有差异的。如果说中国的英雄主要是指称道德型、内敛型，看重的是心性修为，是集体主义的，那么西方的英雄则是力量型、外向型，重视的是外王事功，是个人主义的。或者说，后者更加重视的是个体对于历史的创造。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和拿破仑无不如此。
作为非汉族的成吉思汗更像是西方的英雄形象。随着蒙古人最后统一中国，建立幅员辽阔的元朝，民族的不断融合，成吉思汗自然也就成了伟大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英雄形象之一。
如何才是英雄？很难讲。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小说中的成吉思汗和郭靖都算得上是举世无上的英雄。那种弯弓射雕、英勇顽强、纵横捭阖的气势，还有那有血有肉、爱憎分明的个性，足以成就他们英雄的名字。
第二部分 流泪未必非豪杰第17节 桃花开
不管是《桃花扇》中“纵有春风无路入，长门关住碧桃花”，还是崔护诗歌中“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都是一个充满着情欲与暧昧的词句。从东方神秘的桃花岛，到白雪皑皑的西域，从辽阔的大草原到遥远的大理国，从偏僻的牛家村到浮华奢侈的金王府，都上演着永不褪色的爱情。真爱、痴情、私欲、占有、怨恨、等待、决裂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脚。
无论是桃花岛主对爱妻的痴心，梅超风和陈玄风之间“恶人的爱情”，还是欧阳锋与欧阳克叔侄关系背后的暧昧，一灯大师、英姑、周伯通之间的孽缘，杨铁心、包惜弱、完颜洪烈的三角关系，情感成为彼此生命中，最不可言说最为隐痛却又最值得吟咏的一页。更不用说年轻一代，郭靖、杨康等的爱情了。
或者说，在生命的旅途中，象征着爱情的桃花是永不凋零的花朵。人们往往通过对一代一代人的爱恨情仇来触摸远去的历史，去体味世事沧桑。武侠小说中抒写的爱情，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窗口。
爱与不爱，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在歌颂爱情的美好、真诚、热烈、融洽与和谐的同时，往往会忽略那些在爱情面前，同样真诚但受挫了的人凄凉的身影。华筝公主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她爱郭靖与黄蓉爱郭靖相比，绝不逊色，甚而说更胜一筹。
黄蓉的爱是有条件的，所以，一开始，她扮演成小叫化骗郭靖。直到发现郭靖的人品不错，她才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她不在乎郭靖的武功不高强，不英俊，没文才，也无百万家财，但是，起码她有一个条件，就是郭靖要对她一个人好，心中只有她一人。“只要你心中永远待我好，你就是娶了她，我也不在乎。”“他要娶别人，那我也嫁别人。他心中只有我一个，那我心中只有他一个。”这里有一种爱情至上，抛弃世俗婚姻束缚的洒脱，或者说，黄蓉的确是懂得爱情的真正含义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就”的句式包含着一种更深刻的逻辑：如果，郭靖喜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