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部队的歌舞小姐们（即“两军女伎”）演出助兴。为表示公私分明，“遂自以十千助席”，其他客人，就是非进奏院的出席者，“亦醵金有差”，用现代话来讲就是“AA制”了。有个叫李定的人听说后，自愿出钱参加，苏舜钦没答应。这个文痞气不过，“遂腾谤于都下”，消息马上传进了御史台。
当时主持御史台工作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在政见上与此前因反对改革（即“庆历新政”）被罢相的吕夷简等同属一党，而与范仲淹、富弼等一起推行新政的宰相杜衍，恰好是苏舜钦的丈人。王拱辰决定“举其事以动相臣”，借此扳倒力行改革的政府。等到进奏院祠神聚餐一结束，马上唆使御史鱼周询、刘元瑜等出面劾奏，“事下开封府劾治”，而开封知府陶翼就是王拱辰所举拔的亲信，“于是〔苏〕舜钦与〔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宋史·文苑传四》）。这些因自己掏钱参加别人机关宴会而受连累的人，不仅多有文坛名望，而且俱因热衷新政，正受到杜衍、范仲淹等人的重用，今人所熟悉的梅尧臣、王洙、吕溱等也在其中。梅尧臣有《客至诗》记述这场飞来横祸：“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此“一客”，就是指在外面“放野火”的李定。
宋人费衮《梁溪漫志》里，收有一封苏舜钦事后写给欧阳修的信，鸣冤叫屈，措词愤激。信中说，“进邸神会，比年皆然，亦尝上闻，盖是公宴”性质。御史台借口“谓去端闱（指皇宫）不远，以榷货务（太府寺下属机关）较之孰近？榷务后邸两日作会甚盛；若谓费用过当，以商税院（三司下属机关）比之孰多？卖故纸钱，旧已奏闻，本院自来支使，判署文记，前后文记甚明（指历来都有记录）。况都下他局亦然，不系诸处账管（即不入公账）。比之外郡杂收钱，岂有异也？外郡于官地种物收利之类甚多，下至粪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宴会”，何况“与同官各出俸钱外，更于其钱内支与相兼，皆是祠祭宴会，上下饮食共费之”。从北宋官署“小金库”现象之普遍观照的角度讲，这是一段颇有价值的史料。据信中叙述又可知，这桩具有政治斗争背景而借题发挥的“案件”，当时“震动都邑”，连演出助兴的歌舞小姐们也被收捕（“枷掠妓人”）；“二相（指范仲淹、杜衍）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遂令坐客因饮食被刑，斥逐奔窜，衔愤沥血名辱身冤”。其实此事是一个信号，不久，范仲淹、杜衍等一概下台，所谓庆历新政的改革，就此失败。
按宋朝法律，官员“监守自盗”应处极刑，不过北宋倒有不杀大臣的传统，所以苏舜钦得以“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他也想得开，在给欧阳修的信中说：“舜钦年将四十矣，齿摇发苍……廪禄所入，不足充衣食；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故当缄口远遁，不复更云。”言出行随，马上卷铺盖出京，跑到苏州，买了一块临水之地，筑亭堆石，读书吟诗，这就是姑苏名胜沧浪亭的缘起。我们今天去游园，还能拜读到他写的《沧浪亭记》。
利用卖废报纸破纸盒之类的小钱积累，贴补员工活动或福利经费，这在今天仍是许多企事业单位的“理财”习惯。但想想为此竟兴起大狱，打倒一批文坛名人，断送一场庆历改革，又引出一处旅游名胜的兴建，真令人感慨系之。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点卯签到说考勤
“上班”和“下班”都是古已有之的词汇。导演们拍了这么多清宫题材的影视剧，却从未落实过“借光上班”的真实细节
公务人员每天按规定时间去所属机关工作，称“上班”；迄规定的工作时间结束，即谓“下班”。《红楼梦》第九三回述：某日贾政早起，刚要上衙门，得知有人在荣国府门上贴大字报，揭布他家的丑闻，气得衙门也不想上了。经贾琏劝解，道是要查实此事，总得费点时间，请老爷只管去，“贾政听来有理，只得上班去了”。与之对应的事例，可举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开封府吏张千请假探亲，得到批准，高兴地对前来替补的同事娄青说：“兄弟，我如今下班去也。”可见，“上班”和“下班”，都是古代词汇，不过这是俗语，正规的书面表达，则有上朝、上值、朝参、退朝、散值、散衙等十余种之多。
古代的上班下班时间，和现代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辰上又比现代一般机关之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相适应。《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因知古人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定型为卯时（早晨五至七时）。
由中国传统的行政体制所决定，古代公务员的所属机关，可分中央和地方两类。凡在中央各机关供职的官员，一定品秩以上，或有职务所规定，必须参加由君主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通称朝会，故京官上班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上朝”，亦称“朝参”。朝会有大朝、常朝等区分。《梁书·武帝纪》里有一篇梁武帝的诏书，道是一切国务，必须先在朝会上咨询大家的意见，所以百官应该“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也就是说，除法定的节假日外，这种具有实际内容的常朝，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倘是君主生病或怠政，所谓“从此君王不早朝”，那便是例外了。
常朝的开会时间定在黎明，但分居各处的常参官员要提前到达会曾孙授读，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由此失去了多次外放考差、收受贽敬的赚钱机会。彼时对下班也盯得很紧，特派太监管门，对京朝机关的散值情况逐日登记，官员若有部院应办事务或奉旨特派事件而应早散值，必须将早退的缘由告知管门太监，随时登记，以备查核（《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十四）。乾隆时供职军机处的赵翼有《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诗云：“郊园散值归，访寄番人宅。”因知这条按时下班的纪律，在当时是得到严格执行的，所以他必须在下班之后才能去走访西洋侨民。到晚清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即如《官场现形记》第三四回所谓“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一来就走”。
此外，除衙署有闲、忙之分，官、吏有尊卑之别，还要看你上上下下是否“兜得转”。晚清时，京师官场上流传有两首体裁韵脚相同的打油诗，专门描摹军机章京的起早上班。一类是兜得转的“红章京”，诗云：“玉表金钟到卯初，烹茶洗脸费工夫。薰香侍女披貂褂，傅粉家奴取数珠。马走如龙车似水，主人似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突问中堂到也无？”另一类是吃不开的“黑章京”，诗云：“约略时光到卯初，劈柴生火费工夫。老妻被面披貂褂，丑婢墙头取数珠。马走如牛车似碾，主人似鼠仆如猪。蓦然溜到军机处，悄问中堂到也无？”
试看，同样是上班迟到，一则全无顾忌，一则忐忑不安，底气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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