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慢得像蜗牛在爬行。尽管他竭力让自己相信病在好转，但情况却在不断恶化。两条腿完全不顶用了，瘫痪的症状在向上蔓延。他的脖子僵直，双臂也不好了。最糟的是膀胱也暂时失去了控制，一天导尿数次，每次痛苦异常。他的背和腿痛个不停，好像牙痛放射到全身，肌肉像剥去皮肤暴露在外的神经，只要轻轻一碰就忍受不了。
除了身体上的痛苦，罗斯福还经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他从一个有着“光辉前程”的年轻力壮的硬汉子，一下子成了个卧床不起、什么事都需要别人帮助照料的残废人，真是痛苦极了。在他刚得病的几天里，他几乎绝望了，以为“上帝把他抛弃了”。但是，他的奋力向上的精神并没有使他放弃希望。不久，尽管他一直受着痛苦的熬煎，却又以平时那种轻松活泼的态度跟埃莉诺和路易斯开玩笑了。他理智地控制自己，绝不把痛苦、忧愁传染给妻子和孩子们。他不准把他得病的消息传给正在欧洲的妈妈，但他终于让埃莉诺打电话通知他的舅舅弗雷德里克·德拉诺。罗斯福病倒两个星期后，他的舅舅弗雷德里克按埃莉诺提供的情况，把波士顿小儿麻痹症专家罗伯特·W·洛维特大夫请到坎波贝洛。事实上，洛维特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脊髓灰质炎专家。大夫检查时脸色阴沉，罗斯福焦虑地注视着他。还没等医生开口，他心里就已经有数了。
“说出来吧，”他说。
“毫无疑问是小儿麻痹症，”大夫宣布说。
罗斯福对这个打击是有思想准备的，他甚至苦笑了一下。
“我原来就这么想。”他说。
大夫的“判决”像一声霹雷把埃莉诺打昏了。“怎么，大夫！他会死吗？”她焦急地问。
“不会的。他的两肺没有受到影响，这确实是奇迹！”
“我就不相信这种娃娃病能整倒一个堂堂男子汉，我要战胜它！”罗斯福说。
罗斯福也知道这是说大话，但不停地说大话可以使他比较容易保持勇气。为了不想自己，他拼命地思考问题，回想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回想他所接触、认识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家，有的是令人可敬的导师，有的是卑鄙的政治骗子。有时他也想到人民，想到欧洲饱受战争创伤的人民，想到那些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人们。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到底应当怎样生活，怎样做人。他在思索，他在探求。为了总结经验，他不停地看书。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大量有关美国历史、政治的书籍，还阅读了许多世界名人传记。此外，他还阅读了大量医学书籍，几乎每一本有关小儿麻痹的书他都看了，并和他的大夫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这方面，他快成为一个权威了。
罗斯福又像以前那样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了。他虽然卧床不起，前途渺茫，但并没有失去进取心。他相信这场病过去之后，定能更加胜任他所要担当的角色。他决不承认永远不能重返政治舞台了。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在怀疑面前常常不得不干脆关上思想的闸门。和罗斯福一样采取乐观态度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路易斯·豪。他从到达坎波贝洛的第一天起，就着手修筑防线，竭力不让这个不幸发展成灾难。豪清楚地意识到，“小儿麻痹症”和“瘫痪”会对他的朋友的政治前程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他想避免在罗斯福的病情好转以前，在报纸上提到罗斯福得病的事。他对外只是说罗斯福得了重感冒。
“为什么不说明事实真相？”埃莉诺问。
“这是因为，”路易斯解释说，“瘫痪这两个字太可怕了。人们会把它跟脑膜炎混淆起来，
似乎罗斯福的脑子也不中用了。这是他不得不在今后与之斗上一辈子的疾病。在外人还没有看到他神志清醒、笑容满面的时候，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听到‘瘫痪’二字。”
“你以为他还会有政治前途吗？”埃莉诺问。
“我相信他会成为总统。”路易斯满有信心地说。
遵照决不走漏半点风声的原则，路易斯·豪亲自去纽约码头迎接富兰克林的妈妈詹姆斯·罗斯福夫人，并向她说明她儿子的病情。老罗斯福夫人急坏了，和他一起匆匆赶到坎波贝洛。当她站到罗斯福床前时，她说：“好啊，孩子，这样迎接我可真不错！”罗斯福朝她笑了。他回答说：“妈妈，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的。说真的，我实在想亲自到船上去接你哩。”9月中旬，路易斯·豪巧妙地把罗斯福转到了纽约市的长老会医院，由乔治·德雷珀大夫负责治疗。这时，豪才第一次向报界承认罗斯福得了小儿麻痹症，两腿不能行走。但同时他又提供了德雷珀大夫的乐观的病情报告。大夫宣布：“他不会成为残废。谁都不必为他这次得病会留下永久性的伤残而担心。”其实，德雷珀担心，罗斯福永远坐不起来了，更不用说自己能站立或行走了。但是，他知道病人的精神状态对其身体状况至关紧要，所以他没有把这种疑虑讲出来。
第二部分 在海军任上第10节 厄运袭来（2）
在治疗过程中，罗斯福紧密地和大夫配合。他坚毅勇敢，雄心勃勃，每天要按照医生的嘱咐进行艰苦的锻炼。为使两腿伸直，不得不上了石膏。每天罗斯福都好像在中世纪酷刑架上一样，要把两腿关节处的楔子打进去一点，以使肌腱放松些。但是，在这个曾被看成花花公子的人身上蕴藏着极大的勇气。不久，就出现了病情好转的几个迹象。他手臂和背部的肌肉强壮起来，最后终于能坐起来了。
为了重新学会走路，他叫人在草坪上架起了两根横杠，一条高些，一条低些。他接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在这两条杠子中间来回挪动身体。他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能走到离斯普林伍德四分之一英里远的邮政街。每天，他都拄着拐杖在汽车路上蹒跚着往前走，争取比前一天多走几步。另外，他还让人在床正上方的天花板上安了两个牢固的螺丝眼。两个眼之间装一根铁管，管子上套一只吊环，另一只吊环用宽阔的帆布带从上面那个吊环上挂下来。这样罗斯福就能把上面那只吊环沿着铁管甩动，再靠有力的双臂抓牢另一只吊环，把自己抬起来，从床上的一边移到另一边。到开春，他已经大有好转，甚至能够到楼下在地板上逗孩子玩，或在图书馆的沙发上接待客人了。
1922年2月，医生第一次给他安上了用皮革和钢制成的架子，这副架子他以后一直戴着。这副架子每个重7磅，从臂部一直到脚腕。架子在膝部固定住，这样他的两条腿就成了两根棍似的。借助于这架子和拐棍，罗斯福不仅能凭身体和手臂的运动来“走路”，而且还能站立着讲话了。但一开始，他经常摔倒，夹着拐棍的两臂也经常累得发疼。即使如此，罗斯福仍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态度坚持锻炼。
由于生病，罗斯福辞去了一部分职务。路易斯认为，最困难又最重要的事是要让罗斯福在政治上保持与外界联系。为此，路易斯不辞劳苦，写了成千上万封信，接见了数以百计的人。他还给罗斯福打气，敦促他自己对外写信，会见客人，做出各种政治姿态。路易斯对埃莉诺说：“人们是很健忘的，我们得叫罗斯福的名字真正响下去。”他还建议埃莉诺加入民主党的州委员会的妇女工作部。在那里她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和重要人物，最后当上了财务委员会主席。她还经常出入妇女选民协会和妇女工会协会，成了她们之中的知名人士。为了便于对外联系和开展社交活动，埃莉诺还在几乎没人帮助的情况下学会了开汽车和游泳，她要加强锻炼，适应政治生活上各方面的需要。
正当罗斯福为恢复两条腿的功能努力锻炼和准备重新走入社会时，他的妻子和他母亲之间，却在为他的前途进行激烈的斗争。萨拉老夫人，决心要打破路易斯·豪和埃莉诺之间的同盟，把她的儿子拉在自己身边。她特别讨厌路易斯一直在罗斯福身边，常常称他为“肮脏丑陋的小人”。她认为儿子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指责他们这样做是给他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是对一个残废人的折磨。她认为罗斯福最好的选择是退居海德公园，在她的爱抚和保护下，他可以在那儿过乡村绅士的平静生活，守着这份产业，干些自己喜欢干的事，甚至还可以写他经常说要写的书。
埃莉诺和路易斯的看法同萨拉老夫人正好相反，他们希望罗斯福仍和过去一样，继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他们觉得如果把他当成一个瘫子来对待，那他很快就会一蹶不振。因此，他们把一些人请到第六十五街他们的住处，想以此来引起他的想象，以利于他的康复。他们知道，当罗斯福意识到自己一辈子残废时，政治就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政治上，需要的是头脑，而不是身体。
经过艰苦的锻炼，罗斯福的体力增强了。1922年秋天，他重新回到信托储蓄公司工作。开始，他每周工作两天，慢慢增加到3天，最后每周4天。他的日程排得很满，每天早上8点半在床上会见路易斯·豪和别的来访者，这样他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两个小时以后，他来到办公室，一直干到5点钟。午饭就在办公室里吃。上午他处理信托储蓄公司的事务，下午办些私事。回家后，喝点茶，活动一下身体，就又会见来访者。事情往往要到吃晚饭时才完。路易斯成了罗斯福的双腿；他代罗斯福参加政治的和慈善机构的会议；他替罗斯福在拍卖场上买书报、邮票；他还为罗斯福家里的事奔走。秘书利汉德小姐现在已成了罗斯福的贴心人，她帮助路易斯·豪一起保护他的利益。
如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又响起来了，在他的府第每天都有进进出出的人群。最先去罗斯福家那儿“登门求救”的人们中，有一批是纽约州北部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党的形势岌岌可危。共和党哈定获选使他们元气大伤。威尔逊点燃的烈火已烧得惨淡无光。随着宗教和种族偏见的恶性发作和党内的四分五裂，被人们理所当然地废弃了的三K党突然死灰复燃，杀气腾腾地充当了一股一意孤行的逆流的急先锋。他们反对犹太人，反对黑人，反对天主教徒，除了神话般的所谓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外，他们无所不反。面对这些，民主党束手无策，它简直成了一批只想当官，却从不认真考虑一下究竟为什么要选他们上台的乌合之众。
1924年又是总统选举年，民主党人希望罗斯福出来竞选，重振士气。他说：“在摔掉丁字形拐杖走路以前我不想竞选。”但是，罗斯福决定出席6月24日在纽约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方面是为了支持艾尔·史密斯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更重要的是发出他本人重新返回政界的信息。罗斯福在儿子的协助下，撑着拐杖走上讲台。这时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会场里闪光灯像雷电似地不停闪烁着。罗斯福巧妙地控制着讲演的节奏，完全把听众吸引住了。他呼吁大家团结起来，这时听众都站了起来。他说：“我们这些代表，有的来自东部的大城市，有的来自西部的平原、丘陵地带，有的来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