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鲁迅。”
这番话说得意味深长，其内容言简意赅。“我们没有鲁迅”，这是韩国人的深深遗憾。应该说，多灾多难的韩国人也有可歌可泣的历史。从发明“龟船”英勇抗击倭寇而流芳百世的李舜臣到１９世纪末于哈尔滨火车站勇刺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从轰轰烈烈的“三一运动”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所有这些民族的精神财富，他们感到还不够，尤其与具有５０００年悠久历史的泱泱中华来比，他们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的文化战线主将鲁迅的风骨和文品更是钦佩有加，十分羡慕中国拥有鲁迅这样的人杰文瑞。
“我们没有鲁迅”，这来自韩国人的倾慕之声，正是我们的骄傲之处。但是我们身在这块土地上，有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呢？的确，在我们浩瀚的中华遗产和伟大的民族史诗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人士，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财富。
但是在今天，有些人则是熟视无睹灯前瞎，有眼不识三春景，渐渐在“钱”途利场上厮杀，而迷失了方向，忘记了我们民族最为可贵的东西，遗忘了我们国人最可骄傲的“财富”。
不说我们有些人爱国心淡漠了，遗忘了宋代陆游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的拳拳爱国之心；不说有些人为人处世少了些精神，遗忘了西汉苏武大漠孤烟不辱使命，秦关明月不改其志，千里冰湖挖鼠为生，红缨节杖心如铁石的伟大气节。在今天，我们则丝丝忧隐隐痛地看到，有的同志正逐渐遗忘了属于我们“民族魂”的宝贵财富，淡忘了我们的英烈志士用生命和热血构筑的铮铮脊梁。不是有这样的事吗？在某县的一次政治知识竞赛中，竟有好多人向旁人询问：雷锋的“锋”怎么写？其中也有写“峰”和“烽”的。
还有，一次杭州市某校宣布要去给于子三烈士扫墓，而有不少青年学生根本不知浙江大学的这位革命烈士，甚至还向老师询问“于子三是杭州哪座山？”由此联想前些天看到的一幅漫画：在芦沟桥畔，一名导游问一些旅游者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事？有的竟答是有人落水，有人跳河，有人救人这些如出一辙的麻木和茫然，恐怕也是一种写实吧！听了这样的事，无不让人感到丝丝隐痛阵阵忧。这说明有些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患上了可悲的“精神健忘症”。
们的教育也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由此而思，我们更感到“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在今天是多么重要又多么必要。而身处神州大地，作为华夏儿女，我们拥有词赋悬日月的屈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不辱使命的苏武、“穷年忧黎元”的杜甫、“精忠报国”的岳飞、“男儿到死心如铁”的辛弃疾、“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文天祥、“烈火焚烧若等闲”的于谦、勇敢抗击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严禁鸦片的林则徐、捐躯黄海的邓世昌、血染北京菜市口的谭嗣同，而我们更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和无数“头颅换得红旗五”的革命烈士、英雄仁人，我们更具有千百年来的光荣传统和伟大历史，这是莫大的骄傲和巨大的财富，我们应该珍惜，更应该发扬光大，这才是人间正道。如果淡忘了或者彻底遗忘了这些弥足珍贵的巨大财富，甚至如韩愈所说误将“琬琰易羊皮”，也就是说将绝世美玉去换成了廉价品，那就太可悲了！
一种庸俗的“考证”
毕竟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确有着许许多多值得考证的地方。“千古兴亡多少事”，无论从历史，从文学，从文物，乃至一部洋洋洒洒的《红楼梦》；也无论宏观星辰，沧海桑田，微至人物衣束，风土俗情，其奥妙无穷之中纷呈复杂之事之物，是可以考证出无数有益的东西的。
在《覆秦小岘书》中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考证是一门大学问，想来这是不容置疑的。
既然如此，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认真做做考证学问，当然是件好事。
然而，不知何时始，生活中的为考证而考证的“考证术”却越来越缭人眼花，令人懵懂。诸如鲁迅爱吃风干荸荠，曹雪芹喜欢喝什么老酒，林黛玉的头发是黑是黄，那拉氏喜穿的衣服考据之深之专确实令人钦佩。只是此类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大大地诋毁了“考证学”的名声。
更叫人忧虑的是，有一种更无聊透顶的考证，简直叫你寒心。有一位德才兼备的青年，被“伯乐”相中，提上了领导岗位。实践表明，这“千里马”的确是“马作的卢飞快”，能负重担，驰涉长途的。可是这却忙坏了某些考证“专家”们，又是考证“伯乐”其人，“千里马”之特征；又是考证两者之间的什么关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搞博引，找旁证，考证之下，抓住蛛丝马迹，大放厥词，肆播碎语，以逞中伤之能事。
如果说这种居心叵测的“考证术”可恶可鄙，那么另一种“考证术”则又很易遮人眼目。某单位来了一位新上任的领导，便有人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考证起这位干部的脾气资格和“来头”，捉摸起他的个性和为人。一旦掌握了被考证的来龙去脉，就做起手脚来了。打多响的雷，下多大的雨，似乎是“七品芝麻官”就无论如何不敢审“诰命夫人”似的。这种考证，也正说明有的人做了亏心事，心里虚得很，使出这并不高明的一招。还有的人则想“考证”一点能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以便趁虚而入，其目的还是想浑水摸鱼罢了。
的确，我由衷地佩服那些“考证”在这种事上考证的严谨，有的不仅肯花力气和精力，而且还大有“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的精神，但只是用在了精于搞不正之风上，且十分卑琐和庸俗，这就有着“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哀了。应该说，我们一切正直、积极的人们，值此改革之际，“多少事，从来急”，根本无暇来所谓这种“考证”，如果有必要对这种“考证术”也进行一点考证的话，我看只有洞若观火的两个字便足够了，曰：为私。无言可畏说一件近事，信不信由你。某单位有位领导，总认为自己文明、开明又精明，往往谁的意见都不听，总是我行我素自以为是。一次上面下去考查干部情况，当座谈会上征求对这位干部意见时，任凭主持会的同志怎样开导启发，大家终是缄口不语闷声不响。“于无声处”潜在着“可畏”的声音。
大凡造成“人不言”这种情况的，都有一种发展过程。开始往往是群众出于对干部的爱护，对事业的热爱，对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单位管理等问题提出规劝和建议，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够改弦更张，幡然改进。应该说这种“人言”，“一片冰心在玉壶”，是极其宝贵的。
可是，一见对方是“大水冲冲，石头不动”；甚至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那样对待的，心就“凉”了半截，话就少了许多，此举虽说有些消极，主要问题还出在有的人不欢迎挑刺、“一触即跳”这个老毛病上。对待群众真诚的“人言”反感，那还有谁愿意再咳嗽一声呢！
为什么要“广开言路”，其中的道理人人皆知。不过，好多人对此依然是表里不一。如此，就怪不得群众“只说三分话”，或者嘴上加锁了。假如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呈现出这种局面，领导者尽可以沾沾自喜，似乎没有“反对”自己的了。而这“无声”是群众与领导者离心离德的表示，也就等于其领导者威信丧尽，自己“禁闭”了自己，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畏的呢？
不忌讳地说，我们今天毕竟不是生活在《镜花缘》中描绘的君子国里。有时候要搞些改革一类的正经事，流言蜚语如风刮，污言秽语似雨下在一定的时候也在所难免。对诸如此类人言的可畏，鲁迅先生早年就借一代电影明星阮玲玉之死而进行过针砭。
然而先生他到底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又说：“人言之中有各式各样的人言”。避开那些不负责任的瞎议论、乱指责不说，“人言”中便有可鉴之处和可喜的地方。比如说时下人们思想活跃，谈国事，议改革，讲落实，说效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在一些基层单位里，不少事情还引起争议，很有一些畅所欲言的“小气候”。这些“人言”，有的是较好的建议和意见，有的表露出对改革的渴望和热情，闻之真有如沐春风之感。对这样满怀热情、一腔热血的“人言”，我们无动于衷，甚至还横加指责，久而久之，人们自然嘴上挂锁，惜言如金，使得“无话可说”，“不想再说”
了。失去真言，失去诤言也失去群众，这不是很可怕的事么！
改革需要一个和谐的舆论环境。这个环境的创造并非只是杜绝流言蜚语而已，还需要议论纷纷，也就是大家都来关心改革，关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关爱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西汉刘向的《新序》里记载，郑国的子产为国相时，乡校的人每每议论朝政，有人建议毁掉乡校，子产却认为“其所善者，吾将行之；其所恶者，吾将改之”。从这方面来说，良好的舆论环境也需要改革者来创造，也就是应该在种种“人言”中听出一些“雨打芭蕉”，“空谷传音”的声音，况且不少都是群众满腔热情的心声，是他们“为你好”，“为事业好”的肺腑之言，我们虚怀若谷地听一听，真心实意地记一记，真抓实干地改一改，这有多好！从而或作借鉴，或作改进，如此而为，这种“人言”岂不变得可鉴、可取、可喜了！变色龙·画皮·假廉《人与自然》是我爱看的一个电视栏目。一次，看到一则“变色龙”的趣闻。这“变色龙”，又名“石龙子”，可随着季节和植物颜色的变化而变化，真是神妙极了。
当然，这类动物的“保护色”，是为了不被强敌果腹，如此伪装，实是一种生存手段。但是有些人特别是贪官在生活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伎俩，倒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请看实例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每年到岳父母家探望都轻车简从，再忙也要坚持在茅屋草舍里住上一宿。甚至还走进满是鸡粪的村民家里，抱起浑身泥土的乡下娃娃亲脸，和农民们一样对腐败现象义愤填膺而恰恰就在这段时期，他口袋里的非法收入以每个月３３万元的惊人速度飞涨。
原盐城市人大主任祁崇岳，在人们眼里只是一个经常穿着洗得发白的旧风衣，以一碟咸菜佐餐的平易近人的老头。然而，也正是这个老头，却信奉“钱多办大事、钱少办小事、没钱不办事”的信条，竟将处心积虑弄来的１００多万元钱放了高利贷。
被判十年徒刑的原安阳市市长杨善修，又是一名“装廉”高手。他的办公室中，有他同一位农民在田间的合影，借以体现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风范。杨的家里最惹人注目的是客厅正前方的一对条幅：“贤者灵怀与竹同，世间清品至兰极”。这位贪官竟把自己比为刚正清直的竹兰，简直是欺世盗名的表演。当他将大把大把的钞票装入腰包时，脸上的表情一定是妓女卖春后职业性的微笑，抑或是骗子成功后才有的忘形得意。
“装得老实模样，却是蛇蝎心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