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文化组开会，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提出要让狄福才检讨为什么不尊重江青的问题，他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我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把毛主席和江青对立起来，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曼恬附和我的意见，她提出意见说不能这样搞，也不能再搞下去了，她说要维护８３４１部队“支左”的威信。王曼恬一说话，于会泳他们就缩回去了。不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主持会议，我乘便对王洪文和江青说：对狄福才，已经开了大会和小会，批判了。狄福才是个老粗，他连高小都没毕业，电影这些他不懂。他是８３４１部队派出来的，继续用铺天盖地式的大字报批判，影响不好。是否适可而止？我知道是王洪文派他的秘书肖木和廖祖康去点的火，很显然是王洪文他们商量后搞的活动。所以灭火的事还得由他们去做，才能做得下来。王洪文说：可以适时地停止下来。我和王曼恬商量了大会如何召开的问题，决定群众发言以后，就宣布大会不再召开了，有意见可以用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王曼恬就按照这个方案去主持了大会。于会泳等人也不知道王曼恬的做法是否有毛主席的支持，也就不再纠缠，参加大会的人看到这些，也同意不再开会了。
大会后，我找狄福才谈话，让他给江青写个检讨，检讨有些什么错误。狄福才有气，不愿意写。我说：你把检讨写好后，我去向王洪文、江青建议把你撤回８３４１部队去，免去你在文化组的职务。狄福才觉得这样做可以脱身回去，才同意写检讨，以应付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王曼恬就起了这样的作用。以后，文化组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被整，先是石少华，然后是黄厚民。石少华因为《红嫂》一剧出了问题，江青说他不可靠，让他写检查。检查以后，我提出石少华是搞摄影的，是否回本单位工作。江青没有异议。我找石少华谈过一次话，他后来回新华社了。当时，戏曲方面办了一个学校，把那时不被喜欢的京剧演员都集中在这个学校里，我记得有李世济、李万春等著名演员，组织一部分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学唱京剧。这个学校由吴印咸负责，好像只办了一年就停办了，吴印咸也就势退出文化组，他比石少华多待了一段时间。江青这个人要当旗手，权欲熏心，喜怒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的事情很多。原来管样板戏的人是温玉成，他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江青让他管的。有关样板戏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问题，先要经过他看，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好像发了很大的火，说是偷看了给她的信件。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不清楚了，然后温玉成就调离卫戍区和军委办事组了。温玉成走后，让谢富治负责管样板团。谢富治生病以后，毛主席有个批示让我来管。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国务院处于瘫痪状态，样板团的财政、后勤工作都依靠北京市保证，谢富治病后，北京市还要出人来管。
先念同志为此跟我谈过话，我提出不好办，先念同志说现在不能提意见，于会泳、浩亮等人在文艺界还不行，文化组组长要有一位老同志出来在前面当门面。先念同志还提醒我，如果一出现问题，他们会把你推出来的。我提出不懂文艺，应该调一些老文化部的干部回来工作。这一提议遭到了江青的反对，于会泳等人也反对。周总理也在场，江青他们给我定了两条界限：第一条是不准和旧文化部的人、文艺界的人沾边，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第二条是艺术上的事情不要多管，搞好八个样板团的后勤。我说：是啊，艺术上的事情我也不懂。当时，我还想过把下放到农村的歌舞团、京剧团调一些回来，稍微放松一些，但又未获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困难，反正当时北京市有钱，要钱我就给钱。文化组的副组长是刘贤权，发军衣有权，从军委办事组领一些军衣、军大衣发给样板团。当时样板团的人都穿军装。谈一下欢迎蓬皮杜总统时出的一件事。１９７３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９月１２日举行欢迎蓬皮杜总统的文艺晚会，由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红色娘子军》。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观看演出，江青也出席了。晚会中间休息时，在去休息室的路上，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提出《红色娘子军》演完后，是否唱一支歌，以表示热烈的欢迎气氛。周总理同意。外交部的同志选了《我们走在大路上》那首歌。
外宾退场后，江青让我留下来。她说《我们走在大芭蕾路上》的歌是谁让唱的，问我听了这首歌后发现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不明白江青是什么意思，但心里想，坏了，江青又要在鸡蛋里挑什么骨头了。我说我不懂歌曲。江青说：这个歌是反革命分子李劫夫谱的曲，为什么要拿反革命分子的作品来欢迎外宾？我被问得愣住了，我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了解一下。江青还说李劫夫和黄永胜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说完就走了。我马上找来刘庆棠，问了这首歌的情况，还问了李劫夫是什么人等问题。刘庆棠说他不在场，唱这首歌是周总理决定的。我说：李劫夫是个坏人，我没听说过，如果有问题，首先由我们负责，不管你在场不在场，你先检讨，你检讨后，我再检讨。我还说：周总理当时没注意这个问题，外交部礼宾司一提就同意了，我就在旁边，不能说是由周总理决定的。听我这么说，刘庆棠当时就很不满意。几天后，江青召集我们去开会，到会的有我、刘庆棠、浩亮等人，江青又问起了唱歌的问题。刘庆棠真会做戏，当场大哭起来，说他不在场，是外交部提出来由周总理点头的，现在出了问题倒要让他负责，他感到委屈。
我说：顶多是外交部礼宾司提得不对的问题，我在场，首先由我负责，因为我没有发现这首歌有问题。江青不罢休，绕来绕去说“究竟谁要负责”等话。散会后，我对刘庆棠说：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由我们负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像委屈你了！我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只说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句话。这时，我知道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果然，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江青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总理淡淡地解释了一下，没多说。江青继续说个没完，好像非要追究到底不可。我提出我当时在场，我来负责，我应该负责，我没有在节目演出之前去检查一次。江青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闹了很久，周总理在解释后就没有再理她。在电影《中国》的问题上江青也表演了一番。电影是由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江青大概看过了，她找我去谈话。她说：这个片子拍了中国的阴暗面，是污蔑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江青要我看一看，并说：查一查是什么人批准让他来拍摄的，什么人陪他去拍摄的。
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安东尼奥尼和《中国》事件
文化组借来片子看了一遍，认为片子是拍摄了一些中国的阴暗面。我提出这个片子不能演。出乎意外，江青反对，她说这个片子就是要大演，让大家都看一看。后来知道江青的罪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要在周总理身上做文章。江青让我查的问题，我告诉中央组织部的郭玉峰去查，这个事情是我交办的（后来这成为郭玉峰的一个罪状。郭玉峰现在对这个事情还感到很委屈，在“文化大革命”后，他被开除了党籍）。郭玉峰了解以后，知道是广播事业局的一位同志陪着拍摄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后来好像批斗了这个同志。江青又派人查了外交部，这个调查我不了解。外交部查到了新闻司的一位司长，从安东尼奥尼的出入境问题牵涉到周总理。江青好像捞到了什么似的，更闹了起来，她当着我们的面大骂说：允许外国人拍这样的片子，而且带出去，不只是错误的，简直是汉奸！以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到了《中国》的问题，提得很尖锐，不点名地批评周总理。周总理又只是淡淡地说，经过情况要去查一下，他不太清楚。周总理以后也不再理会这件事，随江青去闹罢了。江青攻击周总理，我很为难。开始时，我还感觉这个片子是有毛病，不能演，后来发觉，这个片子牵涉到外交部、广播事业局，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我越发认清江青的恶毒。文化组的许多人都被江青整下去了，就剩下我、刘贤权、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王曼恬。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王曼恬提出很多理由，也慢慢地不来参加会议了。我对文化组的事真感到伤脑筋。
四届人大召开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份，周总理就分别找一些人谈人事安排，当时是三四个人为一批，周总理分批谈话。周总理在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让我去任部长。我知道后对周总理说我不行。我提出我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我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记得张春桥、江青坚持让我任文化部部长，他们说：就得你来搞。为此，倪志福曾和张春桥发生了争吵。倪志福说：北京市的工作吴德同志还管不过来，他不能兼任兼管那么多别的事情。张春桥说倪志福是本位主义。总理提出我做市委书记不兼革委会主任，主任要倪志福来搞。倪志福不干。张春桥提出别的书记是否也不兼主任了？这就牵扯到上海兼主任的问题。总理没有再提。
我找先念同志，提出无论如何我不干。我和先念同志经常接触，他对文化组的情况也很了解，我对他说，你也向周总理说一说，我实在干不了。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我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这个提议大概是“四人帮”商量后确定的。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再一次找先念同志提出实在干不了的困难。先念同志大概向周总理反映了我的情况。事实上周总理对我在文化组的尴尬处境也是很清楚的。以后，在一次征求人事安排的谈话中，周总理对我说，让我到人大去。周总理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因为朱老总和董老岁数大了，研究前例，彭真就是副委员长兼市委第一书记。我向周总理说：我不能胜任，很多民主人士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总理对我说：你怎么糊涂啊！我听到周总理说出这样的话，就不再说什么了。后来，先念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周总理批评你糊涂了吧？我说：是，批评了，但我的确不能胜任人大的职务。先念同志说：只有这一个办法，你才能脱离开文化组，不到文化部去，你调到人大工作，人大的人员是不能兼任政府部门的工作的。毛主席批准时，你什么也不要讲了。我这下才明白了周总理的意图。这样，我就脱离了“四人帮”把持的文化组。
我不任文化部部长，就讨论由谁任文化部部长。我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我具体提名上海的一个著名教授刘大杰。江青他们不同意，他们提出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周总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四人帮”比较注意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