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四人帮”在会上什么都不说，也不检讨。在一次会上，纪登奎和我还有几个同志问王洪文说：你们几个人商量，你背着周总理、政治局其他同志飞长沙见毛主席，你谈了什么？任我们怎么问，王洪文也不吭声。后来，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找我们几个人说：现在工作繁重，这个批评会先停一下，问题可先挂起来，以后什么时候想批就批。这个暂告一段落的意见经小平同志请示，毛主席同意了。以后，政治局曾传阅过江青写的一个很不像样子的检讨。周总理在江青的检讨书上写了一大段的批语。毛主席也圈阅了这个检讨。
５月３日政治局开会后的一天，张玉凤找我，说要我介绍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实际上是毛主席派她了解政治局会议召开情况的。张玉凤在闲谈中问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比较好。我也问张玉凤，如何理解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我说我不懂这个意思。张玉凤说：４月２７日政治局会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她转告主席说，４月２７日的会议上，叶（剑英）、吴（德）等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出来了，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我才恍然大悟。５月３日后，毛主席就不愿意见“四人帮”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也稍有下降。“四人帮”见不到毛主席了，他们就又想办法接近毛主席。
１９７５年９月３０日，毛远新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１０月上旬回到北京，借口要向毛主席汇报辽宁的工作而未返回辽宁。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时，乘机向毛主席耳边吹风，说辽宁的干部和群众反映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还反映了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言论。毛主席听了，对毛远新说，这些意见（指毛远新反映的邓小平同志当时的言论），顺着不好。毛主席要毛远新当面与邓小平同志谈，并且让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参加。后来，汪东兴、纪登奎告诉我，这个会上谈得很僵。邓小平同志说：你这些意见不就是说我犯了路线错误？毛远新说：提意见嘛，要杀头吗？以后小平同志收回这个话。在毛远新与邓小平同志谈话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把我找去，谈了十一条意见，主要是将他与毛远新谈话的情况告诉我。这次谈话后，政治局的同志见不到毛主席了，邓小平同志见不到毛主席了，王海容、唐闻生也见不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当时身患重病，身体不好，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又不愿见“四人帮”，结果就指定了毛远新做他的联络员，并在政治局宣布了这件事。邓小平同志当时已经很困难了。
１９７５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信，分别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我，内容是一样的。送给邓小平同志的信，邓小平同志转送毛主席了。给我的那一封信，我压住了。因为清华大学党组织关系在北京市委，我就找迟群和谢静宜谈话。
我对迟群、谢静宜说：刘冰同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几个书记先谈谈，人家有意见嘛，谈不拢再开个常委会，看一看能否统一起来。我还说：人都是有错误的，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批评不对的要解释清楚，批评正确的要接受。要搞好团结。迟群表态说：回去后就征求刘冰的意见，不会有大问题。我与迟群、谢静宜谈话后的一天，在国务院遇见了纪登奎同志。他说刘冰同志提出要找他谈一谈，问我刘
冰要谈什么问题。我说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有些意见，写了一封信。纪登奎同志提出可否看一看刘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里，就给他看了。纪登奎同志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回家说迟群与谢静宜在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８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同志说迟群、谢静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批评了。当时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为了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要下发，可以在别的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情。８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纪登奎同志的女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冰同志。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意见就更大了，在迟群、谢静宜与他谈话时，双方谈崩了。不久，李先念同志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外宾走后，毛主席留李先念、汪东兴同志谈话。毛主席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指赶工宣队、军宣队）。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毛主席还指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迟群、谢静宜六个人开会，由李先念和汪东兴同志传达他的意见，要这六个人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
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大会辩论刘冰的信
大会辩论刘冰的信。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叫我起草一个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由参加六人会议的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的会议，让迟群传达，先开小会辩论，视情况发展再召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送李先念同志看后，他提出至少要搞两至三个方案，以便主席选择。他说清华大学党组织的关系在市委，要有一个由市委主持传达的方案。我在原来提出的方案基础上吸收了李先念同志的意见，加上了由我代表市委传达的方案。邓小平同志看过我上报的两个方案后，也同意我去传达，他找先念、东兴和我在国务院的小会议室开了一个会。邓小平同志对方案稍加修改，加上了把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先把方案报送毛主席。这个方案由我们四人签名，报送了毛主席。很快批回来，毛主席在由我去传达的方案处画了三个圈，表示同意这个方案。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后，我就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当时，毛主席的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批评江青的，说她没有自知之明。我在传达时没有传达这句话，毛主席批评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也没有传达。我只说刘冰同志对迟群、谢静宜同志有些意见，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刘冰的信后，指示要开会辩论。“四人帮”这回可抓住我了，张春桥质问我为什么不传达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那句话，我说是辩论会嘛，如果先讲了毛主席说这封信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谁还敢讲话？
后来，清华大学开全校大会，我说迟群讲话就可以了，但“四人帮”逼着我去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传达。他们说，毛主席让你参加六个人的会议，清华又是北京市委管的，你应该到大会上去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要传达毛主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主席的这句话，要大家讨论好、辩论好。无奈，我只好去清华，但我只讲了五六句话，借口有事要先走，就交由迟群主持会议。这个事情后来被“四人帮”、毛远新插手，闹大了，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进而转向邓小平同志。毛远新曾对倪志福同志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后来，“四人帮”策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清华党委要向政治局汇报，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参加。邓小平同志事先向这些同志打了招呼，让他们准备在会上作检讨。
在政治局会议开始前，我在大会堂东大厅遇到邓小平同志，他对我说：也有你的什么事？会议开始后，先是刘冰同志起来“揭发”我们。他说他的一封信是经胡乔木、周荣鑫等同志送邓小平后转送毛主席的，另一封信是送给吴德，吴德又交给纪登奎的。胡乔木、周荣鑫、李昌、胡耀邦承认信是经过他们转送的，并且做了检讨。我们“这条线”的纪登奎也检查了几句，我没有吭声。这次会议的后一段是迟群、谢静宜及清华大学的什么人站出来发言，揭发邓小平同志，语言比较恶毒，围攻了一两个小时。这些活动是“四人帮”、毛远新策划、布置好了的，目的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老同志。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我是“四人帮”的人，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我在清华点的火。小平同志出来说：这件事我知道，他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同志也作证，表示整个事情的过程他都知道。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接触专案工作
１９７４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周总理去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回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毛主席还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一、二、三办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已经批了２９件解放干部的材料，我们应抓紧解决，不能每件都等毛主席批。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北京市工作，既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不是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当时，专案的情况不许过问，甚至逮捕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公安局局长李钊等人，我都不知道。那时受机关群众监管，刘仁被分配打扫厕所，忽然有一天不见了，我打电话问谢富治知道不知道刘仁的下落，谢富治说：你不要问了！李钊也是这样。李钊是在原局长邢相生被关押后由公安部派来的新局长。有一天，我找公安局长，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问知道不知道李钊的去向，谢富治还是说：你不要问了！还有范瑾，也是这样。忽然不见了，我怕出事，又问了谢富治，答复还是一样：你不要问了！以后我的确不再问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问他们的案子，只是人不见了总要问一问吧。这一次接受参加清理一、三办的任务，我的确是不曾沾过边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虽然是超脱的，可难就难在对这些案件的情况都不了解。毛主席几次催问工作进展。周总理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社会舆论当然也跟了上来，多少人正盼着这一天，要求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老干部。我们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当时，我们一方面抓紧听取一、三办人员的汇报，了解情况，看他们写的简要材料；另一方面要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