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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静宜看着这个办法不行了。她在一次打电话中对我说，市委要检讨。早些时候，毛主席一再讲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远新就提出了辽宁学习理论的具体做法，叫什么我记不住了。当时，中央正在推广这个经验。所以，我对谢静宜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要抓好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学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你也在场呀！谢静宜考虑了一阵子，只好说那就搞个学习班吧。学习班是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宣传部的副部长徐骏主持的。北大、清华都派人参加了。在学习班上，二七车辆厂的同志不同意北大写作组的观点，双方发生了意见分歧。先用开常委扩大会的办法，然后又采用举办学习班的活动，阻止了谢静宜搞乱市委的企图。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总理逝世，之后，大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谢静宜就忙不过来了。
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四人帮”对周总理极为忌恨
１９７６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１月，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１９８１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７页。
４月，是载入史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７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９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承受着空前的震动。我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这些剧烈的事变面前简直透不过气来。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各界群众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悼念周总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历史无情地把我卷入了天安门事件之中，注定地犯了错误。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
１月８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这是我深深感觉到的。周总理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凝聚着党心民心，也使敌对者惊惧和怀恨。总理的逝世，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党、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国来参加治丧活动，政治局曾为此开会讨论过，决定婉言谢绝。“四人帮”出于对周总理的极大忌恨，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更有甚者，“四人帮”凭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终于认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义的力量敢于蔑视“四人帮”的淫威，同“四人帮”的势力较上了劲。对于治丧委员会所发的那个通知，北京市没有传达。当时，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
１月１１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从３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宣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灵车队，万众心相随……”百万群众肃立寒街，送别总理从３月３０日算起至４月３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我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止被“四人帮”抓住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们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对于这些情况，在４月４日清明节前，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过。说实在的，我们与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毫无对立情绪。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
那几天，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四人帮”在周总理生前曾疯狂地攻击周总理，现在看到群众如此深情地悼念周总理，他们极为恼火，派了很多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搜集情况。４月３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６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我当时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４月４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２０７３个，共有１４００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４月３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２０万，５０７个单位送花圈８００多个；４月４日到广场的有８万人，４２０个单位送了４５０个花圈。
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６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我还说：从４月２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４８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我还汇报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我说：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发言中，我还讲了一些错话，我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上，我将前一天在市委召开的各界群众座谈会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作为市委的建议向政治局提出，要求争取两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花圈如山，人潮如海。
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市委的建议，“四人帮”也同意这个建议。但是，会议还没有散，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我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是右倾。江青指着我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我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