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兵团”，中央文革小组要市委支持它。中央文革小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团”的成立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紫的人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在场。北京市是我和丁国钰、雍文涛参加的。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新疆工学院红卫兵长征队顶风冒雪行进在戈壁滩上，赴北京串联。
国务院的秘书长周荣鑫也陪了周总理来。这个大会主要是批判“西纠”。我记得“西纠”是北京３１所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成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大会批判过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门，问到会的人知不知道谁是“西纠”的后台？参加会的红卫兵说不知道。江青铁青脸说：就是周荣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让周荣鑫站到台子的前边。江青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还有雍文涛！这样，当场就把周荣鑫、雍文涛揪走了。我看周总理的样子，他并不知道江青要点周荣鑫的名字，周总理也紧张了，但镇静地控制着。陶铸从中南局调到中央任常务书记后，从中南局调了一批人，雍文涛就是其中的一位，江青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陶铸的。我和丁国钰在后边坐着，真有些如坐针毡，坐不住了。丁国钰低声说：他们都点完了，就该轮到我们了。天知道，一直到散会，也没有点我们的名字。散会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来说，江青让我去。
江青问我雍文涛是什么人。我说：雍文涛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没有问题，他分管中学工作，他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责任在我。如果雍文涛有问题，罢了我的官算了。江青很生气，让我回去写检查。我的检讨送去后，江青在上面批了，大意是说吴德还比较谦虚，但不能不讲原则，雍文涛是有错误的。周荣鑫、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办法去找。周荣鑫找回来后，周总理让他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就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实际上把周荣鑫保护起来了。雍文涛被找回来后，在国务院的文办躲了几天。后来，雍文涛提出在北京危险，要回广东，他在广州市还有办法躲避。这样，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让广州来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雍文涛后来参加了广州市的“三结合”。事前广州还派人来向我作调查，我写了一个证明，说他到“西纠”是受组织派遣的，没有问题。成立市革委会后，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参加市革委会，任常委。那时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做“打闷棍”，一点没错，一个闷棍接着一个闷棍，弄得人晕头转向。说一说彭真的事情。彭真在他住的台基厂７号，被不知什么人抓走了，是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具体月份记不准。周总理在大会堂找我、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谈话，让我们去把彭真找回来。周总理提出弄清楚彭真的下落，再弄清楚是什么人把他揪走的。我们派人去，茫无头绪，找也找不到。傅崇碧对周总理说，这件事要找戚本禹。周总理就找戚本禹，要他把彭真找回来。
实际上抓彭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搞的，戚本禹一找就找着了。好像把彭真关在了戏剧学院。是谁直接搞的呢？后来知道是叶向真、刘诗昆他们。当时，造反派都要抓“资本”，彭真也是一个“资本”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彭真的住地都有门卫，他们是怎么进去的？知道彭真的下落后，周总理叫我们负责要回来。我提出我去可能要不回来，最好是由傅崇碧、卫戍区出面交涉，把彭真放在卫戍区监护，他们什么时候要批斗，卫戍区什么时候就送去。这样，才把彭真要回来，放在五棵松的卫戍区的一个师部了。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斗争彭真，造反派就提出要开大会斗争。那次大会斗争了很多人，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林枫。造反派当时都在抢这些人，哪一派抢到了就有了“资本”，各派有可能为此打起来。周总理让我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大会。我去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提出他们是否和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师大的什么组织联合起来召开大会，避免发生冲突。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不同意联合批斗。我又去找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他住在地质部或是地质学院的四楼上。
我和丁国钰去后，但见朱成昭的楼层层设置了他的警卫。我说找朱成昭谈事情。这些警卫让我们等着，他们去报告获准才让我们上去。我向朱成昭谈了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联合开会，但他提出条件，这个大会要由他们来主持。我提出让他问一问北航的韩爱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当场打电话把韩爱晶和韩的一个女秘书小朱请来了。韩爱晶来后，我告诉他们说，周总理的意见是各派联合起来开大会，至于你们谁主持，你们自己商量，也可以轮流主持。说通朱成昭、韩爱晶，又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经他们反复商量，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主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主持。这个会还没有开，这些造反派又为由谁主持批判会吵架了，我又去劝架。在劝架过程中，这些造反派忽又钻出一个念头，他们说斗彭真是为了转移对北京市委“资反路线”的视线，这是北京市委在捣鬼，是北京市委的阴谋。矛头对着我来了。我分辩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这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不信可以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我挂起电话，好像是陈伯达的秘书接的。我说：他们说我们在搞阴谋，转移视线，我们说服不了这些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人到会。来的人好像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他们表示支持召开联合批斗大会，并说这不是市委的阴谋，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
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戚本禹没有说几句话
戚本禹没有说几句话，他们就同意开会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武斗打死人的情况，城外开始是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一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个人。先是大兴的哪个公社我记不住了。听说以后，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像禹作敏一样。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戍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的秘书长马力。村子里的人看到解放军来了，就让进去了。他们进去后，就做工作。见情况很惨，小孩都遭毒手，村子里的人就是用锄头、镐把等东西武斗。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接着，昌平也出现打死人的事情，我们也是马上派人去制止了。后来，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把这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市里第一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个人出面与两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周总理还叫郑维山从北京军区派一支徒手部队把双方分割开。周总理派地质部的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去，他做“东方红”对立面那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我们到地质学院后，就找两派的头头来谈，我们一再派人去叫，两派的头头都不来，只让他们各派的参谋长来了。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两派罢兵。谈不拢。我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根本不听。夜晚时，有人送给我一张条子，条子的内容大意说，派关锋、戚本禹同志为联络员来解决问题，条子的署名是陈伯达。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叫我们与戚本禹谈谈。我对送条子的人说：不知道戚本禹在哪里。这个人便领着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戚本禹听完后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戚本禹还说：你们是站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一边，还是站在另一边？口气相当无理。戚本禹又说是否可以这样，“东方红”今晚有个大会，你代表市委主持“东方红”今晚的大会，把那个姓邹的地质部副部长交给他们批斗一下就回去，他们只批斗半个小时。我说是周总理让这位副部长和我们一起来的，怎么好来批斗呢？
戚本禹说批斗的时间不会长，不然解决不了。我叫丁国钰先回去了。郑维山看到这个势头也借口走了。我留下参加“东方红”的大会。他们说你先说几句，然后批斗一下地质部副部长，最后由关锋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当时，朱成昭还不同意由我主持会议。我看见戚本禹与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最后，戚本禹对我说，你来主持。开会后，他们派了两个人先批判了邹副部长，然后把他送回去了。以后，关锋念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说：“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东方红”这一派。关锋念后，宣布大会结束。我回来后，很不是滋味，强打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说武斗已经停下来了。周总理听后说那好，就没有再说话。事实上，北京的武斗大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清华、北大、地质学院、七机部、文化宫、西单商场、棉纺厂、水泥厂的武斗都很厉害。当时，我说话没有人听，但一有武斗，谢富治就让我和黄作珍去制止。西单商场武斗，我们正在现场。武斗起来了，有人用弹弓夹着钢球打到黄作珍的腰上，黄作珍的腰好几年都没有好。一个老工人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到角落里，保护了我。这次武斗是由“财贸尖兵”头头洪振海现场指挥的，后来把他抓起来了。实际指挥武斗的人就在市革委会，叫周景方，是学部的人，这些人和戚本禹有关系。百货大楼的武斗也是这样。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谢富治让我带着“五大领袖”去制止。一到民族文化宫，“五大领袖”都溜走了，武斗实际上是他们操纵的。结果，武斗没有被制止，我反而被困在那里了。我看到武斗的人员在集合。这时，戚本禹的秘书出现在我身边，他说他正好经过民族文化宫，就来了。这位秘书是位军人，很年轻。我对他说我处理不了武斗，我本人也出不去了。这位秘书说，他帮我出去。他找了两派的人，说他是戚本禹的秘书，是中央文革小组派他来的。他找两派一谈就解决了。我不由暗叹，我一个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说话还不如人家的一个秘书顶用。
“一月风暴”以后“文化大革命”愈来愈疯狂了
“文化大革命”愈来愈带上它的疯狂性，它要“更加深入”地发展。１９６７年伊始，党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１９６７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的号召，要求对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展开总攻击。在上海便发生了“一月风暴”，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北京的新市委也被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的造反派于１月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