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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很多人，王力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他是人民英雄。林彪在讲话中提到军队一小撮走资派问题。从此，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在部队中揪走资派”的口号。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被撤，刘丰升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陈再道被弄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不时挨斗。谢富治在市革委会讲话，说了过程，吹捧王力。看谢富治样子，在尽量靠拢。林彪讲话提出揪部队中的走资派问题后，就把它具体化了。新华社和党的主要报刊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全国掀起揪斗军内干部、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以后又否定，毛主席提出“还我长城”。这样，又说不是林彪讲的。陈伯达也不承认是中央文革小组提的。当然这是赖不掉的。林彪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要把所谓军队走资派揪出来，也有他的目的。
１９６８年３月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杨、余、傅事件”。那天晚上，傅崇碧同志在市委我的办公室和我闲谈。傅崇碧和我都曾在晋察冀工作过。他是六十三军的。他看着手表说：快到时间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通知去大会堂开会。说完，他就走了。第二天，市革委会开会，没见谢富治、傅崇碧、郑维山等来。我想谢富治在公安部忙，不来，傅崇碧、郑维山应该来。我打电话给卫戍区找傅崇碧，卫戍区说不在。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说会是不是由你主持？傅崇碧没有找到，他到哪里去了？谢富治说：你不要问，过几天会开会的。我纳闷。我是卫戍区的人都不知道，不过我对这种事也习惯了，不要问的事就不再打听。过了两三天，到大会堂开会。我的旁边坐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刘福，他偷偷地告诉我：傅崇碧出事了。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不好多说，也许他也不完全清楚。
“文化大革命”中没头没脑的事太多了。一些人都战战兢兢，朝不保夕，谁知道会飞来什么横祸。这时，就看到会场的台上忙碌起来，一会儿搬上来几把椅子，一会儿又撤下去几把椅子，搬上来和撤下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叶帅、李富春等都从旁门进来，坐在了第一排。我想：这些人怎么都坐在第一排，没上台去坐呢？这时，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就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周总理也在，他们都坐在台上了。黄永胜一进来就吼起嗓子呼喊“打倒杨、余、傅”的口号。我们坐在中间，看到这情景，觉得问题大了。接着林彪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说“杨、余、傅”是华北的山头，要粉碎这个山头。他讲了不短的时间，恶声恶气。
“一月风暴”以后林彪正在讲话时，毛主席出来了
林彪正在讲话时，毛主席出来了，大家就鼓掌，毛主席向大家招了招手，没有讲话就又回去了。这场面就更使人紧张了几分。但我们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央文革小组要卫戍区抄傅崇碧的家，找他所谓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地点所带着的手枪。以后开了十万人的大会，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都讲了话。陈伯达讲了这是第五个回合的斗争。我们是组织大会的人，都不让我们进主席台，我们躲在体育场的一个打电话的小房子里。后来知道杨成武是经常跟着毛主席出去的，为林彪所忌恨。杨成武找我谈事情的经过时说，他家为此死了三口人，一个是女儿自杀了，一个是他夫人赵志珍的哥哥还是弟弟，被押到河南，在那里死了……傅崇碧是华北的。余立金与吴法宪不对头。余立金，我不认识，放出来后才看见他的样子。抄傅崇碧的家，这时是温玉成任卫戍区司令。我听吴忠告诉我，没有在傅家抄出来什么东西。江青在十万人大会上说傅崇碧的罪状是冲击钓鱼台。傅崇碧放出来后跟我谈了这个事情的过程：许广平跟江青还是别的什么人说，鲁迅的手稿被人拿走了。
中央文革要傅崇碧找，他查到了经手的这个人，这个人是四川部队的，说鲁迅手稿就是中央文革小组让拿走的，就存在钓鱼台的楼里。这个事情弄清楚后，傅崇碧便带着他的秘书到中央文革小组去汇报。一开始还不让进去。傅崇碧打电话给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才让进去。江青、姚文元参加了，陈伯达参加没有不知道。傅崇碧就汇报了查找的情况。开始，大家还在听，当傅崇碧说是中央文革小组从许广平处取走了鲁迅的手稿后，江青一家伙就发火了。傅崇碧的秘书有病，江青一闹他就晕了。傅崇碧的秘书好像姓邵，他拿着傅崇碧的皮包，这个秘书紧张、害怕，手忙脚乱，把皮包扔到了地上。于是，江青就说是用皮包向她砸去，姚文元后来还证明，说他当时看到用皮包砸江青，皮包里有两支手枪。“杨、余、傅”问题，大概是林彪向毛主席讲的。林彪逃亡之后，毛主席批示：“杨、余、傅”一案有错，我听了一面之词。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在政治局传阅，我们都看过。“杨、余、傅”很惨：杨家死了三口；傅崇碧调到沈阳军区后，一到沈阳就被弄到辽源的煤矿囚禁起来了。傅崇碧说宣布他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前，把他警卫员的枪和皮包都下了，进去就宣布他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而且连夜立即走。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面前，许多的人遭受了不幸！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口号，是“砸烂公检法”。我出来前，市公安局让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进驻，这些造反派就驻进去了，代行了公安局的职权。他们进去后，打了不少的人、抓了不少的人，而被抓和被打的人都是他们这些造反派的对立面。社会秩序一下就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实行了军管，开始负责的两个人，一个叫牟立善，另一个人的名字我忘了，后来他们调到二炮和山西去了。接他们的人是刘传新、王更印。后来一翻过来，王更印被判了十年徒刑，太重了，冤枉的。刘传新是一个军的副政委，王更印是一个师的政委。我出来时已经军管了，快实行“三支两军”，军队要“支左”了。北京市最多时有三万人“支左”，海、陆、空都有。“支左”的人的关系是双重领导：一方面归卫戍区，由卫戍区组织一个办公室来管；同时海、陆、空三大总部也设有“支左”办公室，又归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来管，谢富治是通过卫戍区来管的，但卫戍区管不了。市革委会的决定，这些军队的人员先要回去向他们所在的各部请示，如果请示同意了，他们才照办市革委会的决定。那时，造反派夺权了，各方面都瘫痪了，很混乱，只有军队还有威信。军队“支左”，他们不了解情况，就对生产、地方工作瞎指挥，犯了不少错误，对军队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军队“支左”，局面就更难收拾了。揪军队走资派，砸烂公检法，包围中南海并安营扎寨，火烧英国代办处，武斗蔓延，都是这个时候。后来发展成了清华、北大的武斗，打死不少人。在清华，一边是“井冈山兵团”，一边是“四一四兵团”，怎么也解决不了，谢富治去也不灵。
军队“支左”也是波折很多，一开始是不知道群众组织的情况，都支持了。突然间，中央文革小组批评“支左”支错了，让“支左”人员掉屁股。这个掉屁股的过程，军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又批评把屁股又掉错了。军队那时很难办，没有一个大军区
不检讨的。然后才撤出“支左”，我记得纪登奎他们起草了这个文件。清华、北大的武斗制止不下来，毛主席决定同时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后来的军宣队是由８３４１部队的人组成，迟群、谢静宜就是以军宣队的面目出现的；工宣队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发起，动员了三百多名工人组成的，拿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开进清华宣传。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后，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当时，想不让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谈话的时间使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去。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让他回去了。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后，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并且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四五个进行劝导的工宣队的成员，同时还打伤了几个。
组织进驻工作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副司令员李钟奇，他们就在距清华不远的一个公园里指挥。李钟奇坐车进到学校后，“井冈山兵团”把他包围了，把他坐的汽车掀翻了，把他的文件包也抢走了。李钟奇回来后连说糟糕。我说，想办法把文件包要回来。工宣队进驻，遭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武力对峙。这样不行，毛主席就召见“五大领袖”。参加会议的人有江青、谢富治、温玉成。我做具体找这些人的工作，会议开了不长的时候，就允许我参加了。蒯大富也是后到的，找了他很长时间。蒯大富一进去就放声大哭。毛主席主要是说服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也安慰了几句。蒯大富这一哭真还起了作用。江青好像也抹泪了。谭厚兰有这个谈话的详细记录，谈话的全部内容我记不准了。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派谢富治和我到清华去。我和蒯大富、韩爱晶三个人，便坐同一辆车去清华。那时，很紧张，在清华的外边也聚集了众多的校外的两派群众，火药味儿都很浓，一派支持“四一四”，一派支持“井冈山”，特别是体育学院的，腰圆膀粗。支持“四一四”这一派的人要抓蒯大富。我一面说这怎么办？一面就让蒯大富和韩爱晶坐在后排。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把头特别伸出窗外，汽车一边走，我一边向两边的人打招呼，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我们就进去了。到了“井冈山兵团”以后，说明来意，开始很多人不同意，哭哭啼啼的。我说他们真没出息，哭什么！这是毛主席的决定，要放下武器。这样，慢慢地把武器放下了。以后，谢富治来了，召开了大会，“井冈山”开了会，“四一四”也开了会。工宣队和军宣队终于进去了。后来，北大也派了工宣队和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再没有阻挡。清华和北大的武斗才停止下来。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戚本禹也被关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错了，又挨批。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