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的同志多一些，负责人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和李立功。批极左思潮，市里发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是针对蒯大富搞的极左谬论的，突出抓了“造谣一千次就变成真理”、“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这样的谬论。这次批极左思潮搞了一段时间。借此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提起来了一批老工人负责生产，发动群众，稳定了生产。
１９７０年春，市里就布置清查“五一六”。一开始，下边就有个问题，有的单位就交代了：有组织，叫做“五一六兵团”，还有什么政委、兵团司令。说得头头是道。有的人还交代填了什么表。这样，就有一阵子追查组织甚至有的单位就追查表。这就搞得触动的人比较多一点。这样搞了几个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时候是群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下边报上来的重点人是七百多人。办留宿学习班，全市最多时有三千人。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
当时，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比如围困中南海，那时不是有“天派”、“地派”吗，实际上查来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虽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个。在北京市我们主要查清了几个重大武斗事件，一个是西单商场武斗，破坏性很厉害的，死了人。那是“财贸尖兵”干的，头子是洪振海，后来抓起来了。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
友谊商店的王景瑞也是头头。百货大楼的武斗、永定门粮库的武斗、琉璃河水泥厂的武斗，都造成很大破坏，也是伤了人、死了人的。另外一些事件，比如西郊的张兆庆，还有一个王洛宾，是造反派的头头，他们准备在西郊搞一个大公社，搞一块根据地，是戚本禹指挥的。二七厂的徐凯，他是准备把铁路系统抓在手里的。还有一个矿冶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名字记不起来了。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
我们后来还想给点出路。谭厚兰劳动改造表现比较好，认罪态度比较好，写过几次认罪书。谭小的时候是童养媳，很苦的。后来做了小干部，送到北师大学习的。我们考虑到这些，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想让她回老家当个小学教员，她四十多岁了，没有结婚，还可以找个对象。但以后没有弄成，她病死了。包括“五大领袖”，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你是打砸抢分子就是打砸抢分子，你有人命案就按有人命案处理。我们最后核实定案的结果，这个数字不是十分准确，大概是这样：定了１０个；待批的有２２人，当时有些人市里批不了，要报上去批；另外还有１４个挂着的人，当时，重点人物总共有４６人。此外，还有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４３人；犯有严重错误的６０８人，其中有２００多人是要给适当处分的。这是１９７３年时的一个统计材料。这就是结果，清查“五一六”开始不是说扩大化了吗？以后市委就掌握逐步落实政策、逐步定案。当时是根据人证、物证、旁证，核实定案的，没有这三条不行，不能光凭个人口供，最后还要给出路。再补充一下，我们当时还查了两个案子。一个是讨孔，就是谭厚兰组织小分队到曲阜破坏孔庙；再一个是谭厚兰反大庆，她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大庆去揪王铁人，记得好像把大庆的火车站都砸了。对清查“五一六”，不能一概而论，只讲扩大化的这一面，我们后来查的这些都是反革命案件，讨孔破坏很大，现在公安部还有他们破坏的纪录片，他们是打、砸、抢、烧。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这是抓“五一六”的情况。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师大的报告毛主席也批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出面和谢富治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４０天。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要是工厂的，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难缠的江青万里被监护，家也被抄了
江青很使人讨嫌，就像乡间小道上的刺草，弄不好刺你一身小刺球，够摘一阵子的。所以人们都躲她，惟恐避之不及。我说二三事。
１９６６年万里被监护，家也被抄了。１９６８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上，周总理主持，通知谢富治和我去汇报北京市的情况。汇报时，我提出我是新来北京的，这几年都被揪斗了，对情况不了解，需要一位了解情况的原市委的领导同志出来一道工作，这位同志应该是能够团结原市委的干部的。周总理考虑后说：万里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对市里的情况也熟悉，我明天请示毛主席。第二天是召开什么会我不知道，周总理、谢富治去参加了，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解放万里后，毛主席说：就是搞人大会堂、十大建筑的那个人吧！这个人应该出来工作。毛主席已经同意万里出来了，但还要做很多群众工作，先让万里到首钢参加劳动。以后他就参加了北京市的党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当时，还有一些人让万里检讨，后来说服了大家才不让他再检讨了。万里出来后，有一次江青要到景山去看墨牡丹，据说墨牡丹是稀世珍品。我考虑万里对北京情况熟悉，便让他陪同。到景山后，江青看到了崇祯上吊的歪脖子树。这棵树已经枯死。江青说崇祯是个昏君，给他搞什么纪念，把它砍了。这本是一种历史见证，江青竟把它说成是什么纪念，要把它砍去，真是不可理喻。万里回来后对我说了这个情况，问怎么办？我知道逆不了江青，说：“那棵树既然已经枯死了，她说让砍就砍了吧，以后再栽还是怎么办再说。”这是江青故意刁难万里。
还有一次江青到香山碧云寺，也是万里陪同。江青看到孙中山的纪念堂还在，孙中山的水晶棺和孙中山的生平事迹展览还在，红卫兵造反时没有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未受冲击。江青进到休息室，看到休息室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就发火了。她说：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挂毛主席的像？江青让把毛主席像摘下来她带走，她告诉万里，把孙中山的水晶棺和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统统弄走。万里问拿到哪里去？江青说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她冲着万里发了一顿脾气。万里回来后向我讲了经过。我心里不禁想，江青好“革命”啊，但她懂什么呀！我说这关系到统战问题，动不动这些东西要请示。接着，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把我叫去大骂了一顿，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江青质问我说：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为什么在碧云寺还展览孙中山的东西？她态度蛮横之极，要我第二天就把这些东西迁走。这就是后来江青对张玉凤说我是国民党的由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我是列席的，我能同江青说什么呢？我只好转向周总理求救。我向周总理提出：这是关系到统一战线的大问题，怎么处理为好？江青还在那里哇哇地闹，周总理对我提出的问题一时没有吭声。难哪，我们怎么办呢？我回来后，与万里反复商量，决定先把东西拿走，找个地方存起来。为避免不良影响，遮人耳目，也为保护碧云寺，碧云寺以内部修理为名，暂停开放。
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同意了。就算把一场风波对付了过去。以后，毛主席从西柏坡进北京时在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