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帕（Tom Stoppard），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阿莫斯·奥兹（Amos Oz），托尼·莫瑞森（Toni Morrison）等世界一流作家，授权南海出版公司出版。金浩先生在得知文化公司也有机会参与代理新科诺奖得主的作品版权之后，来信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近几年来，文化公司在图书的选题策划、版权书的引进、翻译推介以及发行等环节参与国内的出版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为版权代理人，我也根据文化公司的具体情况，竭力说服德国出版社与文化公司合作。在此之前，上海万语已经与我们签了几个版权合同，合同执行的情况很好，金浩先生懂德语懂出版，又加上还有一层“校友”和“学弟”的关系，因此，我们也对德国出版社做了一些工作，获得了德方同意向上海万语授权的许可。在选目上，我和金浩先生通过电话沟通，很快就确定了向他们授权耶利内克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我们是诱鸟，宝贝！》、哲学散文剧《托特瑙山》和戏剧集《娜拉离开丈夫以后》（Was geschah； nachdem Nora ihren Mann verlassen hatte oder Stützen der Gesellschaften）。金浩先生很看重戏剧集，他认为，上海这座中国最现代的城市，是最有可能把耶利内克的剧作搬上舞台的地方，并且表示在书出来之后，将积极着手联系安排演出事宜。他还委托我全权安排译者，争取三本书的翻译工作能够同时完成。我很高兴地请到前辈译者刁承俊先生翻译《我们是诱鸟，宝贝！》，我和刁承俊先生虽然至今都未曾谋面，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因为翻译德国作家格拉斯的几本书，我们多次通电话，彼此的声音已经很熟悉，刁承俊先生是翻译格拉斯作品最多的中文译者，由他翻译这本书，质量无疑是上乘的。《托特瑙山》的译者沈锡良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德语系，酷爱哲学，曾经准备以同等学力报考复旦大学的西方哲学博士研究生。以我个人之见，在耶利内克所有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中，《托特瑙山》是最难翻译的，沈锡良先生兢兢业业，查阅了很多哲学资料，尽了最大的努力。
《魂断阿尔卑斯山》（In den Alpen）和《娜拉离开丈夫以后》，是我在安排版权之初感到最棘手的两本书，前者选译了六个散文剧，后者则汇集了六个传统剧本。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同意购买版权之后，我高兴地通知了德国出版社。谁知，德国出版社遗憾地答复我：耶利内克本人不同意我提出的这两种戏剧选本的方案，要求按照罗沃尔特出版社和柏林出版社的德文版原书的选目分别单独出版。我顿时傻了眼，的确，德国出版社是有言在先：“合并出版的剧本，需要得到作者本人的许可。”而且，我在最初发给中国出版机构的出版计划中也重申了这一要求。但是，我自己后来却忘了这个茬。上海译文社的《死亡与少女》共五个部分，在德文版中，是分别出现在三本戏剧集里的，《魂断阿尔卑斯山》等六个散文剧分别选自三本德文版的戏剧集，《娜拉离开丈夫以后》等六个传统剧本也是出自两本德文版的戏剧集，而且在这些德文版的集子里还有两部超过十万字以上完全可以单独成书的长剧。我不甘心，绞尽脑汁地给作家本人写了一封信，通过德国柏林出版社版权编辑奥斯瓦德女士（Sabine Oswald）转达，我陈述了中国出版社对出版她的作品的热情、中国出书的特点，介绍了长剧单独出版、短剧合并成集的理由，另外也强调了三家中方机构的戏剧集选自不同的相互交叉的德文版本，版权归属难以协调，希望她能够考虑中国的国情，同意我的选目方案。11月18日，我收到了奥斯瓦德女士的来信：“您可以按照您提出的剧本选目安排授权，其中也包括施戴德出版社的一个剧本。耶利内克女士给我回信，她认为这样选编是合适的。”我感到如释重负，并在当天就办完了所有合同，发给德方审阅。我也是这时才知道，《云团·家乡》这个剧本的版权归属出版格拉斯作品的施戴德出版社，好在该社也是由我独家代理，一个电话就立刻落实了。这一“意外事故”是导致耶利内克中文版权安排一直到11月19日才“尘埃落定”的重要原因。
安排六个传统剧本的翻译，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几位译者都是已经事先约定好了的。丁娜、李鸥、杨丽、徐静华这四位译者是北京大学德语专业77级的同班同学，都已经在德国和奥地利生活多年，前三位还获得了德语文学博士。杨丽女士发表在《欧览月刊》上的《破译天书随笔》一文中写道：
《我们是诱鸟，宝贝》 第四部分第七十三章 （9）
“我们特地利用春节期间在慕尼黑相聚，讨论对作品的理解，体味耶利内克语言的双关意义，赞叹某些词语表达的精美和贴切，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时代，沉浸在纯学术讨论的喜悦中，这是一种难忘的快乐，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似乎实现了大学时代的梦想，一种成熟的梦想。在这个大年初一的傍晚，我们讨论得是那么激烈，那么投入，顾不上品尝其他朋友们精心烹调的春节大餐，只是专注在对耶利内克作品的分析中 …… 在翻译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史料和西方文学理论文献和哲学文献。由于耶利内克的作品中用很大篇幅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思维跳跃大，有时似乎特意迷惑读者，以达到让人深思的目的，为了确保翻译和理解的准确性，我花了很多时间和有关人员对其语言和历史背景进行核实 …… 翻译工作结束了，我觉得经受了一场感情上，理智上，语言上和幻想上的洗礼。我学到了很多很多，重温了很多很多，理解了很多很多。这对我不仅仅是一次翻译，而且是一次戏剧理论的复习，一次西方哲学史的重温，一次年轻时代美好幻想的实现。”
李鸥和杨丽应邀翻译《城堡剧院》，这是最难译的一个剧本，很多话是用维也纳方言和格拉兹方言写成的，因此在翻译上非常艰难。这对同行伉俪已经在维也纳生活了20多年，他们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请教了许多奥地利的朋友和搞戏剧的专家，他们还专门去维也纳的“城堡剧院”，观看了《城堡剧院》的演出。在翻译风格上，选择了普通话作为基础，根据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采用了一些比较高雅或比较低俗的表达方式。丁娜和徐静华分别生活在德国的慕尼黑和柏林，她们除了相互切磋、请教德国友人之外，还想到直接求教作者本人的办法。丁娜女士在2005年3月29日用德文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写道：“因为作者在语言上非常独特，所以我们在翻译中请教的一些德国人这一次对我们帮助甚少。他们要么说，自己不够聪明，无法看懂这样的文字，要么我们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解释，往往还是前后矛盾的。”她请我将她和徐静华女士在翻译中的问题转发给耶利内克本人，她还在信的前面注上“SOS！！！” 我将她的信通过罗沃尔特出版社的克隆普霍茨女士（Kristina Krombholz）和布劳恩女士（Ursula Braun）转给了耶利内克女士。4月8日，丁娜收到了耶利内克本人回复的电邮：
“尊敬的译者先生，我收到了您的SOS和那些问题。我感到非常遗憾，真的！我可不愿意处在您的位置。请您稍微有点耐性。我刚刚回到维也纳，（我已经出去很久了），需要一些时间处理最紧急的事情。但是我将尽力而为。问题在于，我经常写的不是‘标准的’（kein “normales” Deutsch）德语，而是一种艺术语言（Kunstsprache）。您一定要在中文里找到一些相对应的东西，（可惜我对中文几乎毫无所知，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您可以非常自由地、有创意地处理我的文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您必须意译（nachdichten）。再见并致以衷心的问候。您的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非常感谢您为此费心！”
但是，就在四天之后，罗沃尔特出版社的布劳恩女士给我来信说：我们已经把译者的问题转给了耶利内克女士，“作者现在给予了答复，她很遗憾，现在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在她的文本中有许多地方是无法做出合理（rational）解释的。因此，为了把她的书很好地翻译成中文，译者和出版社现在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项工作。”丁娜和徐静华当然感到很失望，但是没过几天，丁娜接到卡特琳·劳施博士（Dr Katrin Rausch）的电邮，她是耶利内克的朋友，住在维也纳，从事德英…英德翻译，懂汉语，曾经被德国学术交流基金会（DAAD）派遣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现在受耶利内克之托，向译者解答翻译中的问题。在她的协助下，两位译者顺利地解决了最后几个疑难。中国科技大学外语系徐筱春副教授和南京大学德语硕士毕业生陈兆女士，也把翻译耶利内克的作品视为一次“神圣的工作”，为了做好准备，迎接“很大的挑战”； 她们认真阅读了许多老一辈翻译家的剧本译作，“想多找找剧本翻译的感觉”，她们俩虽然身在国内，但是周围都有一些德国专家学者，他们自然成了解答疑问的老师。交稿之后，徐筱春女士给我来信：
《我们是诱鸟，宝贝》 第四部分第七十三章 （10）
“这是从事翻译以来最艰难的一次，在‘信、达、雅’的钢丝上如何保持最佳的平衡？怎样才能兼顾作者的风格和读者的阅读习惯？译文风格的选择和把握是最难的，尤其是这样的作品，不敢为求‘达’而少‘信’，感到前所未有的束缚和压力。虽然也知道这是个人爱好的问题，怎么做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众口难调……但是依然想做得更好……文学翻译实在很难！耶利内克的作品就更难！！这个剧本中涉及许多史实，却又不把引文明确标出，真的担心不加注解，读者无法读懂，但加注解也许同样会引起争议……已经两个月没有好好享受阳光了……这两个月过的真是非人的生活： 非人的辛苦非人的痛苦非人的充实……还有，非人的快乐非人的满足非人的……都是因为耶利内克； 因为《克拉拉·S》。春天来了；我也渴望着走出克拉拉的寒冬；带着满足和感慨……”
感谢各位译者，你们本着认真敬业的态度完成的高质量的译作，让我在后来的审稿工作中着实省去了很多力气。其实，我本来也应该是本书的译者之一，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可能会被人看成是一个贪图虚名的编选者。从11月下旬起，我开始动手翻译《娜拉离开丈夫以后》，我当时是有点私心，一是因为这个剧本是耶利内克的代表性剧作，我自认为也是最有可能被搬上中国舞台的剧本，二是这个剧本从语言上来说相对好翻译，每天翻译一点，三个月内可以完成，不会影响我的其他工作。但是，2005年1月中旬，我在和杜新华通电话时，偶然得知《世界文学》杂志将发表这个剧本，译者是我过去的同事焦仲平副编审（焦庸鉴是他的笔名）。犹豫了几天之后，我给焦仲平打了电话，向他约稿。当然，我自己也就放下了翻译这个剧本的工作。非常有趣的是，1月31日，我约请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博士生齐快鸽女士翻译其他文章，她在得知我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