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走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
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
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
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
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奶奶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奶奶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还记得八子吗？”奶奶问我。“当然。”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八子没有去插队。“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奶奶。
奶奶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奶奶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他倒是低头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他进工厂了？”“没有。先前他想进工厂，人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我说：象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二十七八了，还没个对象。他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
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头些日子，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儿也不抬。八子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子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大学生说话，那男的又高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
唉！“奶奶，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行啊！”奶奶高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肉馅吧。
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好的吃。奶奶一个人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肉，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它那些呢！”我说：“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
“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人，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奶奶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真得承认：奶奶的觉悟比我高。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行？
奶奶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
最后这几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份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两个小时，一班接一班。奶奶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份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奶奶值一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勾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两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奶奶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
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赶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奶奶七十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
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一个大拇趾和一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呵。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
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一生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
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她一字一顿地念，象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