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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积30年的能量突然爆发出来，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猛
然间受到巨大的冲击，摇摇欲坠了，有些顷刻瓦解，有些重新排序。这时的广州、深圳，确实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机会，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希望，但也充满了危机。
君子爱财没有什么不对，财是养命之源，只要取之有道就行了。这是古圣贤的教导。个人赚钱的动机是高尚还是龌龊，并不重要，它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重要的是赚钱的规则是否完善。规则的好坏才是决定一个社会好坏的关键。当社会患上种种奇难杂症时，不能怪人们“贪婪”、“自私”，怪只能怪没有一套好的游戏规则。
然而，许多人不在规则上做文章，却只会挥舞道德大棒乱打，拼命想关上被广东人打开的窗口。当时广东创办的《南风窗》、《黄金时代》和《南风报》，竟被批评刊名与金钱有关，与香港和资本主义沾亲带故。一时间大帽纷飞，杀气四起。人间无端之事，往往如此。这些人对金钱的恐惧，简直到患上神经官能症的程度。
但他们全都失望了，石头一经出现，就再也不会消失。
1987年，有3位“青年教育家”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致力于为青年“传道、授业、解惑”，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们是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他们的演讲，在全国各地受到热烈欢迎。
1988年，他们来到了深圳。在与蛇口青年的座谈会上，李燕杰和曲啸畅谈了他们参观了深圳和蛇口的感想。曲啸在称赞之余，也表示出对某些现象的忧虑，他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这是极少数的淘金者。”
但“淘金者”这个词一出，马上招来蛇口青年的提问：“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曲啸说：“我认为内地有少数青年到深圳、蛇口来，目的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图这里的生活好，工资收入多，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他们就不肯来了。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
蛇口青年立即反驳：“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我们蛇口青年以淘金者自居。深圳就是淘金者的血汗浇筑的。”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就如个体户开餐馆，他们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纳税，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
彭清一认为，美国是美国，不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搬来建设特区。曲啸也认为，当年美国那场西进运动，采用的互相残杀、掠夺、坑蒙拐骗手法，以及对当地印地安人的残酷掠夺，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们今天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相同之处，但我们绝不允许采取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采用的那些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之类的办法。
蛇口经济发展研究室的一位干部事后说，我们对曲啸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之后，价值观念的变化。
曲啸痛心地表示：“街上跑的小车几乎都是外国的，我看了心里很难受。这说明我们落后。”但青年们觉得这个说法太肤浅，落后是体制弊端造成的。《蛇口通讯报》一位记者反唇相讥，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也是落后的表现。
曲啸等人赞扬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蛇口青年则指出，这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双方最后不欢而散。
这次争论，被当年的《蛇口通讯报》称之为“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用今天的眼光看，蛇口青年的观点，不过是一些常识而已，但在改革开放将近10年的1988年
，竟还可以轰动全国，本身就很意味深长了。有许多观念，不是盖几座摩天大楼，办几间三来一补工厂就能改变的。
有一次，一个上海参观团到了蛇口，其中有一位经理，对负责接待他们的深圳经理说，他在上海拿的工资，比他手下的职工还少。深圳经理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经理要比职工少拿工资？
这位上海经理作谦谦君子状回答：“改革有不少阻力，有人议论你搞改革无非为了多拿几张花纸头。所以，我拿得少就证明我搞改革并非拜倒在孔方兄（钱）脚下。上级给我每月的补贴，我也不拿，拿了议论更多。”
深圳经理笑曰：“你这样做，在上海会得到‘不计名利’的赞扬，可在深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一个月的工资按规定多少，照拿不误，多劳多得，这一点我不谦让。当然，如果我不称职，可以把我撤掉。”
这两个经典的故事，对广东人的事业观、金钱观，是十分生动的注脚。虽然那些深圳青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方，他们是自己扛着铺盖卷，不远千里到南方来创业的。不过这群新客家人，已经接受了广东人的价值观——他们当中不少人就是冲着广东人的价值观才来的。
1980年代，金钱是个令人疯狂的东西。地皮、批文、回扣、官倒、个体户、万元户、炒更、下海、跳槽、股票……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凡是1990年在深圳生活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触目惊心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用旅行袋、纤维袋、公文包、学生书包，装着大捆大捆的钞票，带着一身酸臭汗味，挤进了证券交易所。他们当中，既有个体户、工人、农民，也有机关干部、离退休干部、待业人员、教师、学生、厂长、经理。
流传最广的故事是某某人要用全副身家去炒股，妻子不同意，就把身家对半分了，后来老公成了百万富翁，目光短浅的妻子只好守着那几千元后悔莫及；另一个故事是说深圳某某人在若干年前被单位摊派买了两千元股票，压在抽屉里忘了，等他想起来的时候，两千元已经变成了几十万元，就算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干也吃不完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故事渐渐失去了它诱人的光芒。
进入21世纪，是中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时期。十几年前那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钱就是草头王”，靠打几个电话，吃吃喝喝之间，弄几张批文，炒炒地皮就能一夜暴富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粤商，也进入了成熟期。
随着1970、19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广东人慢慢长大成人，开始进入社会，他们对刚刚过去的物质匮乏年代没有深切的体会，受1980年代那股近乎疯狂的“抢钱潮”影响也比较少。那些在1980年代曾令人如痴如狂的一夜暴富的神话，他们往往一笑置之。与其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不如找份合适自己的工作，老老实实挣钱，开开心心做人。他们对实现自我，比对挣大钱、揾快钱有更高的期望。
广州人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他们习惯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既不愿意向别人借钱，也不愿意借钱给别人。举债是一件非常不爽的事情，无债一身轻（不借债一身轻，不放债也同样一身轻）。据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成都和西安等7个城市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广州人对从“金融机构取得抵押贷款进行消费”、“有抵押的分期付款消费”等消费信贷方式的接受率最低。也就是说，广州人最不习惯于先使未来钱。
另据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本世纪初做的一项调查，发现有六成广州人认为幸福源于生活稳定、身体健康和有温暖的家；有三成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感到幸福是由于有知心朋友和一份不错的工作；只有12％的人认为有钱就会感到幸福。
广东人对财富一向保持低调，不喜炫耀，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富不可露眼，贵不可张扬”。广东人把个人财富视作最重要的隐私之一，向一个不太熟悉的人打听他的收
入，就像打听女子的年龄一样，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广东年轻一代在性格上、观念上——特别是对金钱的看法——与广东人的传统，有某种意义上的对接。广东人的传统性格似乎又回来了。
我在两个以广东年轻人为主的网站上，分别发了帖子，请大家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出自己的金钱观。回帖很热闹，我发现大部分回帖，都流露出轻松、平实、豁达、幽默，又不失追求的精神，而1980年代常见的盲目和浮躁情绪，则几乎消失殆尽了。
下面是一些广东网友的回帖：
钱不可多，够用就行。
好天斩埋落雨柴……刀仔锯大树……
我自己的感觉：没钱的人是无耻的！
我本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可惜没有；我转而想要很多很多的钱，可惜也没有。我只好发扬阿Q精神：现在的生活蛮不错嘛，哈哈！
我喜欢钱，由衷地，没有任何虚伪地喜欢。钱本身是一种多么纯洁的事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诋毁它？甚至根本不好意思提及它呢。
别人只认钱，我只好去赚钱。
有了强烈追求金钱欲望的人才能有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很多人说：“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其实什么都有了又何必要钱呢？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有得捞就捞﹐只要无手尾。
有钱剩，心就定。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笔钱压袋，钱包里的现金最少要够我回家，银行卡里的活期存款一定要够我两个月的日常开支，定期户口里的钱够我两年基本开支。尤其最后一条一定要保证。
爱钱如命，没钱不活。
小富由勤，大富由命。
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
心安赚，自在花。
辛苦揾来自在吃。还有一句：来得安心，用得放心。
居安思危，积谷防饥。
……
当我读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回帖时，甚至暗暗有点惊讶，这是一些20岁上下的青春少年的回答吗？看上去怎么像极了林语堂在《吾土吾民》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老成温厚、超脱老猾、知足常乐、和平主义的中国人？
有钱大家一起赚
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有人把广东人、上海人、山西人、香港人和日本人的“生意经”，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山西人是你赚了我不干；上海人是你赚得比我多不干；广东人是只要有点赚我就干；香港人是只要不亏我就干；日本人是眼前有点亏将来有赚也要干。
晋商曾经是明清时中国十大商帮中实力最雄厚的，山西人精明、能干、富有、善于理财
，天下谁不知道？谁敢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