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写。
萧乾先生手迹
周作人书信的一点说明
手头有周启明（作人）先生给《世界文学》编辑部的一封信。事情是我
经的手，信也一直半有意半无意地留在我的手里，经过运动、下乡、搬家居
然未被毁掉。现想借《文汇读书周报》一角披露，以免湮没。
60 年代头几年，我秉承编辑部领导的意图，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借来周先
生的一部译稿中的一篇，即古罗马时代希腊语作家路喀阿诺斯的《宙斯被盘
问》，准备在出书前先行发表。作为责任编辑，我在仔细阅读译稿时，发现
注解中一个第三人称代词指的是谁不甚清楚（今天查了一下，当是1964 年第
5 期《世界文学》79 页的第2 注），便向八道湾周寓写了一封信，一来征求
先行刊载的同意，二来问清注解中含混之处。不久后便收到了回信。全文如
下：
世界文学编辑部同志：
来信敬悉。“宙斯被盘问”拟发表，别无什么意见。承询注文中之“他”，
即是指克洛索斯，因为他那时拟攻波斯国王库洛斯，去问神示，结果是战败
被俘，库洛斯大概因以前有注说过，所以在这里不再说了。此致敬礼
四月十二日周启明
原信的信封未留，无法从邮戳上断定年份。但译作既是1964 年5 期（5
月20 日出版）发表，那就一定是该年而不会在上一年写的，因为我印象中该
稿没有拖了那么久。
发表时附有一篇前言，那是我写的。记得也曾见过周先生为整本书写的
一篇说明之类的文字（不长），但当时编辑部觉得不太合用，便让我编写了
一篇。最近重读，看到最后一句是这样的：“在库尼斯科斯的雄辩面前，作
为‘全宇宙的主宰’的宙斯亦不得不嗫嚅而退。”我怀疑最后那四个字是从
周先生的短文里抄来的。因为以我当时的水平，还写不出那样老练的文字。
周作人先生手迹
同伙记趣
但丁说过一句话：“没有比在苦难中回忆幸福更为痛苦的了。”这句话
总让我联想起一个“实例”：李斯在被处决前与儿子抱头痛哭，说：“吾欲
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但是能否设想一下，若
是颠倒过来，情况又是如何？
与李斯比，我自觉已是非常非常的幸福了。所以，遇到有人在我面前慷
慨陈词，痛斥“脑体倒挂”、“出现了百万元户”时，我大抵是心如枯井，
波澜不起。要发财，趁早改行去呀！想想当年是什么滋味？人得学会知足才
是。如今坐拥书城，只要不拉闸停电，身体吃得消，尽可读到东方既白。偶
而还能领到几文稿费，买点酒菜。几杯下肚，有一搭没一搭（时醒时睡之故
也）地看看人家电视剧编得有多可笑。人生至此，更欲何求？虽南面王不易
也。
现在是连友人赠送的著译都看不过来了。遥想当年在河南干校（离上蔡
不远），连大学问家钱钟书、杨绛先生都要问小子我借书看呢。
那是一本极普通的书，袖珍本的《DAVID COOPERFI…ELD》，是我念大学
时在上海旧书店里“淘”来的。书前有签名与注明的日期为证：1950 年12
月31 日。因为本子小，下干校时往木箱里一塞，“夹带”了下去。
最近重读《干校六记》，在最末尾处，杨绛先生写道：在干校的后期，
空气不那么紧张了，“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同
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该书65 页）这使我想起，我的那本《大
卫·科波菲尔》原本，当时曾用旧报纸包了，在朱虹和钱、杨二位之间传阅
过——当然，读时手边还得备好一本小册子或是《红旗》，以便遇到“有情
况”时拉过来作掩护。
今天，我特地从书堆里把那本带去干校又带回来的袖珍本找出来，一页
一页地翻了一遍。我记得上面有钱先生留下的笔迹。果然，我没有记错。
我发现在十数处，都有用蓝圆珠笔在正文侧边点的小圆圈——我相信这
是钱先生点的。至于说明什么，那只有钱先生自己知道了。有几个地方则用
铅笔打了“×”号。如在第 25 章《吉神和凶神》里艾妮斯说的那段话的旁
边（原书372 页）：“假如我能使他恢复起来该多好呵，因为我已经不知不
觉地成为他衰老的原因了！”翻过去一页，在这样一句话旁边又出现了一个
“？”号：“还有别的客人——我觉得都像酒一般临时冰过了。”在377 页
的“and he point…blank refused to do it”的“point…blank”下，用铅
笔划了一道，并在旁边打了个“×”，像是认为狄更斯此词用得不甚妥当。
（此处中译借用董秋斯先生译文，下同。）
在388 页下端，出现了铅笔写的一个“好”字，看得出是钱先生的字。
所夸奖的这一句，是书中反面人物尤利亚的话：“‘，我是多么高兴，你
不曾忘记！’尤利亚叫道。‘想一下，你是在我卑贱的胸中燃起希望的火花
的第一个，而你并不曾忘记！！——你肯再赏给我一杯咖啡吗？”读过《大
卫·科波菲尔》的朋友想必记得，这一章对“小人得志”、“讨了便宜还要
卖乖”的尤利亚作出极其出色的刻划。
在48 章《Domestic》（家务）的左上角，钱先生写了一个“看”字，显
然是建议在他之后会读此书的杨先生着重欣赏。49 章《我堕入迷雾》左侧也
有一个“看”字。50 章《辟果提先生的梦想成为事实》不但左侧有“看”，
右侧还多了一个“√”号。52 章《我参加了一场火山爆发》也受到同样的优
遇。53 章《又一度四顾》左侧一连有三个用红铅笔打的“√”号。54 章《密
考伯先生的事务》边上又是一个“看”与一个“√”。第56 章《新伤与旧伤》
左面有“看”“√”，右面则是三个字：“见黑本”。起初我琢磨了好半天
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联系到《干校六记》中的那句话：“箱子里带
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才敢推断这“黑本”准是钱先生内容
丰富的笔记本（《管锥编》中许多内容想必也出自此）中的一册。
原书第57 章《移居海外的人们》左侧还是一个“看”与“√”。看来，
这几章是狄更斯全书写得最好的部分之一。此外，还有一些“？”与“×”
号，散见全书各处。我要把评批文字最多的一处留在最后说。那是在原书的
第586 页上（第40 章《流浪者》里）。在When she was a child。”那一
段的侧边，一种铅笔字迹写道：“she 指何人当查清”。紧底下则是另一种
铅笔字迹：“即甥女！”那惊叹号打得真用力，我怀疑铅笔头会断，跃然纸
上的是这样一种口气：嗔怪前面那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连这点都不知
道？！据我平素对钱、杨两位笔迹的了解，前一种该是钱先生的，后一种则
无疑是杨先生的。联系到《干校六记》中说“默存向来不会认路”，这种“小
事糊涂”倒是很符合钱先生的性格的。
随着对我年轻时购买的小书的一页页的翻动，夜逐渐深了。干校的种种
琐事也一一泛上心头，但印象毕竟变得模糊暗淡了。又是20 年过去了，小书
上因缘时会得到的铅笔批注怕也有难以辨认的一天。我花些力气，把它们变
为可以稍久保存的铅字，恐怕还是必要的吧。
杨绛、钱钟书先生手迹
真假古董
我年轻时就不是个会玩儿的人。游泳、跳舞什么的，只能算是“粗通”。
等外面时兴玩摩托车时，我已经上了岁数，更不敢碰这种危险品了。若问我
工作之余作何消遣，除了看闲书、听音乐、看画，逛书店和旧货铺就是我的
最高享受了。但我没赶上好时机也缺乏眼力，绝不可能收到宋版书与宣德炉。
“文革”期间，有人几百元就购到一架名牌“斯坦威”三角钢琴，我即使有
这份心也没有那么些平方米。60 年代初，我用400 元从隆福寺买了张二手货
花梨木大理石面足足躺得下一个人的写字桌，还在单位里挨点点戳戳说了十
来年呢。（如今同样的那些人又夸奖我“有眼力”了，因为在高档“家私行”
里，不甩出一万多人民币这样的桌子搬不回家。）“文革”后期曾以5 到15
元的价格购到几只金丝楠木、紫檀木的画框，这就算是发了笔小小的“国难
财”了。有的事情真假莫辨，眼下还不敢吹牛。如前些时从地摊上买回两件
“大明万历年制”的瓷器，一为20 公分直径的青花盘，上有八仙过海图，用
芭蕉叶图案隔成四小幅，每幅二仙。另一为五彩八角葫芦形花瓶。家里人都
说是假古董，我说就当它是真的岂不更为有趣。
古玩文物我是十足的外行。要说历年来收进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那
还是几本旧书，大抵是从东安市场买来的。
我买到过一本书——书本身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书里却夹着几样东
西。一是一张发黄的照片：一对土头土脑的乡绅夫妇，正襟危坐，做出一副
照相的样子。老爷太太之间放了张半人高的茶几，上置一盆花，茶几下面是
只高筒痰盂，背后则是绘有花树的布景。与这张照片放在一起的是张画在土
纸上的符咒，不知出自哪位茅山道士的手笔。照片早就不知去向了，符咒却
还隆重地供在镜框里，摆在工作室的一角充作镇邪之物。镜框另一角是我从
买来的另一本英文书里找到的一张名片。上印：“张大千（制），北平府右
街罗贤胡同十六号，电话西局二千九百一十八号”。我原来只知张大千名
“爰”，拿不准这位张大千是否即国画大师。后来偶而在《北京日报》上读
到陈伟华写的一篇文章：《张大千明志守节，拒与日伪合污》，内称：“张
大千在‘七七’事变后从颐和园听鹏馆搬到城内府右街罗贤胡同16 号居住，
闭门不出。”这才敢确定无意中得到的真是张大千1936 年的名片。名片上，
张大千三字右面还用铅笔注有英文拼音，想系不懂中文去求画的西人当时记
下的。一时之间，我仿佛听到了大师的那口四川方音。
1957 年，我以2。5 元人民币买到一本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小说《圣罗南的
泉水》（1823）。这原本没有什么稀奇，司各特的小说书店里多的是。但这
一本却是1853 年巴黎出的，而且不是法译本，是英文原本。从纸张、字体、
装帧等方面看，确是上一世纪产物——19 世纪的书我还见过一些。最近我请
司各特专家文美惠女士帮我鉴定。她研究了一番后在清晨打电话跟我说很可
能是真的。她说：1853 是作者逝世后的21 年，当时司各特在欧洲大陆名声
很大，各种文字的译本纷纷出现。法国人喜欢他的书进一步想读原文，巴黎
从司各特后裔处取得版权出版完全是可能的。何况扉页上还标明出版者的名
称与详细地址：“博得莱欧洲文库，巴黎艺术桥左近马拉瓜桥3 号1 楼”，
连印刷厂的地址也交待得清清楚楚：“都诺公司，拉辛路26 号，奥迪安附近”。
（在巴黎念书的中国学生不妨去“现场”踏勘察访一番。）我的这本“古本”
倘能脱手，价值当在舍下全部家用电器之上。哈，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黄
金梦”。
1972 年，北京的旧书业开始有点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