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奇帮助。霍尔德里奇身材高大，对基辛格来说衬衣太长，总算凑合着可用，但突然发现印着“台湾制造”。基辛格此刻还不忘开玩笑：“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会使会谈卡壳！”这件事后来基辛格多次在宴会桌上或严肃的会谈时当趣事来讲，博取听众一笑。
这第一顿饭令美国人吃得十分开心，钓鱼台的师傅大显身手，菜式多样，制作精美，有国酒茅台尽供享用。基辛格一再称赞饭菜可口，说比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的饭菜好多了，无法相比。此后近两天内顿顿如此，且花样翻新，到基辛格辞行时，他一再说，来中国才48小时，自己就吃胖了，体重增加了好几磅。
饭后稍歇，基辛格博士与周恩来总理按通知时间在6号楼开始正式会谈。
第二部分周总理赞扬洛德年轻有为，洛德为中美会谈做记录
下午4时多，周总理在6号楼会见基辛格一行。美方人员在门厅内排成一行，等候与周总理握手。首先是基辛格，周总理与他寒暄了几句。接着是霍尔德里奇，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霍尔德里奇忙说，自己50年代初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有了提高中文的机会。其实，霍尔德里奇1937年还来旧中国旅游过，到过北平、上海等地，此时他在基辛格亲自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与洛德一样都是基辛格的得力助手。下一个是斯迈泽，周总理一面握手一面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斯迈泽说，自己到过日本和南越，对中国了解不够。他是基辛格手下主管日本和越南事务的得力助手。轮到洛德时，他自动报名：“温斯顿·洛德！”周总理对洛德说：“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还是半个亲戚呢。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周总理指的是她的《春月》一书）。”洛德连声表示感谢和高兴。周总理事前已读过有关美方人员的介绍材料（有些正是我们外交部美大司的同志赶写出来的），而且能够过目不忘，脱口而出，因此在初次见面时就能说出每个人的一些特点，令对方马上感到亲切。
周总理一露面，就给对方以深刻印象。基辛格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绘：“他脸容瘦削，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细心观察就知道并不尽然。”
中方官员也跟在周总理后边，与美方人员握手后一同进入会议室。双方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坐下，周总理身旁有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基辛格身旁有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也在场，仍提着沉重的文件箱，但未入座。中方怕特工人员太累，把他们二人请到另一房间休息，终于离开了会议室。
9日下午起，双方举行政治性会谈，先后进行了6次，共11个小时，这还不包括宴会上的交谈时间，到11日下午会谈才结束。洛德和霍尔德里奇在会谈时一直紧张地做记录，可以说是笔不离手，工作相当辛苦。我们中方的工作人员当然也很辛苦，除了参加会谈，还得连夜整理会谈简报（基本上是逐字记录），在每天早晨以前印出分送各位国家领导人。美方这一次来访未带通讯设备，无法与白宫和总统汇报情况，这倒使洛德等少了一件麻烦事，整理记录的事可以到回程时在飞机上再搞。
周总理与基辛格就国际形势、印支问题、朝鲜半岛、日本、南亚次大陆、美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交换了各自看法。
第一次会谈时，基辛格和他的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等都带着一大包文件。周总理客气地说：“我们的习惯是先听客人讲，阁下已准备了一本本的东西，先听听你的意见。”基辛格开始显得有些紧张，先拿出一份准备好的稿子念道：“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第一次在平等的基础上举行会谈，也是打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今天是全球的形势发展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接着他提出了要会谈的七个问题，即：（1）台湾问题；（2）印支问题；（3）同其他国家关系问题；（4）南亚次大陆形势；（5）中美联系途径；（6）关于军备控制；（7）中方愿提出的其他问题。基辛格照本宣读的讲话稿还说：“中国担心的是美国同别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其实美国永远不会这样做，中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在没有考虑中国意见的情况下，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涉及中国利益的重大步骤。”基辛格的这个开场白是他与尼克松精心准备的，力图使中方了解美方战略意图，虽未提苏联，但矛头所向是明显的。由于周总理不带稿子，谈话随机应变，基辛格在讲完开场白后也放下稿子，侃侃而谈，显出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本色。
洛德和霍尔德里奇事后谈起此事时透露，访问的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准备各种“本本”（谈话稿），关于美苏关系、美越谈判等题，是基辛格指导下由洛德、乔纳森·豪中校和威廉·斯迈泽编写的，中美关系部分主要由霍尔德里奇起草。这些人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有时也向国务院要材料，但访华的事严格保密，不让国务院的人知道。当然，国务院的人也有事干，因为基辛格公开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巴黎等各国首都，要与各国领导人会谈，需要准备的材料和文件也不会少。
基辛格与周总理会谈时，美方由洛德、斯迈泽和霍尔德里奇三人做记录，事后再整理成文。中方由美大司的廉正保和肖心文等同志用中文速记记录下来，我和另外几位美大司的同志做临场记录，写成简报先印出来供领导参考，廉正保等再根据速记编出逐字记录。由于美方不是逐字速记记录，从美国解密后发表的记录来看，与中方记录有些出入之处，两相比较，中方的记录更为可靠。从工作量来说，由于洛德和霍尔德里奇既参加会谈，又做记录，事后他们在返国途中在飞机上互对记录，整理成文。那时尼克松总统已在加州的克利门蒂等候他们，听基辛格的汇报和阅读洛德等整理的记录。
第二部分周总理引用尼克松讲话，基辛格毫无所闻
在这次会谈时，周总理讲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引用了尼克松1971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的讲话。尼克松在讲话中提出世界上出现了五种力量的观点，认为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遇到了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种挑战”，美国要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尼克松在讲话中把中国列为五大力量之一，美国要同中国和好，设法改善相互关系。周总理引用尼克松讲话的内容时表示，中国在经济方面比较落后，不成其为尼克松说的那种力量，我们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当双方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说，台湾问题可分为两部分：（一）关于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美国准备在印支战争结束后很快从台湾撤出三分之二的美军，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再削减其余部队。（二）关于台湾的政治前途，美国不搞 “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再讲“台湾地位未定”。但中美关系正常化要到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才能解决。周总理对此表示不满，要求美方加速解决台湾政治问题的速度。在双方讨论上述问题，特别是国际问题时，周总理一再提到尼克松的堪萨斯讲话，而基辛格对此竟毫无所知，显得有些被动。当天会谈后，基辛格向中方借阅此文，作者接到这一任务后，立即向新华社索要英文稿，新华社参编室以特急件送到钓鱼台时，上面写了“仅此一份，请用毕退还”。因美方索要甚急，中方立即将此稿交基辛格。后来美方人员在回忆录中就“仅此一份……”做了不少文章，说中方怎么连复印机也没有。他们以为“退还”的要求是中方代表团向美方提出的，其实这是新华社写给外交部的。总之，这是个小插曲，也说明我们当时的办公设备确实差，真的连一台复印机也没有。最后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达成《上海公报》时，我们这些接待班子的人在上海还得找个印刷厂，用铅字排版手工操作印出了公报全文（中英文）。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工作条件确实落后，现在外交部每个办公室都有电脑，各司都有好几台复印机，如要美国总统的某篇讲话，几秒钟即可从网上调出，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尽管当时我们的条件差，但从接待人员到参加会谈的负责同志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尼克松1971年7月6日的堪萨斯讲话，就是新华社从电传收到后立即译出打印送外交部的。我们看到后认为这篇讲话与这次会谈大有关系，立即将中文稿送周总理。周总理阅后要我们加印多份，发有关领导同志。外交部连夜加印和分发，使所有中国有关领导人事前都读了这篇讲话。而美方虽然设备先进，信息灵通，但由于国务院和白宫互不通气，也不敏感，尼克松7月6日的重要讲话，基辛格到7月9日竟未看到！他还得向中方借阅，这不令人难堪吗？
第二部分达成尼克松访华《公告》，基辛格完成“破冰之旅”
1971年7月11日中午12时20分，基辛格一行结束了在中国的“破冰之旅”，乘机返回巴基斯坦，结束了他48小时的秘密访华之行。基辛格同中方达成了一份即将宣布尼克松访华的《公告》，这是他的重大收获。
这份《公告》的达成，显示了周总理的机智和灵活。中方开始把联合公告稿提交美方时，有两点使基辛格感到为难。一是里面提到双方谈了台湾问题，二是说尼克松表示希望访华，中方才同意邀请他。得知基辛格感到为难后，周总理对公告稿做了修改，不再提台湾问题（讨论中美关系就包括了台湾问题）；把尼克松想访华改成中方“获悉”此事，就邀请他访华。这样对双方都说得过去。基辛格对这一妥协方式十分满意。这份短短的《公告》将震惊世界。基辛格是怀着希望而来，取得成功而归，心满意足地离去。由于双方保密工作做得好，西方世界都被蒙在鼓里，以为基辛格刚刚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陪同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参与《上海公报》的谈判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时，还没有考虑为尼克松访华发表公报的事。当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了他第一次访华情况后，两人得出共识，需要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以显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
1971年10月21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主要任务就是与中方共同起草公报稿。原来他们设想的比较简单，以为公报中多强调一些共同点就可以了。结果是碰了钉子，双方的公报稿谈判花了很长时间，而且经历了激烈的交锋和讨价还价，一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结束的前一天，即2月27日才达成协议。
公报的谈判，分为两个阶段。1971年10月21日至26日，由周总理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