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而国务院的官员住在6号楼。午餐刚过，基辛格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通知：毛泽东将于下午3时会见尼克松总统，并询问美方何人陪见。这是一次人数受到限制的会见，双方参加人员都不多。基辛格回答说，尼克松总统让基辛格本人陪见，另派洛德去做记录（基辛格可能考虑到这是高度机密的一次会见，不愿国务院的人参加）。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不要告诉国务院的人，特别是洛德参加会见的事不能讲出去，新闻、照片、电视里都不要出现洛德。基辛格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不让国务院的人参加，二是怕引起国务院的人不满，只好让中方为此保密。看来这也是尼克松的想法，否则基辛格不会如此快地做出决断。
当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双方人员基本上是对等的。中方只有周总理在座，王海容做记录，唐闻生做翻译。美方代表团的翻译是傅利民，他是国务院的人，尼克松不但这次会见不用，而且当晚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尼克松发表即席讲话时，也是用的中方翻译唐闻生。中方谁出席或不出席都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大家的共识是服从组织安排。但美方就不同了。尽管中方在发表会见照片和电视转播时，按美方要求把洛德的镜头盖掉了，发新闻时也没有提到洛德参加，但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次会见没有罗杰斯先生的份儿，按职位来说，国务卿不应低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洛德陪见的事也难于保住密。结果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国务院的人怒不可遏，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基辛格。2月26日罗杰斯和格林助理国务卿在去杭州的路上对中美已达成的公报提出15条意见就是反应之一。尼克松见此情况，立即嘱咐罗杰斯国务卿，意见可以提，但回国后不得自行其是，与总统立场要保持一致。罗杰斯倒识大体，回国后大力支持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未发表任何出格的言论。但他同基辛格的关系总有些格格不入。
第二部分周总理拜访罗杰斯，国务院官员皆大欢喜
周总理是个有心人，他对美国代表团内部的动向十分关注，对国务院官员与白宫的矛盾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尽管国务院的人把愤懑情绪撒向基辛格，但周总理认为也应做些安抚工作，以利更多的人支持发展中美关系。因此周总理一到上海锦江饭店，就去拜访住在13楼的罗杰斯国务卿，正好格林和傅利民等都在那里议论纷纷，他们对尼克松住15层总统套间没有意见，但对基辛格住14层不满。周总理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我记得当中国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大使馆开了绿灯……”一席话说得这些面有愠色的美国人开始笑逐颜开。周总理还对安排他们住13层（西方人忌讳的数字）表示抱歉，说这是中方人员的疏忽。说到这里，他还讲了不怕鬼的寓言，使气氛更加活跃了。更令他们高兴的是，周总理还当场答应赠送一部中国《二十四史》及《鲁迅全集》给国务院（另一套送白宫）。周总理还把章士钊先生新出版的《柳文指要》赠送美方翻译傅利民先生。这些国务院官员一再感谢周总理，并表示今后愿致力发展中美关系。
周总理为什么想到送美国人《二十四史》和《鲁迅全集》等书呢？这是有原因的。当尼克松在北京时，不喜欢用国务院的翻译傅利民，也不要国务院官员出席重要活动，他们闲来无事就到北京逛书店，想买《二十四史》等书，但没有找到。周总理把这些小事与国务院和白宫的矛盾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决定买这些书，一份送国务院，一份送白宫，使两家皆大欢喜，国务院的人就是有气也指向白宫，不至于迁怒于中国。
洛德独获殊荣：三次会见毛泽东
20世纪70年代初，能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美国外宾为数极少，能有此机会者都是特别幸运者，而洛德就是其中之一。他虽年轻，阅历不多，但生逢其时，正赶上中美关系打开之初期，因为几次随尼克松或基辛格访华，他不但有机会亲自聆听世界闻名的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意义重大的对话，而且还三次见到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这在所有美国外交官中（基辛格是个例外）可能是惟一的一位。
洛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72年2月21日下午，已如上述。这次会见惟一的遗憾是洛德的名字不见报，这从另一角度看，更增加了一层神秘感。
对于洛德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和基辛格会见毛主席，但不能公之于众这件事，周总理一直惦记着，总想找个机会弥补一下。1973年2月17日当基辛格又一次来华访问时，洛德也来了，毛主席当晚会见基辛格，周总理特别点了洛德先生之名，要他一同去陪见。会见一开始，毛主席就对洛德说，“你真年轻，在座的数我最老”。第二天报纸上果然登出了洛德参加会见的照片。
1973年11月12日基辛格又带着洛德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又会见了他们。洛德在1972年到1973年之间，一连三次获得陪同基辛格会见毛泽东的机会，这是其他美国外交官难以遇到的机遇。
第二部分洛德升任驻华大使，任命在国会遇到周折
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执政时期，洛德一直在政府任职。1977年民主党的卡特入主白宫，洛德属于共和党，只能另谋高就，他回到纽约担任了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又大批担任公职。洛德有了返回国务院的机会。1985年7月里根总统决定任命洛德为驻华大使，以接替原驻华大使恒安石的职位。美国政府于1985年7月20日向中国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的照会，中国政府7月22日即复照同意。当洛德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办理赴华签证时，使馆人员早有准备，在很短时间内一切办妥。这几乎创造了一次外交上的吉尼斯记录。而洛德在国会通过任命却大费周折。
保守派参议员赫尔姆斯是反华的急先锋，他对尼克松、基辛格从国际战略考虑打开中美关系一直耿耿于怀，对洛德参与这一过程当然也十分不满，因此对洛德的任命故意刁难、阻挠，拖延了几个月之久。赫尔姆斯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他要安插自己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助手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到政府重要岗位上去，只要政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以不通过国务院任命的一批大使为要挟。说也奇怪，偌大一个美国，竟让这种为达私利不择手段的人为所欲为，最后国务院只得妥协了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主制度中的虚伪性。
洛德的任命在参院外委会从7月一直拖到11月，一方面是赫尔姆斯拿不出正当的理由阻挠到底，另一方面是国务院已部分满足了赫尔姆斯的要求，该委员会才于11月5日表决通过了洛德的任命。
恰逢中美“蜜月”时期，大使任内一帆风顺
洛德于1985年11月到北京就任美国驻华大使，1989年4月离任返国。这一段时间是中美关系最佳时期，可以说，洛德是时运最佳的大使，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危机或最棘手的难题，其他美国驻华大使多数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1985年11月中旬洛德到达北京后，11月16日向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唐龙彬递交国书副本。当月19日李先念主席会见洛德，接受他递交的国书。李先念对洛德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四化”建设的情况及政策，使洛德任职之初就对中国国内形势有了全面的认识。洛德表示，他将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接着，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出面接见洛德，表示对他履行使命时将给予协助和合作，欢迎他进一步为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贡献。
促进中美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是洛德的重要工作之一。洛德上任之初，美中核合作协定在国会得以通过，里根总统迅即签署（但国会仍寻找借口，阻挠其实施）。里根还否决了国会通过的限制纺织品进口法案，这对中美贸易是有利的。198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1亿美元，1988年增为143亿美元，平均年增15％。1984年美国对华投资协议金额为7亿美元，1988年增为34亿美元。这一时期，中美两军之间的高层互访特别频繁。1986年中美开始执行军工合作项目，即价值5亿多美元的改装歼—8飞机项目以及大口径炮生产线和TBO鱼雷项目。洛德还参与了在北京进行的由中国发射美国卫星服务的有关议定书的谈判，洛德代表美方草签了该项协议备忘录。该协议明确规定，中方不从发射过程中谋取任何技术机密，美国卫星在运输至发射基地和装配到中国“长征3”号火箭上全过程都由美方派人监管。根据该协议，1986年和1987年中国先后为美国卫星公司发射过几枚通讯卫星。
在文化教育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向美国派出的留学生大为增加。1984年派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各6000多人。1988年派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35万人。由南京大学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共同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学兼研究）1986年9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洛德应邀出席，并讲了话。
洛德多次应邀到中国的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总是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美中关系对两国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管美国如何做，中国都会崛起成为强国，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帮助中国现代化和与世界建立联系，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这一时期，美国大力推进对华关系，洛德也积极执行这一方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其一，里根总统急于争夺对苏战略优势，很愿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因此重视加强中美关系；其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在社会主义国家前头，美国误以为中国会发挥“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羊”的作用，因此对中国期望很大。洛德对以上两点也持同样观点。
但是双方的“蜜月”时期为时不久，1988年到1989年，上述两个因素发生了变化，一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方针，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二是中国并未如美国期望的向经济“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发展。因此，中美间的矛盾逐渐凸现，洛德的言行开始与中国的现实发生冲突。
第二部分结交中国“不同政见者”，引起中方不满
洛德的夫人鲍柏漪善于交际，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她受的是美国教育，热心宣扬“自由和民主”，结交的多是崇美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不乏反对中国政府的“不同政见者”。这对洛德产生了影响，他同这些人的接触也逐渐增多。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成了洛德经常光顾之地。
1988年6月1日，洛德未经外交部批准，径自去北京大学出席“周三自由谈”。他与在场的几百名学生自由问答。洛德问，你们喜欢美国什么东西？有的学生答，“喜欢美国的自由、民主”。洛德又问，“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有的学生答，“中国的官僚主义和物价上涨”。当然，也有学生质问美国国会为什么老通过决议，干涉中国内政？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