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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明得到指示后，即派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二人前往寻找方夫妇。此时方励之夫妇已在身份特殊的美国人佩里·林克护送下到了建国饭店，住进《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马修斯的房间（马修斯去上海出差）。博格哈特这次对方夫妇优礼有加，不但同意他们进使馆，还说“你们将是布什总统的客人”。
他们四人像国际间谍一样行事，从建国饭店后门溜出，进入事前等候在那里的小面包车，直奔李洁明的大使官邸，把方夫妇安置在官邸的客房内。那时李洁明的大批家具行装尚在运输途中，室内空空如也。李洁明自己还在三里屯公寓内住着，因此方励之夫妇成了官邸的惟一住户。美方规定，夜晚方夫妇不能开灯，白天不能出门，绝对不能让中国警卫人员发现行踪。
其实这种规定是多余的，中国政府很快就得知方励之夫妇的下落，不但马上增派警卫把官邸团团围住，严查出入人员，而且两天后，即6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就召见李洁明，严正警告美方，方励之犯有策动动乱的罪行，美方庇护这种罪犯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提出严重抗议。
从此，美国非法庇护方励之便成了中美政府间的一场严重外交交涉，长达一年之久。
李洁明正式迁入官邸后，便叫方夫妇迁出客房，重新把他们安置在官邸大院后面的医务室内。原来的门诊室成了卧室，化验室成了厨房，牙医室成了电脑房和工作室。室内窗帘皆拉上，大门加固，全室安装报警系统，任何人不准入内，还安排了专人为方夫妇采购食品、选送书报。
李洁明不轻易与方夫妇会面，有事要见时都安排在夜晚，等中国工人、佣人皆已离去，才偷偷与方见面。
有一次，美国的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委派一个叫希尔的人来见方励之，要发给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章。李洁明不但同意让二人暗中会面，还让方有充足的时间写出发言稿，让希尔带走。后来证明，那篇发言充满反华言论，连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事不满意。
李洁明曾制定一项计划，想用外交信使邮箱或男扮女装偷运方励之出境，被国务院制止。中方闻到风声后也向李洁明提出交涉，不得偷运方离开北京。李洁明只好作罢。
方励之夫妇待在美国大使官邸内，对中美两国都成了提心吊胆的事。对中国来说，总怕他通过化装隐蔽在汽车内逃出，因此加强了美国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检查，不胜其烦，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反华势力常以此制造反华舆论。对美国来说，也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吐不出来，造成了极大不便。第一个提出解决此难题的是邓小平。1989年11月7日～10日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邓小平提出了恢复中美关系的“一揽子解决建议”，包括双方谈判解决方励之问题和美方解除对中方的制裁等。当时邓小平指出，在方励之承认违法的基础上，中方可让他离境，但美方要保证他不得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基辛格认为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向布什总统做了转达。美国政府几经考虑后，由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向中方做出正式答复：（一）由李洁明大使就近与中方讨论解决方励之问题的办法；（二）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由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与美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谈；（三）欢迎双方就经济合作上的大项目进行研究；（四）原则同意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在明年合适时间访美，以完成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方的答复来看，似乎颇有诚意。但由于随后东欧政局发生剧变，美方错误地对国际形势进行重估，放弃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使上述答复中的大部分内容落空或未谈出结果，只剩下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中。
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是由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与李洁明大使进行的。这一谈判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1990年6月25日双方才达成谅解，主要内容是：在方励之承认错误的基础上（方书面承认他的言行违背了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方以健康原因批准方励之夫妇出国就医。方夫妇出境后，先在英国住了半年，后又移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美国南方的亚利桑那大学。方夫妇出境后过了一段时间，中方也批准他们的儿子去美国。
这一案件的解决，虽未能使美方全面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但部分制裁得以取消或放松，如当月美国宣布不再阻挠中国取得世界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它对缓解中美紧张关系起了一定作用，对布什总统当月宣布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气氛。
第三部分一次重要的会见
1990年12月9日至10日，布什总统派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李洁明此前返回华盛顿汇报工作，也同机到达北京。
斯考克罗夫特访问结束后，李洁明于12月14日向外交部提出，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江泽民总书记于1991年1月16日会见了李洁明，并借此机会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和主张，对中美关系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
李洁明首先谈起他对中国各地的参观、访问（他已到过上海、天津、湖南、广东、江苏、东北、新疆等地）。他对刚访问过的上海印象特别深刻，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令人鼓舞。他还说，中美关系有许多积极方面，特别是在海湾战争问题上，中美有许多共同立场。但在贸易、人权以及对待伊拉克的态度上也有分歧。
江总书记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他指出：从1949年至1971年，双方对立达20余年，这期间两国的利益都受到重大损失。从1971年至1989年，中美关系得到持续发展，给两国都带来了重大好处。总结这些年的经验和教训，要搞好中美关系，一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强加于人；二是以国家利益为准，在此前提下，求同存异，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关键在于双方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用长远的、战略的眼光看待相互关系，在于双方真正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对分歧应加以承认，但绝不能听信谣言。分歧与共同点相比是第二位的，只要双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关系是可以处理好的。
谈到伊拉克危机时，江总书记引用了扬州史可法祠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表达了对失去国家的怀念。所以中国同情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侵略。他又引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说明打起仗来人民要遭殃。我们不希望战争，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
关于人权问题，江总书记详细讲了中方立场。他指出：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是抽象的，中国尊重人权，但中国必须保持稳定。我们处理“六四”事件有关人员是很宽大的，留学人员来去自由，北京1989年回国的自费生有3922人，1990年临时回国的自费生北京就有5074人，上海有5000人。从“六四”到1990年底，公派出国留学人员3964人。
李洁明一再表示，江总书记的谈话很有说服力，特别是留学生的有关数字，他回美后可据此向国会做工作。
会见后李洁明很有感慨地说，江泽民知识渊博，反应敏捷，如能访美，一定会受到各方人士欢迎。他又说，中国可能在下一世纪的经济竞赛中发挥重要作用，前景是乐观的，他不赞成美国进一步对华制裁，中美经贸有长远的利益，美国应加强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双方可以进行有益的合作。
这次会见是李洁明第一次单独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书记苦口婆心地对他讲了中国的政策，强调要站得高，看得远，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江泽民的谈话当然不只是对李洁明讲的，而是向布什总统讲的。当时中美关系仍然处于低谷时期，但布什总统已两次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邓小平向对方提出了“一揽子解决”分歧的建议，因此，江总书记通过李洁明传递中方的立场，意在推动美方早下决断，采取积极行动。可惜当时苏联正在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使美方对形势做了错误判断，失去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次机遇。
第三部分经历中美关系重重危机的芮效俭大使
1989年6月以后，中美关系陷入重重危机，李洁明大使于1991年5月离任返美。美国政府立即任命芮效俭（Stapleton Roy）为新任驻华大使。中国人对芮效俭并不陌生，他的出生地是南京，会讲流利的中文。在伍德科克任联络处主任和驻华大使时期，他就是副主任和公使，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他的一生都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幼年在战乱的中国度过
1935年6月16日一个美国婴儿在南京降生，他就是今天的芮效俭。父亲的中文译名叫芮陶庵（Andrew TRoy），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这位教授1930年就到了北京，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攻读一年中文。这所学校原在东四附近，现在已找不到，但当时却颇有名气，著名的美国军人史迪威、包瑞德和外交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风云人物都曾在该校学习过中文。此后芮氏全家辗转于南京、上海、成都，直至1950年返回美国。由于芮效俭汉语讲得好，宾夕法尼亚大学破格接受了芮效俭入学，这时他才17岁，随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
第三部分科班出身的外交官
1956年芮效俭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考入国务院，在情报和研究司任情报分析员。随后被派出国，在泰国当过“和平队”队员。1958年至1959年在台北学中文，后又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至1964年又回台北，任驻台湾“大使馆”政务官员。他先后在台北工作的最大收获是中文有了实践机会，得到很大提高，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务院又派他去联邦德国，到加米施美军高级研究院学俄文，学成后调回国务院苏联处，后又派往莫斯科，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任二等秘书。他在赴苏任职前，结识了苏联驻美大使馆的一位一等秘书，叫罗高寿，两人的汉语都很好，可以互相用汉语交谈。两人不但在莫斯科不断交往，后来20世纪90年代芮效俭到中国当大使时，罗高寿也任苏联驻华大使，两人又互相见面，用汉语交谈。
1972年芮效俭调回国务院，任欧洲事务司副处长。1974年，国务院安排他在国家陆军学院进修一年，这也是美国中级外交官多数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梯。
1975年芮效俭调回远东司中蒙处（中国和蒙古事务处），担任副处长。在此期间，据他事后自己追忆说，他于1976年曾有机会陪同一个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他自1950年离开中国后首次进入中国，真有返回故乡之感。他们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和大连。
1978年芮效俭被派往北京，任驻华联络处副主任，做伍德科克主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