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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业已成为目下诗歌最痛切的病症所在。这让人惊心：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在经济地位上的中产阶级化，却早早地实现了在精神和文化趣味上的“中产阶级”化，真是可悲之至。西方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会站在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但他们何曾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表达过自己的艺术见解和艺术趣味？就连巴尔扎克这样的政治上的保皇党人，不也因为在艺术上坚持了“现实主义原则”而超越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吗——所谓“现实主义”的原则，还不如说是其站在底层社会的立场上的原则。西方的知识分子几百年来一直在为着社会公正、为着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反思和自剖而不屈不挠地努力，而今天中国的诗人们，却在变态地欣赏和夸耀着自己那贫瘠而无聊的“私人生活”。
还有所谓“专业”与“技艺”的问题，我承认，诗歌是相当专业和精妙的艺术，是“一种伟大的技艺”，但这样的说法如今也几乎成了“中产阶级”趣味的护身符。借口“专业”和“技艺”等来维护自己的优越权，使之成为自己的无聊与低能化了的写作的合法化的装裱。因为在那些只关心“个人日常生活审美”的人那里，在那些已经失去了对当今现实的感受力和介入能力的人那里，这确是最好的一个面具，一副便当的挡箭牌。因此就不难理解，当我们试图在昔日熟悉的专业写作者中寻找优雅或者成熟之作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些业已成名的诗人才华的迅速败落——不管他（她）当初是以“民间”的粗犷、边缘化和反抗性见长，还是以“知识分子”的优雅与深度追求著称，其写作大都迅速地贬值、空洞、琐屑和平面化了。“艺术”的磨砺和技艺的纯熟也不能挽救他们，而只能看到那些自恋的和自大的，自欺的和欺人的，拼凑的和粗制滥造的种种。
诗歌中的“中产阶级”趣味只是反映了目前文学界普遍状况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在比较主流的小说界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小说家甚至已经“超出了”“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按照收入已经可以列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了。如果说他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个人写作”或者“私人叙事”还有某种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今天这样的写作其目的已完全蜕变为了商业动机。幸好还有一些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了一些具有反思与超越精神的作品，但由于大多数小说家已经把写作完全看成了谋取稻粱之事，小说在近一两年也已明显出现了这种颓势。
（选自《星星》诗刊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