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过目。她做得真诚和纯洁极了；
爸爸满意女儿的一切。以他的习惯，他对女儿的全部慈爱，都装在一个缄默、甚至有些严肃的套子里。白慧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不自觉地学会了。她和爸爸象一大一小两滴水珠儿那样相似。不过大水珠里含着许多酸甜苦辣，浓重而混浊；小水珠纯净透叽，晶莹闪光，象一颗水晶珠儿。
她非常自信，感情坚强而不外露。她从来不要别人帮助，一切都希望自己来做，自己解决。因此在同学中间显得有些落落寡合。由于自小就不象一般女孩子那样爱唱爱跳，因此带点僵硬气，脸上缺乏表情。爸爸也习惯了她。在这个仅仅两口人的家庭中，有时近似是无声的，各忙各自的事，很少交谈，却不寂寞，充满安静又和谐的气氛。
大革命来了！家里的气氛变了，虽然还是沉默，但是另一种沉默。
爸爸只要回到家，就跑进自己的房间，不是看报纸、读文件、翻看毛主席的著作，就是独自思考着。他抽烟抽得挺凶，以致夜晚睡觉时咳嗽得很响。
外边开始揭发当权派。爸爸是当权派，他究竟怎样呢？近来很少有同事来找爸爸，旁听也听不到了。白慧只问过爸爸一次：
“你单位怎么样？有你的大字报吗？”
爸爸脸上的皱纹反而舒展开了，现出少有的宽和的表情。
“大字报？它是去掉身上灰尘最好的扫帚，没有可不好。有！”
白慧的心也舒展了。她多么相信爸爸！他真行！一个不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胸怀必定是豁达的，必定欢迎各种形式的批评，必定不会在个人得失上打转转儿，必定痛恨自己的缺点而希望快快除掉它！还用自己来给爸爸说教吗！
最近，外边斗起当权派，斗得很厉害。白慧他们在学校里也这么做。她不敢再问爸爸而留神察看爸爸的神情。她常常看不见爸爸。爸爸有时回来得很晚，一声不吭地吃过饭，回到屋里，给抽得浓浓的烟裹在中间。事情就是这样离奇、凑巧。她去革人家的命，人家来革她爸爸的命。但她相信这一切都是对的，尽管在感情上接受起来有些困难。
现在，她在想：爸爸是不是也挨打了呢？他不该挨打，因为他和那个女教师不一样。爸爸是真正的革命者，那女教师是敌人。难道敌人还要受保护吗
她吃着东西，没滋没味。那件事象只小甲虫总在她心里爬，轰也轰不走，真有点折磨她了！从来没有一件事象这样，说又不能说，不说真难受。
“爸爸，你说应该怎样对待敌人？”
爸爸的眼球在镜片后面显得特别大。女儿的问题并不成问题。难道生活中早有了答案、非常明隙的问题，也需要重新思考？也有了新的含义吗？爸爸没吭声。
“爸爸，你们过去捉到敌人的俘虏怎么办？”
“你都知道，孩子。党有一贯的政策！”
“如果他顽固怎么办？应该打吗？”
“打？！那不是党的政策，不是毛主席的政策！”爸爸忽然激动了，这也是少有的。不知什么原因，他被这个问题刺激得又痛苦又气忿，好象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之外。他把眼镜摘下来扔在桌子上，站起来向一边走出三四步，停住猛回过头，脸涨得很红。“敌人才打俘虏呢！因为他们虚弱，理亏，无理可讲，不敢讲理，不能以理服人！我……曾经在战场上抓到一个敌兵。连长从别的俘虏的口中听说他也是个穷庄稼汉，就叫我给他做工作。我找他，他挺硬，不服我。我气极了，给他一个耳光。连长批评我一顿，说我犯了纪律，叫我向他道歉。我想不通，但还是眼从了命令，憋着火向他道了歉；再和他谈，谈呀，谈呀，谁知居然谈到一块儿去了。最后真把他教育过来了。那时，我才真正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不单要在战场上杀敌，还要消灭反动阶级的思想，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反动阶级的思想不都在反动派身上。不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吗？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个道理是后来才听到的。那个被我教育过来的人，参加了人民军队，编进了我们排。他懂得了谁是他真正的敌人，所以在战斗中很勇敢，立了功。我还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
……当然，为了这件事，现在有人说我把敌人拉进党。他们还
……”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有一股怒气从胸膛涌上来，又给他压下去。然后他好象空过半句话，一下子跳到他的结论上，“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还要分清是非。敌和我，是和非……都要分清，迟早要分清。嗯，迟早要分清！”
这是爸爸有史以来头一次对她说的成本大套的话。显然他心里的话也是拥塞得太满了。爸爸抬起手腕看看表，赶忙收抬起眼镜，戴上那顶檐儿店毛、晒得发白的旧军帽。近来这顶帽子在爸爸头上显得大了些。
“我走了，该上班去了。”
爸爸走了。他的一番话，把白慧思维机器的开关全拧开了。
阳光从明亮的卧室向幽暗的过道迈进了两步，又渐渐退去。
问号有时有很强的繁殖力，成倍地增加。
她面前放着一堆无意识中撕碎了的小饼块。
有人敲门。她开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胖胖的、圆眼睛的姑娘。她左眼有点微微向外斜视；整齐的短发又黑又亮，梳着一条小歪辫儿；穿一件崭新的绿军衣，缩着袖子；斜背个军用挎包，包儿贴在后腰上。这姑娘笑着说：
“怎么？不认得啦！你还做着梦吧！”
“噢，莹莹，进来……”
她叫杜莹莹，和白慧同年级，不同班。所以目前她们在一个连，但不在一个排里。她父亲在军队里，是个团政委。四年前她随爸爸到这个城市来的。开始上初中时，她插班插在白慧班里，两人同座，家住得又近，很要好。后来升到高中分了班，两人依然常来常往。杜莹莹是个无忧无虑、不爱动脑子、性情温顺的姑娘。从小因为患上心脏病，受父母的照顾和关心太多了，自己的主见反而不多。她无论有什么事总要告诉白慧，请白慧替她出主意，做主。白慧自己的事也告诉她，’却不听她的意见。白慧是把事情连同自己的决断一同讲给她听。
杜莹莹告诉白慧，郝建国催她快去学校，今天上午又开批斗大会。白慧方才想起，她已经把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忘掉了。
白慧今天说话有气无力，心里的事从脸上透出来。杜莹莹根本没注意到，只管催促白慧快走，一边在怨怪父亲送给自己的军上衣的袖子太长。
她们走在街上。白慧闭着薄薄的小嘴。杜莹莹只管张开扁长的嘴巴，饶有兴致地谈论郝建国。她对郝建国的口才很欣赏，还埋怨自己没长这样一张嘴，以致在辩论中说不局一句带劲儿的话来；有时明明有理，就是表达不出来；还有时，自己所占的理总是事后才想起来……
“莹莹！”这招呼，好象要阻止住对方喋喋不休的议论。
“嗯？”
“你说，阶级敌人该不该打？”，
“打？该吧！你说呢？”
“该不该打死呢？”
“怎么会打死呢？”杜莹莹笑呵呵回答，根本没认真去想。
白慧顺手一巴掌“啪”地拍在杜莹莹的手背上，气恼地说：
“哎！你真是所答非所问！”
杜莹莹这才发现她的好友今天有些反常。她略感惊讶又莫名其妙。昨天，她俩没在一起活动，她连白慧那块心病的边缘也摸不到呵！
她俩来到学校。校园的广场做为会场，主席台设在一个洋灰和砖石砌成的方形的高台上，这原是上课间操时体育教师领操用的。台上一切都已布置好，一大片绸制的红旗在阳光下缓缓翻卷，两三丈长的巨幅横标扯在中间，写着“红岩中学红卫兵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罪行大会”一行大字。台下已聚满学生。学生们都穿军衣。绿色连成一片铺满会场，很是壮观。还有些队伍在场外集合，整顿好的陆续开进来。尖利的哨子到处响着。很少有人说话。会场四周站了一圈戴红臂章、持木枪的学生……
会场的气氛庄严而肃穆，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人人脸上都很严肃，紧绷绷的，没一个人面带笑容。犹如战前摆列阵容，一种闻不到的火药味混在空气里。一段时间以来，白慧已经很熟悉这种气氛了，但置身其间，心里仍免不了象潮涌一般一阵阵激动着。
她找到了自己的排。副排长马英一个矮小、黑瘦的姑娘已把队伍列好。白慧站在队伍后面和马英等几个同学小声说了些话。那些同学谁也没提到昨天的事。
郝建国大步从人群中走来。他在很远的地方就发现了白慧。
“白慧，你来主持今天的大会吧！”
郝建国和白慧都是学生们的中坚人物。
“不，不，还是你来吧！”白慧推辞说。
郝建国明亮的目光在白慧不舒展的脸上停留片刻。
“你不舒服吗？”
“嗯？嗯！”
郝建国立即判断出，这不是白慧的原因。她另外有事。郝建国便说：
“好吧，我来主持！”
主席台上很快地出现郝建国瘦长的身影。他用嘹亮的、金属般的声音，象吹起进攻号角似的宣布大会开始。被批斗的对象，拘楼身子，由一对对学生用木枪头顶着后腰，在口号声中押上台。他们在台边面向群众密密站了一排，向台下弯下腰、低头，垂着胳膊和头发，好象河边一排弯弯的垂柳。此后便是一连串控诉、揭发和批判。这情景凡是从六十年代末期生活过来的人，都清楚记得，并恍如昨日。
一个少年架着木制的单据，一瘸一拐上了台。他的控诉使这场战斗上升到沸点。
这少年曾是全市中学生知名的、最优秀的跳高选手。他控诉一名叫李冬的体育教师，用“运动健将”、“第一名”、“奖杯”诱惑他，使他对锦标的荣誉痴迷了。他说李冬象“恶魔”一样，每天天刚亮就到他家门口招呼他去训练。他太疲乏了，摔坏了胯骨。一条腿完了，成了终身残疾。一个生龙活虎似的青年，现在还不如一个老人。他哭了，哭得伤心而痛苦！
“他，就是他”这少年倚着单拐，伸出一只手指着站在台前的一个高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愤恨地说，“事后，他还假惺惺地跑到我家来看我，还掉眼泪。当时真把我骗住了。现在我才把他看透。呸！这是鳄鱼的眼泪！他用资产阶级的功名利禄腐蚀毒害我。他使的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几乎要了我的命阿！他害了我，夺去了我的一条腿，夺去了我的青春，他必须偿还！”
一条腿、一条腿呵！
义愤填满所有学生昂然凸起的胸膛。广场爆发起愤怒的吼。声，一只只拳头不断从人群中举起来，仿佛翻腾的绿色的怒海上掀起的浪花！
愤怒犹如一只无形的手，狂扯着所有人的心弦。
白慧挥着她攥得坚硬的、白白的小拳头。她喊着，一时恨不得自己能象炮弹一样飞过去，打在那罪人的身上。她喊着喊着，感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畅快。这时身旁有个男学生猛叫了一声！”
“打死他！”
白慧一惊。扭头正和这男学生面对面。这男生脸上洋溢着的高涨的激情，热烘烘地感染了她。
“真应该打死他！”白慧对那男学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