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重归俄罗斯--通往文学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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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重归俄罗斯--通往文学故乡-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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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城到处都是桥——初到那天,撞见一位姑娘骑着大马跃上桥面,飞奔而过,马蹄声声,成排的汽车为之惊动踟蹰,那马尾与姑娘的秀发奋然飘扬,转瞬不见了。欧美的大街和桥面岂有单独飞奔的马,而且骑着矫健的女子?这真叫俄罗斯性格——在河流穿过的街区,我对圣彼得堡的想象,落实了。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水巷固然经典,地处寒带的彼得堡水街更为宽阔而大气。若是深冬,起雾,积雪皑皑,《白痴》与《复活》的阴魂便在两岸出没了。 
   普希金故居与皇宫隔河相望,门前石路,路边石栏,栏下便是阴郁闪烁的河。临街的高高木门下端开一日常出入的便门,穿过拱廊的昏暗,内院明亮,有草坪,有花坛。一尊比真人略小的普希金铜象被丁香花丛围合着,诗人昂头展臂,做出挺身吟诵的姿态——俄罗斯美术馆正门广场那尊高大的普希金铜像,姿势相似,伸展的右臂停满鸽子。这两尊雕像夸张了诗人的激越,不如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的那尊,沉静地站着,右手插在胸际的衣襟里,可怕地像他,带着非洲血统的面容,凝神远望,又如盲者,什么都不在看,好似倾听,现出专注而超然的神色,广场周围的大型商业广告牌,衬得普希金像是一位久未更衣的老人。 
   虽然知道诗人是皇亲国戚,但步入这典型十八世纪的西欧贵族宅邸,海顿、莫扎特的寓所与之相比,真是下人的居所了——普希金时代,法国革命才刚诋毁皇家文化,而模仿西欧的俄罗斯贵族生活正当成熟——读普希金诗,一股子金贵的少年气,在他家件件贵重的器物间,他是一位王侯。真的王侯,果然怒发一冲,披挂上阵的:昔年读到他纵马参战,只道是理所固然,全不知何为贵族气,此刻逐一瞧着光亮的家具和用件——金钟、羽键琴、银盏细瓷、大理石雕刻、罗西尼乐谱、带锁的皮面书,土耳其弯刀、铜制的马具,锦盒里躺着嵌满象牙雕饰的手枪,枪身玲珑而修长,如闺阁的珍玩——我不禁暗暗惊异这位大老爷居然视富贵如敞蔽,跑到雪地上,与人决斗。 
   莫名其妙地,普希金诗句曾是中国六十年代文艺青年的口头禅,我们,破衣烂衫,除了满脑子革命口号,同时在乡下彼此抄寄这位“苏联人”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十七岁上,我带着戈宝权编译的民国版《普希金文集》去江西,不久被当地中学下放的老先生借去看,借书的回报,竟是他亲笔翻译的席勒的诗,抄在廉价稿纸上。来回步行五十里,豪雨倾注的一天,我前往公社集镇取回那本书。山间沟壑,洪水齐胸,雨声和波涛如雷鸣般暴响。顶着浊流向前挪,我团拢书包,举过头顶,徒然用掌心遮护着,只为抵挡雨水,存放普希金。河滩候船时雨住天青了,赣南的莹白细沙有如满地湿米,我在嗓子眼默诵这位俄国人的诗,想象那文集快要讨回手边。日后这本戈宝权又借了给谁呢,终于遗失了。我也从一位画友借来,就此不还:那年月没有书店,书店也无书。画友的父亲是新四军老党员,亲历皖南事变与文革整肃,当年的行囊里,藏着普希金。 
   在普希金旧居徘徊时,我没想起四十年前赣南山雨的那一日。豪华过堂一枚靠墙的小木桌盖着美丽的丝绒,访者穿过这里进入正厅与内室,回到过堂时,丝绒揭开了:那是一具玻璃柜,柜中的衬垫上排列着诗人的遗物:普希金的死亡面膜,眉心微微皱着;一只盒盖掀开的小银盒露出诗人的一缕头发,灰褐色,失尽光泽;一幅小素描画着普希金遗容的侧影,笔划拙朴,画中床头的细蜡烛就搁在小素描旁边,早已脆裂,被仔细接拢,平放着。馆员告诉大家,当年数万人排队进门与普希金作别,诗人的遗体就停在这间房。“高上去,再高上去……”这是普希金弥留之际的呓语,也是我记得戈宝权编译中有限的几句话。他不知道那么多人爱着他,连日等在门外。现在我知道,守候的人群就拥挤在狭窄的河边石路上。 
   我久已忘了普希金的诗,但迷恋他的小说,手边有一册,是耿济之的译笔:《射击》、《驿站长》、《黑桃皇后》,还有《上尉的女儿》……篇篇妙然,介于男孩的甜梦和恶作剧之间,又如莫扎特,贵不可言。托尔斯泰重读普希金,豁然明白长篇的启首无妨单刀直入,我猜,托尔斯泰恐怕不带痛苦地嫉妒他——高上去,再高上去!普希金逝世那年,托尔斯泰九岁——如今彼得堡旅游广告印着普希金的手稿与钢笔画,随手勾写,笔致灵动,以俄罗斯性格的凝重与迟缓,这逸笔草草实在异数,俄国人却从他而找到了自己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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