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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开基元德在蒙古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耶律楚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尤其是在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掌权之时，耶律楚材利用自己在蒙古汗廷的特殊地位，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政策施加影响，促使蒙古政权由游牧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对蒙古政权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保护农业，实行封建赋役制度成吉思汗时率主力西征，“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资至巨万”，而国家的“仓耶律楚材像（选自《图说北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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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政治体制，提拔重用儒臣耶律楚材认为，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须重用儒生。成吉思汗在世时，虽然采取了一些重用道士、禁止杀掠的措施，但并没有重用儒者来“治天下”。只是在窝阔台责成耶律楚材负责征收赋税工作时，才给他提供了一个提拔重用儒生的机会。十路征收课税所的正副长官“悉用士人”，并且都是“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当时共选用了20名天下著名的儒生，其参佐也全部任用熟悉封建制度的“省部旧人”。这是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起用汉族知识分子做官，正是由于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才使耶律楚材征收赋税的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窝阔台才在中央正式设立了中书省，将更多的权力交给耶律楚材，“即日拜中书令”，规定“事无巨细，皆先白之”。耶律楚材祠（选自《图说北京史》）
从而出现了蒙古宗王、将领掌军权，大断事官掌司法权，中书省掌行政、财政大权的三权分立的局面。直到这时，耶律楚材才由掌文书、管占卜的必阎赤变成了蒙古大汗名符其实的亲臣、重臣。
军政分立，互相制约，削弱地方，中央集权，这是唐宋以来汉族封建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窝阔台上台的第二年，耶律楚材就向他提出了18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郡宜置长吏牧民，发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使军政与民政分开，由文臣牧民，万户总军，互相牵制。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之后，又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建议窝阔台：“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同时推举熟悉汉族封建传统的畏兀儿人镇海、女真人粘合重山“均与之共事”、“同握鞑柄”。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蒙古军事贵族的势力，而且推动了蒙古政权进一步向封建制转化。
1230年，耶律楚材提出：“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擅行科差者罪之。”主张征收赋税应由中央统一规定，反对地方违反上命，擅行科差。同时还提出：“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主张将刑法大权收归中央。后来窝阔台打算“裂州县赐亲王功臣”，耶律楚材根据汉族的历史教训，对窝阔台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只因当时窝阔台已答应分封，不便收回成命，于是耶律楚材建议由“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借以防止分封势力威胁中央集权。耶律楚材的建议，无疑对削弱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
1237年，耶律楚材再次建议选拔儒生做官，他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窝阔台同意了耶律楚材的主张，说：“可官其人。”第二年，蒙古汗廷派出宣课使“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在这次中选的儒士当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才，这是元朝统一中国前一次最大规模的选拔儒生做官的举动，可惜并没有形成制度。
反对屠杀政策，保护百姓生命早在成吉思汗时，耶律楚材就不断宣传“好生恶杀”的道理，既反对蒙古军队的大肆屠杀，也反对“州郡长吏，生杀任情”。窝阔台南征金朝时，他又建议窝阔台下达了“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的诏令，并“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金朝首都开封即将被攻破时，大将速不台派使臣到蒙古汗廷，说：“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耶律楚材听到这个消息，立即“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奇巧之士，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这时窝阔台同意了他的建议，“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当时汴梁城共有147万人，正是由于耶律楚材的建议才得以保全生命。“其后攻取淮汉诸城，因为定例”。从此蒙军屠城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元太宗窝阔台定都和林，开基元德（3）
禁止掠民为驱，实行编户制度在早期的征伐战争中，许多被征服地的百姓变成了蒙古贵族的驱口，沦为奴隶。“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都，几居天下之半”。耶律楚材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提出“括户口，皆籍为编民”。但对于如何编户，朝内大臣也有意见分歧，多数人主张像蒙古和西域各国那样“以丁为户”。耶律楚材“独以为不可”，说：“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为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耶律楚材主张，制定政策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传统，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反对扑买课税，禁止以权谋私西域各国实行的是一种由商人包税的扑买制度，后来一些西域和汉族商人要求把这种制度搬到中原，“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耶律楚材坚决反对，说：“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从表面看，用耶律楚材征收赋税的办法，一年才能征收50多万两银子，加上其他收入，数目也不太大。而那些商人提出包税，一下子就上交国家140万两白银，确实有一定诱惑力。但耶律楚材深知，商人拿出140万两，就会向百姓加倍地征收赋税，会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因此他不同意采取这种办法。当时，“所在官吏取借回鹘债银，其年则倍之，次年则并息又倍之，谓之羊羔利。积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以至妻子为质，然终不能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偿之”。这是打击高利贷剥削的一项重要措施。当时蒙古贵族不仅抢掠奴隶、财富，还勾结回回商人经商谋利，往往借贷官钱作为本钱，实质上是挪用公款，借公物以肥私，既危害国家利益，又危害百姓。耶律楚材建议“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要求禁止官吏以公款官物经商取利。他还提出：“监主自盗官物者死。”“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对于后一条主张窝阔台说：“彼自愿馈赠者，宜听之。”耶律楚材说：“蠹害之端，必由于此。”
主张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经典1232年，当汴梁即将被攻破时，耶律楚材就建议窝阔台“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奉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借以争取大批儒生。同时“命收太常礼乐生，有诏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译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知圣人之道”。1234年，蒙古汗廷正式建立了国子学，“以冯志常为国子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在此前后，各地的庙学也逐步恢复，并得到了耶律楚材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在尊孔兴学的同时，耶律楚材还注意搜集整理儒家经典。早在1226年，当成吉思汗的军队攻下西夏灵武时，“诸将争取子女玉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因为他认为儒家典籍可以使人了解圣人之道，而大黄药材却可以治病救命，它们比子女玉帛更重要。
1236年，他正式向窝阔台提出建议，在燕京、平阳两地设置了编集经史的机构：“八年丙申……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两个编集经史机构的设立，对保存儒家经典、传播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宋子贞在《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对耶律楚材进行了充分肯定：“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信之有矣！加之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趋向之不同。蒙古军三次攻打金中都路线图（选自《图说北京史》）当是之时，而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若此时，非公则人之类又不知其何如耳。”作为被征服的一介书生，“孤立于”蒙古政权的“庙堂之上”，终于对成吉思汗父子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机会，使征服者最后被“圣人门徒”所征服。
元太宗窝阔台假道于宋，南下灭金
灭亡金朝是成吉思汗的既定方针，其在临终三条遗嘱中专门提出了，“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的“灭金方略”。1229年窝阔台即位后，便发动了灭金战争。当时金已经摆脱了三面受敌的局面，可以集中兵力与蒙军进行较量。金哀宗时对金军进行了整编，组建了一支十几万人的精兵，分为15都尉，作为直接隶属于枢密院的战略机动部队。选拔屡立战功的“今之良将”完颜合达为平章政事兼权枢密副使，又提拔支持哀宗继位的重臣移剌蒲阿为权枢密使，共同担任这支机动部队的统帅，立行省于阌乡，以备潼关。除此之外还有军队20余万人，总兵力尚有40余万，因此蒙古灭金也并非轻而易举。这场战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229年秋至1231年春，主要任务是扫清外围，占领向开封进军的灭金基地；第二阶段从1231年秋至1232年春，具体实施成吉思汗的灭金方略：假道于宋，下兵唐、邓，灭金主力；第三阶段从1232年夏至1234年春，即攻克汴京，联宋灭金。
成吉思汗四子拖雷及夫人额希哈屯灵包（选自《成吉思汗陵》）
扫清外围，占领灭金基地太宗元年（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