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孩子解决了，你的也就解决了，急也没用。他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说我是看上面的人嘛。
记：在你们那个年代，在经过战争，又经过文化革命后，人的意志特别强。现在的年轻人很脆弱，您怎么看年轻人这种脆弱的心态呢？
答：活该。他们该完蛋就完蛋了。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对以后任何时候都有用的，平常浪费水，终有一天你会干渴，平常浪费一粒米，终有一天会挨饿，这个不叫报应，而是人性的恶劣循环。有因就有果，这是规律。坏人有坏人的因果关系，最后肯定会倒霉。人总在自己创造的规律里生活。这个教育包括他的家庭教育等。
记：您从小就离家出来闯荡江湖了，现在广州也有这样的孩子，出来工作找生计，他们很苦，所有社会最黑暗的东西在他们身上都表现出来了，您作为前辈，对他们想说点什么呢？
答：我的前半生是浸透了苦难，我害怕看这种事情，我感觉到苦涩，有机会的时候我也反映给确实有权力解决问题的人。有的人想让我高兴，他可能会去解决个别的情况；要是不个别，我就当主席了。
记：来采访前，我问过您的同乡，他们都是像我这样来广州找理想的，有一个人托我问您一个问题：即您是怎样达到自己的理想的？
答：我小时候躲过两次炸弹，我的问题就是解决饿的问题。那时一个吃饭、一个穿衣是最重大的问题了，冬天有棉袄，世界上就没有可怕的事了。现在的孩子们危险的微妙性比我们当年多得多，现在的孩子们太不幸了。在珠海的玩具厂，我看到那里像地狱一样，有的孩子就在那里做事。这个事情我有机会一定会反映。有的事太不好，像狄更斯的小说中的一样，这都是真的。有的人问我怎么不捐钱给希望工程？我做了的事，只是不讲，这是国家的光荣，不能随便讲。我个人解决的问题没必要宣传，问题是规律不能打破。比如解放前，大学生不交学校钱，还要领12块钱，现在倒过来了，这样的事不该责备吗？
记：您在《大公报》做过事，现在媒体对待阴暗面用不同的角度来报告，您作为前辈认为媒体应 怎么做呢？
答：现在做媒体很困难，经济发展刺激媒体的成员，东想西想，不安于自己的本行。但这种情况迟早会过去，会有自己的渠道，会大大发展，不会是这个方式。但你怎么管得了呢？媒体花样百出，看看摇头而已。如湖南电视台的主持，讲话不像国语那样的，他本人到老就会纳入正轨了。都会有成熟的过程，年轻的画画的人到了80岁就会成熟了，用不着难受，他们会自己锻炼自己。
记：您在遇到挫折时，想过有人搭救自己吗？
答：没有。但我曾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打富济贫，有这样的想法，比打官司解决问题要好。讲讲也不犯法，没关系，因为我没有案底。
记：很多人把媒体看做是一个侠客，您认为它能充当这样一个形象吗？
答：我希望政府一天天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三年困难时，陶铸请我们几个老画家到广州生活几个月，那时一条街口有个茶街，那里有个人在大声地骂，我想我可不敢这么骂，这样的人那时很少了。苦和乐是相对的，没有比较就没事。“四清”时到农村，看到农民做任何事都要请假，他们种了一年地，还要欠国家的钱。1959年时我有个学生不听话，他随便勾了几笔算毕业创作，我就把他带到家乡去体验生活。我们出发时下大雨，走了70多里地，上游还要跳崖过去。那边的小码头有个两层楼高的木板房，我们去里面绑草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摆香烟摊，我告诉他要去凤凰，并说我是凤凰黄家的，他让我回来喝茶。两个月后，回来时我们想去喝茶，走到那里时见那个门关了，我想他是进城去了。可是两三天后，在一棵漆树下却见到一个门板上停了死人，有个老太太在那里哭泣。我母亲告诉我这个人是被人偷了两元多钱，他没法交差，就吊死了，这个人就是那个让我来喝茶的人了。所以，后来我画了一幅画，告诉年轻人这点钱是可以逼死一个人的。我是江湖上的人，到处跑，见的悲惨的事多了。我看了这个，就是苦在心里，哭是不会的。在广州时，看到一个朋友穷得吐血，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人家都说契诃夫是太冷了，他的小说描写的事情多是这样的，他是冷静的，就是因为这种事情见得太多了。
《黄永玉八十》 第三部分10月［广州展］（1）
先生在广州的朋友多，有老的，有新的；对广州也有特殊的情感，也有老的，也有新的。2001年11月曾经在广东美术馆举办过展览，我也为之效力。当时先生看到我请来的一群年轻的记者，曾担心过，特别找来一位资深的、拄着拐棍的、比他还老的老报人来助阵。后来，他发现现在年轻的记者很厉害，不可小瞧。实际上，先生他们当年在上海、香港弄报刊的时候，也是很年轻。所以，这一次的广州展，他全然没有后顾之忧，成竹在胸。先生提前好多天就到了广州，因为，他有一些青铜雕塑在广州制作和加工。
为了主持晚上的记者招待会，我乘飞机于下午5点赶到广州。在出机场不远的高速路上，小七打来电话，问我到了没有，让我直接去广东大厦。广东大厦是先生在广州的据点，近年来，他每次到广州都住在这里，总经理卢申对先生关心备至，安排也是极尽所能，为先生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先生对那一套总统套房像自己的家一样熟悉，特别是卢申为他准备的多种故事片光碟，使他可以很过瘾地享受客人走后的那些深夜的时光。
6点，到达广东大厦。见过先生之后，大致说了晚上记者见面会的安排情况。广东美术馆的蒋悦副馆长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酒店，问给记者的车马费准备好了没有。我立刻找到黑蛮，让他把记者的车马费准备好，装在信封里。这时卢申来到，告知记者已经到了，让我下去招呼。刚要转身，听到先生的嗓门有点大。原来黑蛮把为记者准备车马费的事情告之先生，只听到先生说，不是给不起这一百块钱，而是不要把他们给污染了。听到如此，我说既然是先生的意思就算了，我去处理。
下楼后，我将这一情况告知蒋悦。他说刚才只是问一下，也不是一定要给的。这样关于车马费的问题就不了了之了。而这也就成了此行的一段插曲。
6点半，先生准时到达北京厅，共有9家媒体的16位记者参加这次记者招待会，此时他们早已在厅里等候。广州的记者对“黄永玉”一直充满了激情。
在回答完记者的问题之后，先生请记者共进晚餐。其中有几位记者提前告退，说要赶回去发稿，广州媒体之间的竞争由此可见一斑。到了饭桌上的时候，记者们就显得活跃了很多，纷纷拿出自己准备好的书或画集请先生签名。席间，先生继续刚才的许多话题，或者说一些过去的往事。最后，卢申送给每家媒体一本新出版的由他摄影的《黄永玉的黄永玉》（之二），然后，由先生为各位签名。
每次记者会之后，都会有一些记者提出特别的要求，对先生单独采访。《羊城晚报》的记者悄悄地和我说了想单独采访的愿望，在把记者的这个想法告诉先生后，先生欣然同意。晚饭后，先生在他套房的客厅里又单独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
采访结束后，先生跟我说他们是早有“预谋”、有备而来。看得出他对晚间的记者见面会上回答的问题还比较满意。他最反感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记者，提一些几乎是过去记者已经问过无数回的老问题，什么与沈从文的关系啊，什么猫头鹰事件啊，什么酒鬼酒啊，等等。这些已经说了无数遍的话题，他实在是没有兴趣再去重复。
早晨起来去见先生，他们全家已经到了餐厅。在早餐饭桌上看到昨天晚上先生提到的一位老朋友以及他的女儿。他坐在先生的左侧，旁边是他的女儿。此公名为赖澜，常用的笔名是野曼，是一位诗人。先生说这位诗人有两大特点，一是走到哪儿都要办杂志；二是不能容忍别人说他朋友的不是。他说不是太喜欢这位朋友，思想比较左；但是，他又确实是一位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吃饭期间，他们不断说一些过去的事情，问一些老熟人的状况，最主要的还是问这些记忆中的老人们还在不在了。他们是在1946年相识的，那时候两人都还没有结婚。不过诗人那时候已经有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朋友，先生说那时候他对外界宣称是他的表妹。诗人说反右的时候他在市委宣传部，先被说成是胡风分子，后来，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原本他已经被列入右派的行列，因为名额已够，二是领导要用他，当时他还是办副刊的主力，所以才逃过一劫。尽管如此，后来都为此而受牵连。先生说诗人一辈子都不得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说出来了，可能就是因为和反右的事情有关系。两人聊得很高兴，每提到当年一些开心的事情时，这位诗人总要用手去拍先生的肩膀。师母在旁也不时地插话，提醒一些她所知道的人和事，或者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记忆。
饭后，送走了诗人父女，我们准备去美术馆。走进电梯里，先生用手不停地摸着左肩，说这个家伙力气真够大的，拍我的肩膀很疼。事前忘了他有这个毛病，不应该安排他坐在我的身边。先生说，广东画家中的余本和黄笃维说话时也喜欢拍人的肩膀，以后见到这些人要“小心”。
我们各自回到房间，拿了随身带的东西就下楼坐车到美术馆。
《黄永玉八十》 第三部分10月［广州展］（2）
车上，先生还在不停地摸着左肩，不断说这个野曼。先生说他的妻子刚去世，很伤心，不能提他妻子的事。又说到这个拍肩膀的事情，他说家乡有一位书记也有这个毛病，平时也不好说他。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先生对那位书记说拍肩膀是同性恋之间联络的国际通用暗号。那位书记听到之后，再也不拍他了。先生自我解嘲说，早餐上的事说出来是一个笑话，好心请一个朋友来喝早茶，结果却给这位朋友拍伤了。
到了美术馆，先到贵宾厅休息。先生还是在摸他的肩膀，而且疼痛好像是越来越严重。他说回去以后要弄一点云南白药止痛。蒋悦副馆长知道了这个情况，从办公室找来了红花油，请随行的邢成为先生按摩。这个邢成，据说是少林寺来的，武功高强，一般三五个人不能近他的身。
经过邢成的一阵推拿，先生肩膀的疼痛大为减轻。稍作休息后，我们一起到美术馆二楼的展厅内转了一圈，看了布展的大致情况，先生表示很满意。
在回到贵宾室的过道里，先生看到墙上挂着廖冰兄的展览海报，问还有没有，蒋悦说有，先生说送我一张。回到贵宾室，先生接受了《信息时报》记者张鹏的采访。结束后，张鹏又采访了我。
记者主要想了解我对先生和先生作品的看法，以及这次展览的特点等等，下面是这次采访的录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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