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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翠楼完全是按照当地古建筑样式修建的，而且用料大多取自当地。石头板的地面、火炉塘、桌子、椅子等等，都是地方风格。在“夺翠楼”的影响下，政府部门重新对沱江两岸的建筑进行了规划，古城凤凰渐渐恢复了它往日的风貌。
黄永玉先生设计的房子一般都强调它的独特性，特别是在功用上，既注重实用的功能，又讲究各种功能所反映出的美学意义。拾级而上，回廊、门楼，映入眼帘，处于制高点的塔，更是玉树临风。屋内的天井，连接主屋和厨房，其中花木扶疏，鸟语虫鸣。
“玉氏山房”里的家具有传统的，如太公椅，有当地的，如火炉塘。其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我想非那四张螃蟹靠椅莫属。这几只“螃蟹”四对小螯屈起跪地支撑“蟹身”，“蟹身”被巧妙地制成椅身，椅背刻着螃蟹的面部，张牙舞爪，两只大螯举在半空在向人示威。这使我想到了一个名句：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提起黄永玉，人们肯定会联想到沈从文。很多人说先生从小就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这种说法不确切。他早年主要是受左翼影响，当时他接触的木刻界的人很多都是左翼人士，而且沈从文曾让他“失望”过。先生在福建德化的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时，有一次，老板破天荒给了他一块钱让他去理发，他花了三角钱理了发，剩余的七角就买了本沈从文的《昆明冬景》。他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看了半天，结果一点也看不懂，弄得先生十分懊恼。许多年后，先生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收集了沈从文的几乎全部的著作，明白了他书中说过的话，对先生以后创作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1950年，先生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关系结起来。1952年，沈从文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回来中央美院任教。当时先生也想回来，于是就回来了。这样先生和沈从文相处的时间就多了，也逐渐了解了他尊敬的表叔。
有一年先生在森林，他把森林的生活告诉沈从文，不久就收到一封很长的毛笔蝇头行草回信，他给先生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多少年来，先生一直在实践着这三句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他们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动荡高潮时彼此难得见面，一次，他们在街上碰到了，沈从文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就在这一瞬间跟先生说了一句话：“事情真的来了！要从容对付啊！唉！”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是家乡亲人通过他的嘴巴对他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竣工于明天启三年（公元1622年）的长城，南起与铜仁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吉首的喜鹊营，全长190公里，被称为“苗疆万里墙”，是中国历史上工程浩大的古建筑之一。2000年4月22日，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在考察凤凰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中，发现此长城。参加考察的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先生认定，这就是中国南方长城！
南长城沿城墙每三五里便设有边关、营盘和哨卡，以防苗民起义。如亭子关、乌巢关、阿拉关、靖边关等，如今这一线还依稀可见碉堡、炮台和边墙。它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开，以北为“化外之民”的“生界”规定“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禁止了苗汉的贸易和文化交往。南方长城，是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实体遗存，它表现了一个朝代的特征，涵溶了那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象，构架了那个朝代治国方法的精神实质，是研究明清两代对边远少数民族征服统治鲜活的历史资料。
《黄永玉八十》 第三部分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1）
记：您在香港待了多少年？
答：1948年到1953年，1946年到香港，后到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1948年到台湾，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去，我们到台湾住了半年，地下党通知我赶快走，先到了基隆，辗转到了香港，在那里一直呆到1953年，我就回北京教书去了。
记：听说沈从文关于这件事还给你写了信。
答：这是一个原因，人们喜欢讲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我也很想回去了。那时也不了解共产党怎么样，虽然我多少年一直是左倾的，今天理解了，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时有多少人理解共产党？刘少奇了解共产党吗，我又懂得多少共产党？但回来总是开心的，总是自己的祖国，所以很多人说我是受沈从文影响的，因为沈从文是我的亲戚。真正我是受左翼文化的影响，是鲁迅的木刻影响了我。
1950年我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关系接起来。他是我很亲的长辈，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他是我尊敬的长辈。解放没多久时，他的处境也是不太好的。我每个礼拜都要去看他，我们关系很亲密。以前有一个中央领导来我家，我们谈到了我们在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党在解放前的领导是我们的叔叔爷爷辈，那时我们也没有党的关系，不是党员，但在党的领导下奋不顾身，上头一有指示，马上去行动。钱是自己去找的，具体的领导是我们的老前辈，李桦、也夫、陈烟桥等，一年做两次展览会，不像今天这么简单。党什么都不管，连饭也不管，挂画一切都是自己来的，这样的状态底下感觉一切都那么好。
记：那时是有一种激情吧？
答：我跑到上海旺角，买了一块大板子，自己用三轮车运回到住的地方，自己打稿子，刻了九天九夜，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都没有发表，稿费也没有拿，义卖后卖了两三千块钱，全部慰问了解放军，后来这幅画拿到朝鲜送给金日成了。“文革”中把这张画挂起来，当做黑画，说我把解放军画得这么矮，是贬低解放军。我想我当年是怎样的工作，条件多不好，你们现在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却没我有出息，你们有什么资格讲我呢！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
记：我看了您的文章，里面说：“他妈的，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时光？”那您的画风是怎样形成的？
答：是的，画风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根据不同的经历，学习过程演变出来的，不是想改变就改变的，不像整容，是说改就改的事情。
记：五六十年代，在还有些自由的情况下，艺术的交流是怎样的呢？
答：在困难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偷安，能很实际地生活，我没感觉到文化革命时特别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革命、反右、肃反和我还没有关系。三年困难时就想，明明好好的，为什么要没有饭吃呢？我曾写过一封信给香港的朋友，告诉他们不要寄东西来了，我要与大众一起。“文革”时感觉越来越不正常了，“文革”末期，当林彪摔下来的时候，感觉是很不正常了，这个事情是逐渐认识的。那时高兴地以为“四人帮”要完蛋了，结果不是这样，他们反而掌握了旗帜了。所以，我自己也不清楚了。
记：那时不痛苦吗，不能画画、写字？
答：不痛苦，因为大家都一样，劳动，哪里有空去痛苦呢？很累，没有闲情逸致的。不要说我们，古代的那些在奴隶船上的人，每天摇啊摇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是痛苦的，但他们只是想活下去，如果想痛苦的事情，他们也活不下去的。在小组会上，大家谈到为什么我们愿意改造，包括死刑犯，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时，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家就批判我，当然是这样了。为什么国民党的人，如杜聿明等愿意接受改造，还是觉得活着好吧。
记：当时黑画事情出来后，您怎么对待？
答：我能怎么对待，就完蛋了吗，那怎么对待。所谓黑画，说我，我就很被动。如果有机会辩论，几句话他们就无话可说了嘛。猫头鹰为什么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
记：那“文革”之后去香港有什么机缘？
答：能够去了就去了，允许去了我就去了，不是自由的问题。几十年来在北京我也没觉得不自由，自由是自己给的，不是别人给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很少情况下是别人命令我做的，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大跃进的作品，我不是如实描写，是我加入自己的艺术处理，不一样就是一种自由了。人家说，大跃进是谎话，谷子上可以跳舞。我说我看得真开心，一群人在稻谷上跳舞，羊长得比牛还大的事情，我不是相信，我只是觉得人家说谎、我表达出来很开心而已。有的事情不是用诚实与否来断定。从我的角度来讲，开始乱讲话是有道理的，道理高深，我都不太明白，跟着做是没错，一定有道理，包括让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慢慢感觉有问题，到林彪死了，才逐渐明白，其实一帮人是把政治越来越当做儿戏，把生命当儿戏，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
记：您新出的木刻集，和1999年的画展我都去看过，1999年到现在，这些年的画有哪些新的题材？
答：都是新的。
《黄永玉八十》 第三部分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2）
记：有没有印象深的？您觉得很得意的？
答：都是印象深的，新的阶段，看作品不从这个角度讲。有些人怕大家忘了他，隔几年开一个展览会，把他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展。我吗，我不停地工作，我不能说我讨厌生活才画，当然我喜欢我的生活，我相信我的观众也喜欢我做的画，我想让大家看我是怎样在工作。不能说我的每张画都有深刻意义，明明没有意义嘛！为什么五张八张都画这个，有的豪放一点，有的用另外的方式，是因为自己也在研究，这个过程让大家看看。什么意义啊、崇高啊都是扯蛋的。比如有人问毕加索的画什么意思啊，他用鸟的唱歌来比喻，画画就是这样，不一定要讲出意思。不要为讲意思而画画。做展览会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前，每张画都要有意思，没有意思也要找出反动的意思来，太可怕了！现在的好处在于不是太有意思的东西也没有人追究了。是吧？
记：您近五年来，在北京和凤凰住得比较多，题材多以荷花为主吧？
答：不存在题材的问题，像何孔德他们，画战争要重视题材。荷花无所谓题材，在哪里都可以画。
记：画这么多荷花，想表达什么心境？
答：刚才不是说了吗，无所谓表达什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画荷花能有什么意思呢？人家不讨厌，我就不停地画而已。人家愿意看，我就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