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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许诺给人们的水的存在，是一种眩晕的存在。水在一种水平面上自我平衡调节自己，有许多过渡的成分，无论是流出去还是流进来，水不断地流着，往下一个水位线流着，在流动中死亡。在人的深处其实也具有流水的命运。水的苦难是无止境的，因此，人的苦难也是无止境的。
许多年前写过一首诗《总也走不出的凹地》：“这里是一块凹地／雨雪霏霏几千年大体不变／杨花柳絮差不多在同一个季节／合谋着叛逃／也差不多在飞扬起来的时候／被一些惯性扯住／／常年会有水泊到这里来／水多的时候很自然就溢出去／水少的时候指望老天及时落雨／你来了去了／对它毫无影响／／芦管悠悠，铺在水面上漫过／月色泛滥成灾／无限多的河流／淹没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情怀／小虫啾啾，鱼儿唧唧／以及芦柴花拔节的声响／听多了，无论是谁也会乏味／／凹地外面是平川／平川外面是大山／水往低处流／人向很高很高地方走／你找不到一条可以走出去的斜坡／快走两步与慢走两步／都差不多……”
在诗集《总也走不出的凹地》后记里，我还写下这么一段话：“苏北里下河地区是你的出生地。那是个出了名的低凹地区，最低处的地面高程只在海平面以下。你的始终的“凹地”意识是否缘此而生？你不知道。你只知道：那一片“凹地”起始遥远；你只知道，生是无法选择的。走出凹地，是纠缠你至今不解的情结，而“走出”的欲念，又使你永远地与“凹”为伍。因为，向前向上每一步的跨出，会给人一种感觉——那已经踩实的一步仍在低凹处。除非你就此停下来，以一种冲淡平和的目光检视身后。这一点，在你同样是很难做到的。虽然，在宇宙的永恒与无限面前，“走不出的凹地”才是唯一的绝对的命题。正如你在诗中说的那样：“穿过大片大片的沼泽／或者穿不过去／两种结局都一样”。“你还是要走／也不回头”在有限与无限的短暂的对峙中，你企望超越有限。岁月匆匆你头顶上方那轮耀眼的日头开始向西漂移。你于“总也走不出的凹地”这一事实渐渐无可奈何。“尽管你有时仍会作年轻的笑，或豪饮，或放歌，你的诗分明不那么年轻了。随着时间的流失，有限的日益有限，你深知这一点。又何必苛责自己呢？你只是始终学不会乐天知命、随遇而安而已。”
里下河，我的宿命，我总也走不出的凹地。
一首诗，一段征程
闻 山
诗，是诗人的头脑和心灵被大千世界万象所激动、灵感进发出的火光，是诗人生活的体验和创造的结晶。诗是不可重复的。每一首真正的诗，都是对生活新的发现，是人生、时代一步步前进的新的脚印。诗包涵着生活的苦难与欢乐、鲜血和泪水、爱与恨，不是梦呓。
生活告诉我，诗是美的、崇高的、真挚的。青少年时期我就体会了诗的重量。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最危险的时期，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屠杀、掠夺的这场浩劫。日本侵略军是没有人性的豺狼、恶兽。我在家乡广东高州中学读初中时，日寇飞机就炸毁了我们的教室，炸死了厨工，把200多个“壮丁”炸死炸伤，连半死不活的都被埋在一座祠堂里。我痛恨日本鬼子，10岁就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唱抗日歌曲，演剧，写标语，画漫画。我们憎恨汉奸，誓不当亡国奴。1943年夏天，我16岁，高中毕业，到桂林参加高考，天天跑警报，钻山洞。有一天，整100架日寇零式飞机飞到桂林，乌鸦似地遮满了天空，扔下许多炸弹、燃烧弹，烧毁了两条街，死了许多人。
已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的三哥让我去昆明。我从桂林乘坐烧木炭的破旧汽车，进入云贵高原。沿途看到连绵不断、重重叠叠的大山，非常雄伟。悬崖峭壁上写着巨大的标语“一滴汽油一滴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路途非常艰险，常见翻下深谷的汽车。走了13天，终于到达“四季如春”的目的地昆明西南联大。
联大应是世界第一流贫穷的大学，生活很艰苦。我到校外当家庭教师，给系里老师的讲义刻钢板，常常连早餐都没得吃，饿着肚子上课。穷，但精神奋发，斗志昂扬。联大师生勤苦治学，追求真理，为争取人民大众的民主而斗争，被称为“民主堡垒”。我参加了以闻一多教授为导师的“联大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我们以诗、画作为抗日及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武器。闻一多先生只要有空，就来参加我们新诗社的活动，同学们互相传阅自作的诗，提意见，或者朗诵。
我写了《山，滚动了！》，把我对日寇的仇恨和云贵高原群山雄伟的形象给我的启示，融合在山的意象中。那天新诗社在一座破旧小木楼里聚会，闻一多先生也来了，和十几个同学挤在一起，坐在稻草编的草墩子上。他笑着说：“我是到你们中间来取暖的。”我把这首小诗给他，请他批评。他看了一遍，便开始朗诵：
《山，滚动了！》：山，拉着山／山，排着山／山，追着山／山，滚动了！／霜雪为他们披上银铠／山群，奔驰向战场啊！／奔驰啊！／你强大的巨人行列／向鸭绿黄河 扬子 怒江／奔流的方向：／和你们在苦斗中的弟兄／长白 太行 大别 野
人山拉手啊！／当你们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胜利的狂涛／山啊！我愿化一道流星／为你们飞传捷报。
闻先生穿着灰布大褂，目光炯炯，他那像大提琴的声音领我们进入群山，和巨人的战阵向前推进。在我耳中，这似乎已不是我的诗句，而是闻先生发自胸中的心声。我非常激动，感到幸福的温暖。但是我完全忘记了当时闻先生和同学们都说了什么话。后来，有人告诉我这诗在《云南日报》发表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把这诗送去报社的，我猜想是闻先生。之后又听说这诗被闻先生编入《现代诗抄》（见《闻一多全集》）并译成英文寄往国外。现载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卷》。2005年7月，《诗刊》在芦沟桥附近的抗日战争雕塑园举办“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诗歌朗诵会，我朗诵了这首60年前写的诗，听众仍然感受到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激情。
这首短诗，并不说明一个17岁的小青年有多少文学修养，但的确有一种与敌人坚决战斗到底的勇气和决心。这是每一个不愿做日本顺民的中国人所共有的。我只是融入大海的一滴水，祖国伟大的河山与我同在，因此，它记录了中华民族心灵的呼喊。当时抗战正处于极艰难的时刻，日寇攻陷长沙，逼近桂林，这诗却预言抗日战争必然胜利。它表现了时代精神，它就成为生动的历史而存在。诗里没一句抗日口号，作者也不是故意用什么象征手法。它是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的结晶，它能引起众人的共鸣。这就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
几个月后，日寇打到独山、都匀，缅甸被占领，侵入滇西。我觉得不能坐下来上课了，必须上前线打日本鬼子。1944年冬天，我和西南联大200多同学，穿上军衣，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死亡航线”险区，到了印度（在驼峰航线因撞山或被日寇战机击落的运输机就有近五百架，中国士兵和美军事人员牺牲一千数百人）。在昆明时，杜聿明曾给我们做报告，说我们要驾驶坦克到缅甸前线杀敌。但到印度后，却让我们当汽车兵，从加尔各答运输由美国运来的弹药军用物资到缅甸前线，国民党军方领导连枪都不敢发给这些来自“民主堡垒”的士兵。
我们在印度酷热的夏天、40多度高温中长途运输，在原始森林地区扎营，与野象虎豹为邻，经历了夺人性命的热带病毒猖獗的日子。在加尔各答这个印度海港城市，我们和美国士兵在军营里热烈庆祝德国法西斯投降。最后，我们驾驶新的吉普车（带拖斗）从新建的中印公路回国。这是世界最艰险的公路，第一天进入路段被称作“鬼门关”。车队穿越茂密的原始森林、悬崖深谷，进入有毒的山泉、大蟒、虎、象的王国。记不清盘绕攀登过多少座渺无人烟的大山，跨过多少急流。在缅北密芝那战场，看到树林全都烧成了一根根焦炭，一列列火车被炮火穿透，像蜂窝似的。日本士兵被忠于天皇的“武士道”精神迷惑，成为残酷的杀人恶兽，使战争非常惨烈。在中、缅边界，中国远征军的坟墓堆满了许多山坡，像祭天的馒头。我们经过被日寇盘踞的松山战场，沿路一个个被火焰喷射器烧黑的山洞外面，还抛散着日寇的军用品、钢盔、破皮包、文件。洞口里，不知还有多少为天皇送命的尸骨、冤魂。在这条世界最艰难的公路上，每一秒钟都埋伏着生死危机。穿越横断山脉，那天爬上怒山，白云在车轮下飞翔。从山脊往下盘旋，一个个险弯令手中的方向盘飞速旋转，满头流汗。一不留神，车子在急弯处冲出公路，人和车就要翻下去。奇迹在千分之一秒中出现，一块大石挡住右前轮，车没翻下山。但左前轮已悬空，只要稍为失去平衡，就要滚下去。于是用倒档加前轮转动轻轻地倒车，缓缓回到公路，又飞奔向脚下怒江滚滚的急流。路上经常遇到滂沱暴雨，新路基时有塌方，到处有险情。晚上，三个士兵只能蜷曲睡在狭小的车厢里，被蚊虫叮咬，难以入睡。这样熬了11天，我的老毛病三叉神经痛又犯了，苦不堪言。
终于回到昆明，我转考入译员训练班。不久日寇投降，我便回西南联大复学。一首诗演绎成的一段人生征程，划了句号。我就像一道流星，跨越喜马拉雅山的高空，为祖国飞传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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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人从故乡离开（外一首）
老 了
每年都有人从故乡离开
到比县城大的城市去
他们背着铺盖，决心一去不返
每年都有人从故乡离开
尤其是秋天，他们等不及吃月饼
就挤上汽车，挤上火车，挤进城市的公交车
一下车，就迷了路
从故乡离开的人，不再说方言
改讲普通话，像鲁西南黄牛那样普通
他们不再猜拳，不再酗酒
不再打架，不再骂街
顶多找个没人的地方，哭出几句乡音
从故乡离开的人，多少有些复杂
填写籍贯时，叛徒一样心虚
故乡已被我们涂改得面目全非
可它永远也无法一笔勾销
牛
假如有一天，你想到
我的故乡看看，那真是件
很牛的事。你不仅能够吃到
最正宗的烧牛肉，还能看到
老黄牛、大奶牛、克隆牛、注水牛
运气好了，还能看到杀牛的人
剥牛的人、偷牛的人、抢牛的人
我的故乡有好多牛，姓牛的人却不多
我有个哥们外号牛子，他会弹吉他
会弹钢琴、会敲架子鼓、会唱歌
（美声和摇滚都会）
还会跑步（校运会3000米冠军）
他常混得一分钱都没有
只剩改不掉的牛脾气
静 物（外一首）
张作梗
外角。一盆清水析出石子的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