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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反对婚姻的期盼，只是认为，在情感生活上“自我意识”颇为重要。没有“自我”，无论是婚姻还是非婚姻的情感，都是可哀的。应该在“自我”中顺其自然。对婚姻，来之则安之，无之则坦然。单身女性无需药方和警告（其本身就不是社会疾病），也无需端视男人的脸色以行事。她们需要的是：自己觉得快乐。
三、思古“讼棍”
“讼棍”，土得直掉渣儿的旧时用语。
以今天的意思来看，它指在法律上能说会道儿、能掐会算、不时代人写写讼词或出谋献策以赢官司的一类投机谋财的专业人士。自然，它是贬义的。眼下，如果有律师心怀不轨，只知切款误人，“讼棍”的用语便会被人扔其身上。
翻翻国人的历史，你会有趣的发现，有些在法律知识上有两刷子的“专业”人士，并不一个心眼钻在钱堆里，坑蒙拐骗，而是略收盘缠之余热心服务，甚至鞠躬尽瘁。但是，他们还是被讲成了“讼棍”。旧时的“讼棍”一词用法，十分打紧，可说是“语词暴力”的一个特别例子。
看个传说。
不少古书记载，春秋战国那阵儿，有个人物叫邓析。此人能说善辩，精通法律，而且非常喜欢教人打官司。在释放这些能耐和爱好之时，邓析也不客气地收些财物。如果官司大得吓人，就收下一件上衣；官司小得不足挂齿，就收下一件短袄。兴许那会儿上衣与短袄有天壤之别，故价值不能同日而语。
讲来，邓析算是不错了。提供法律服务的心地，蛮真诚。不论案子大小，一律尽心尽力，为民解忧。然而，几本声名显赫的古书对他颇有语词谴责。像人人皆知的《荀子》就说：邓析是个乱世说客，“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屡屡作为中小学语文范本的《吕氏春秋》也说：邓析“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而且，“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传记《邓析子》又讲：那人“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
一句话，邓析绝对是个巧舌如簧的骗子。于是，人们大体以为，邓析是一类“讼棍”的先驱。
国人古时有个习性，喜欢大一统。不仅在政治上如此，而且在法律上也是如此。大一统的意思是，凡事儿只能一个声音，不能公说婆说，论三道四。今人的概念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事儿，最后只能一锤定音，一个定论作数，但是定论扔出之前，可以“百花争艳”，百家争鸣，这是为了更好地作出定论选择。古人以为定论扔出之前，也是一锤定音，一个定论，没啥选择的问题。古人便以这种观念，彻底压抑了法律上的不同说法。
有时，遇到纠纷，我们难免对法律的规定有个不同的看法。今人的律师以及所谓的法律家法学家，偶尔正是提些不同的法律理解。不同的法律理解，有个要害之处，这便是当其久而久之，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其可以形成一类颇有势力的“法律知识”，并足以威胁原先法律理解的霸主地位，使法律统治出现不同的景观。接着，一个案子原来是这样的判法儿，过一阵子，也可变成别样的判法儿。最后，立法者的意志，可能悄悄地被“法律学问家”的意志替代了。
古人对此有先天的直觉和警惕。
他们尤其担心，“法律学问家”的知识，会动摇君王法律的权威，使君王意愿的法律形同虚设。所以，邓析这个早期民间的“法律学问家”的符号，被利索地杀掉了。而且，大凡类似邓析的法律说客，慢慢地被按上了“讼棍”的绰号，以示其属法律上的“邪门歪道”。
“讼棍”有贬义，易引起人们反感。所以，见到“讼棍”，人们便要群起而斥之。这就是“词语的暴力”。它通过人们的意识形态反应，将一些持不同法律理解的学问家打入地狱，压抑另外一些法律知识的滋生，而不管学问家有无好坏之分。
实际上，学问家有好坏之分（特定时间特定社区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法律理解，可以使人看到不同的法律需求。有时，对法律有新的看法，表明人们对法律有新的利益愿望。而且，在争讼的过程中，对立各方都在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如此，倾听不同的意见，正是一种“关注”、“关心”的表现，以便作出更好的权衡。
尽管，最终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法律说法，一个法律意见。
三、思古教化
大体来说，对人性的看法不外三种。一是性善，二是性恶，三是性无所谓善恶。这些看法颇为打紧。它们时常决定了社会管理者采用何种方来法治理社会。洋鬼子，对人的认识较为残酷，爱说人自私、贪婪、欠缺爱心，故而极力张扬法律的威慑，期待以恶治恶。可不少国人则反之，自古便对人充满了希望，喜讲人之温情脉脉，常念“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从而，大力推崇道德的感化。
后汉献帝那会儿，人们都在传说一个故事。
有一汉子，好吃懒做，无所世事。后有人对他说，应当自食其利啦，哪有七尺男儿这般颓样儿！汉子听后，也觉难看，故而决定发奋自强。如何发奋？古时除学而优则仕外就剩男耕女织了。汉子目不识丁，不学无术，只好立志驾牛耕田。可是，这牛是没有的，多年来潦倒无蓄，哪来这等家当？！左思右想，邪念再次作祟：偷。
谁知那“偷”也需技术，汉子既邪又蠢，手刚摸上牛角即被旁人拿获。押解到府，汉子即被乱刑一通伺候。他知罪孽不轻，所以任打任罚，但苦苦哀求衙门小吏不要告之大官人王烈，替他藏着掖着。因为，王烈以往总是苦口婆心，善言相劝，费尽了仁爱之心。汉子此时无地自容。
王烈知道汉子事发，且知其对衙门小吏之请求，于是，不仅不震怒臭骂，反而遣人送去一段布匹，明说此为奖励，以资汉子再次振作。旁人不解，王烈说：“盗牛者怕我知其犯事，说明其有耻恶之心，而心怀耻恶必能改过从善，故需奖励。”当官兵将布匹放在汉子手上的时候，汉子已是泪流满面。
数年后，一老翁不慎丢剑于路上，一行人居然在那里持剑守候整日，直至老翁回头寻得为止。老翁兴奋异常，拉此人去见王烈，说这等好人足可立为常人之楷模。
王烈见“好人”，刹时眼前一亮，原来此“好人”正是昔日好吃懒做后又窃牛的汉子。王烈拍手大叫：“小子，有种！”
这故事载史千年有余。而且，打那时开始，类似的段子不绝于耳。人们反复倒腾其中的情节，烘炼其中的底蕴，终于令其成为国人法律文化一个方面的暗喻：法刑之具实在不如教化之道，还是教化为先吧！不仅于此，人们还历数秦皇严施法刑以失败告终，数代明君高扬德教以“盛世”结局，来做此一暗喻的边注佐证。
古人确信，人之从善，富有廉耻，有如万物自然生长，是与生俱来的。仅仅由于某些外在的偶然因素人才误入了邪门歪道。通过教育感化，人能良心发现，并且弃恶向善。而法律严刑只能触人肌肤了。它使人畏惧，但不能教人身心醒悟，故也只有作为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不论怎样，历史就像故事的流传不断一样，似乎总在重复道德教化的喜人效用。
三、思古怕火不怕水
春秋那会儿，郑国的一国之主叫子产。
子产对人别有一番认识，病危之时，对“接班人”子大叔讲过一段“人怕火不怕水”的经验分析。
他说，这人就是贱骨头，对其狠一点，他就老实，对其柔一点，他就来劲儿。大火烧得猛烈时，人看见就会避而远之，所以没听说有多少人跳进火里烧死的。可是，在水面前大不同了。那水瞧得平静“柔弱”，人看见就想扎进其中嬉戏玩耍，所以淹死者一批又一批。子产提醒子大叔注意，运用法律制裁，必须看透这一点。广施仁政固然重要，可那太不实际了。将法律弄得严厉些，绝对事半功倍。
这理儿，应该是切中要害。
但说来有意思，子大叔生性厚道，只喜欢“胡罗卜”，而不喜欢“大棒”，对严刑峻法“敬”而远之，日日鼓吹仁爱。岂料，后来的世道真应了子产的感觉，郑国盗贼日益猖獗，终于搅得国无宁日。子大叔这时才追悔莫及，随即在刑律中“烧起大火”，好不容易最后才有了一点“团结安定”。
据说，孔夫子知道这事儿后也是拍手叫好，他说：子大叔为政宽柔，百姓容易拿他不当回事，而出现了有人吃硬不吃软，就只有用“重刑”了。
子产的“理论”，子大叔的“实践”，加之孔圣人的“点评”，为后人极力推崇“重刑”提供了部分口实。即使后来秦朝暴“刑”以覆灭告终，人们知道了“德主刑辅”也是一条路子，可在古人的历代刑律之中，仍然随手可见“残酷”两字。
显然，古人在此特别关注的是刑罚的效果，即如何能使一般人见到“小火”之后都会望而却步，不敢轻举妄动。
西人法律，尤其是到了近代以后，大体上不见什么“火势猛烈”，当然，也不见得“水静柔弱”。刑罚之类的东西，在西人手里，更多是个“摆平”的手段。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效果，而是“罪刑等价”。各类犯罪都有轻重，故刑罚也应有个轻重。一个小偷窃得一元钱，就应有“一元钱”的罚法儿；窃得上千元，就应有“上千元”的罚法儿；而窃得了百万元，也要有个“百万元”的罚法儿。这虽不能一一对应、“丝丝入扣”，但仍是不能抛弃的基本目标。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彻底剿灭盗窃，就对偷一元钱的小小偷来个剁手，甚至斩首。
奇妙的是，古人的效果一说在历史大面上似乎没有多大效果（尽管偶而奏效），换句话说，即使把“火”烧得猛烈，仍然有人不断挺而走险。而西人“摆平”一说虽说没有顾及效果，可也不是效果全无，这是说，在小火面前也有望而止步的。
假如真是在效果上看不出谁能略胜一筹，我们倒应想想谁能带来其他方面的更多好处。
三、思古“拔刀相助”或“狗拿耗子”
唐朝那年月，江阴县有个叫赵和的县令。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略知一二的人知道，县令这官，既管行政又管司法。那时，人们没有也不想去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