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描述。其实，应该说，这风是不敢刮大，毕竟社会阻力太大，用劲儿过猛，将危及初初建立的满人政治统治。满人这点警觉还是有的。何况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中，也有不协调的音色。
法律文字的实效，特别有赖于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旧有意识形态结构顽固之时，强行推广法律文字，轻则引起狡兔三窟、暗中作梗，重则引起暴力反抗直至揭竿而起。古人有时谙熟其中要害。这是先见之明。
其实，仔细回忆，我们也能发现后来的女人小脚“革命”，首先依赖的正是意识形态革命。意识形态动摇了，妇女才会感到小脚是男权话语的束缚、压抑、迫害，才会随着制度创新而自我解放。当然，意识形态的动摇，也依赖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了不让妇女再看男人的脸色，最终需要动员妇女走出家门，自食其力，进行争夺经济地位的阵地战。让她们从根处明晓，“经济是基础”，“有钱才有一切”。
一言以蔽之，对人们来说，时过境迁，许多东西可能看着不顺眼，而且需要改掉，可是独独法律手段，是单薄的，难有功效。女人小脚的变迁谱系是个例子。清初的满人，给出了一个现身说法，让人回味。而笔者谈小脚，当然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希望转到法律实效的观念上，暗喻一二。
三、思古童养媳
再过几年，除了书本上以及老人传说里，将基本不会在生活中发现“童养媳”的人物了。那是旧社会的“作品”。应该说，只要社会主义在，妇女不断顶起半边天，“童养媳”势必一去不复返。
今人对“童养媳”的评价，大致没有出现什么较真儿的不同意见。定论是死的，无可争议。因为，它一准儿是个摧残女性的婚姻制度。哪能小小年纪的女婴、幼女，送人旁边，不仅受婆婆时时虐待，还要养起待嫁？在新一代的青年眼中，这更是匪夷所思了。
一日读书，瞧见有史学高人介绍，清朝年间的童养媳事件，几乎是遍地开花，各《州志》、《县志》、家族世谱以及民间笔记，均有实例记载。大清法律没列出“童养媳”制度的字眼儿，但是，规定婚姻岁数可以在“少年”左右摇荡。男的16岁，女的14岁，即可成大礼了。而在实践中，顺治爷带头在14岁迎娶，康熙爷更是作表率在12岁那年完成了洞房大事，二人都属“以身作则”。这就是打侧面来暗中迂回准允、怂恿“童养媳”的规矩。难怪“童养媳”，如雨后春笋。
“童养媳”的缘起，其来龙去脉，无人太多关心。人们大多是定性，然后上纲上线，狠批一通作数。对古人的许多事儿，我们有这个习性。可是，缘起那内边，也是琢磨制度存废意义的要害，需要察断。
嘉庆年间，安徽绩溪县修定了自己的《县志》。里面说，这县里的农家，几乎个个穷得叮当响。孩子生下来，如何养活的问题叫爹妈伤透了脑筋。没辙儿，为了孩子活下去，只好啥法子都要试试。于是，许多人就和别人商量，是否叫几岁的女娃子领养过去，到了花季的年龄，做个媳妇传宗接代。别人，大多也是乐不可之。
当然，仅仅这点原因，还不足以令穷人送女接女。人都穷，将女儿送出去了固然省事，但为儿子接女孩进家也是负担，尽管“将来的媳妇”一事，不用操心了。同治年间，江西《新城县志》里面的文字，说明了一些这里的问题。那阵儿，人们结婚，一定要为嫁妆或彩礼而大笔开支。婚嫁，在他们那儿，几乎就是天大的终生巨事。一次婚嫁过后，除非闹出人命，否则不能“重新开张”。这样，为出闺迎娶，家产大体就要悉数堆上，就算勒紧裤腰带都不管用，也要挺住。婚礼是绝对不能含糊的。道德观念，也是这样要求的，也是在一旁紧紧提醒着的。如此这般，日子常了，人们不免琢磨领送小女作未来的媳妇应该是“勤俭节约”的事儿。于是，“童养媳”规矩的背后，又多了一个利益驱动。
我在设想，在此种经济利益与文化观念相互纠缠的背景下，“童养媳”规矩，实在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且，极为可以理解。在低层小民那儿，它还有小民乐意接受的“合理性”。如果硬是认为这是残害女性，必须予以消灭，在那样的背景下，不知对女性是否成为了更为要命的残害。她们，也许基本的吃饭存活都成了问题。
如此，需要重复一句多年不衰的老话：“历史地看问题”。
看历史的制度规矩，容易“站着说话不腰痛”。一批、二扔，好象毫无所谓。今人容易出这毛病。对此，已有高手指出说明了。
其实，另一方面，看历史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中国太大，地域辽阔，民间的各类制度规矩此起彼伏、目不暇接。对那些制度规矩，应该有个“环境内里周边因素”的理解。瞧瞧那是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然后再说一二。进而言之，为了摧毁或者建立一个制度，也要先看看现实生活到底需要什么，看看经济状态、文化观念，有啥特殊的“要求”。不要死认自家“超验”的理儿，动辙唯我独尊，硬压一个制度，死立一个规矩。
当然，“童养媳”规矩是旧事。现在，没人也不可能有人，试图再去领送小女待“嫁”而沽。只是，旧事重读，也可有新体会，虽讲新体会也终将是一类老调重弹。
三、思古为什么要琢磨古人？
写古人的法律文化，目的大概有两个：一是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二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不论是法学家正儿八经的“大手笔”，还是在下敲边鼓式的“小活计”，恐怕都有这番用心。
不过，在《古律寻义》这个小话题里，笔者较多时候，是希望把古人的自家道理尽量琢磨清楚，剥其表征，疏其肌理。
古人有其所好，从而发展了独具一格的法律传统。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与洋人略有不同，他们总是想到并运用了与人情味尤为贴近的法律之器。他们仿佛在遥远的过去告诉我们：调解是重要的，人与人的纠纷不一定非要断个“泾渭分明”，就算是非澄清是必要的，你我之间到头来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还是需要温馨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教化是重要的，刑罚之具固然可以使人畏惧从而老老实实，然而，心灵的感召更能使人从根本上脱胎换骨、弃恶从善；实体上而非程序上的公平正义的实现，同样是重要的，即使迫不得已破了程序上的规矩，只要可以讨回公道，这依然是可以追求的，“怎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心灵企盼的情、理、义……
显然，古人所追求的境界，是可理解的，而且也是值得思考的。在历史的语境中，那又是自然而然的。
时至今日，我们的法律文化已经慢慢地走近了“冷峻”的一面，这就是，更多场合想有个是非分明、惩罚严明、循规蹈矩……这当然应该，因为，我们毕竟不能期待人人都有个“脉脉温情”、“相互忍让”、“理智仁义”。可是，锻造了法律之器到底为了啥？仅仅是为了这些？
其实，我们也许更为需要“理”与“情”相互结合的一种法律文化。虽说我们有了与古人颇为不同的需求和愿望，时过境迁，语境殊异，可是我们像他们一样，最终离不开人的彼此理解、彼此关怀。这倒不是因为，今人不过是古人的一个延续──自然，今人的文化也浸透了古人的文化──而是因为，今人和古人终究是同一类的灵长之物，有着类似甚至相同的基本期待，殊途同归。
这般讲来，琢磨古人的道理，也就是在琢磨我们自己的道理。遥望古人，也就是在眺视、追忆、反思、警醒我们自己。
再者而言，今人的智慧，未必已超过古人，在古人的智慧面前，我们或许只是个小学生。这是未深切觉察的，也是被时常忽略的。德国哲学家尼采说，现代欧洲人总是不自觉地重复古希腊先哲们的语丝、观念、立场、姿态，少有创造可以夸耀。现代欧洲人听着这话可能有些别扭，但是，也只好洗耳恭听。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在说“小学生”的意思，也是在说古人在某些方面已是先驱，已是榜样，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咀嚼品味的灵性和“遗产”，即使人们并未自觉。显然，尼采的说法具有较为普遍的指涉意义。换言之，先人为师的道理，中外皆然，不论我们是否自觉，不论我们是否愿意。
三人有吾师，古人居其一。
四、忆我法治运作有个“背后”
——《法律的隐喻》自序
本书属文章集子。这些文章大体上是用“小”词儿来写的，叙事风格不“宏大”，且略带随意、调皮、笑说。不过，它们还是涉及了一些“宏大”问题，其中，又有理路的交代和深入推进。
头一个是法律实践话语问题。
这和法律理论极有瓜葛。一般以为，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法律理论应为法律实践的一个拷贝，由此，“法律科学”浮出了，并自诩“客观”、“中立”。可在法律实践中，当社会角色争论“法律”或者争论“事实”时，其背后总有话语暗中操纵。这话语，拆开来看，里面的肌理纹路乃至词句语汇，都和常见的法律理论形影不离。而法学家严格说来，也是整体法律实践的一分子，他（她）描述的对象里也有他（她）的一份参与（因其理论也在影响实践）。再者，在法律实践争论中，我们往往并不认准一个“意见”绝对正确，顶多觉得一个“意见”可能“不错”、“较好”、“选择它可能对生活有益”……
于是，法律理论，似乎可以看作法律实践中的立场言说，实在没有纯粹“外部立场”的所谓“客观”、“中立”直至“真理”。即便书斋角落陈设多年的法律理论，亦复如此。由此，历史地实践地窥视法律理论，警惕、廓清乃至揭露其中可能的跨越时空的“话语霸权”（像“法律科学”自诩的“客观”、“中立”），则是一个出发点。
接此引出第二个问题。
本书的某些部分也在“搬弄”法律理论，所以，笔者时而也在“历史实践语境”中标明立场。在笔者看来，当下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法律现代性，至关重要。中国法治构建，不论怎样，已不可避免朝向理性化、复杂化、专业化的目标“上路”，毕竟，西学东渐的结果具有连续性。此等“上路”，有庆幸之处，也有可虑之虞。就后一点来说，那终究是全球性的一个问题。
人们习惯以为，法治总是对付一类专制的，但对付之时是否可能产生另一类专制，便不太清楚了。如果法治的确是常识理解的“法律文字统治”，那倒真是庆幸之外的庆幸。可法律文字有个“背后”，法治运作有个“背后”，“背后”有什么是需要追究的，也许，“背后”是非法律文字的“治”。而法律现代性在法律职业载体中裹挟了“法律学科知识”，学科知识的扩张，总会产生“黑箱”。由此，布衣的外行人只好望洋兴叹。倘若外行人是“大多数”，且学科知识的“治”扭曲了“大多数”的意愿（如果符合这个意愿自然没有问题了），现代性的法治也就可能出现“少数人的帝国”──法律专家的“专制”。站在底层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