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广西一家出版社出了一位文学博士研究政治抒情诗的专著。博士向读者们讲授说，政治抒情诗是世界诗歌史上的一个“怪胎”，始于前苏联，后大兴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代表人物是郭小川、贺敬之，现已寿终正寝，云云。
何谓政治？孙中山说得明白透彻：“众人之事。”抒情诗不是单写个人情事，而主要是写众人之事、国家民族之事的，就是政治抒情诗。中国诗坛，从先秦略举过来，《诗经》里的战歌《无衣》、史诗颂歌《生民》，《楚辞》里的《离骚》、《哀郢》，刘邦的《大风歌》，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李白的《战城南》、《古风》（“一百四十年，国势何赫然”等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正气歌》，哪一首不是政治抒情诗？杜甫、陆游、辛弃疾的这类诗作就更多了。就连婉约词派的首席代表人李清照，她的《乌江》虽短，正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抒情诗。外国的此类名诗也比比皆是：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普希金的《纪念碑》，惠特曼的《向世界致敬》，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还需要列举下去吗？
只要有人类，政治抒情诗就会年年月月都有新作产生，包括大量的民众口头创作。
博士很不高兴，说，你这是混淆概念，我所论的政治抒情诗是专指马雅可夫斯基、郭小川、贺敬之式的政治味很浓、行数很多的诗。那么事实是，至少在中国，从有了这个诗体名称至今，这类长歌的创作和出版从未停止过，去较大的图书馆看看便知，只不过前一阵子评论界和媒体更热衷于炒作现代派罢了。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各地报刊就发表了一批纪念这位伟人的篇幅较大的诗文。据我所知，广州老诗人李士非的《登东京塔》和《樱花祭》（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的诗集《东京纪事》），是近年来最出色的两首政治抒情长诗，具有罕见的冲击力。关心中日关系和中国诗歌发展者不可不读。
即使按照博士先生对概念的严格限定，结论仍然是：政治抒情诗的生产将千秋万代继续下去，而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也必将永远流传下去。
1999年，上文提到的毛翰在《星星》诗刊上离奇地否定《桂林山水歌》。说“离奇”，是因为毛翰举不出此作的任何错处，只是由于作品的写作时间而否定它。毛翰的大名确实够分量被载人文网史了。毛文称，1959—1961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贺敬之却有“如此的好兴致”去写山水，还写了“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所以《桂林山水歌》证明了贺敬之不是“真正的诗人”。毛文还诬陷柯岩“抄袭”。
按照毛翰的审查标准，对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写了山水、写了笑容的作品必须来个大彻查，凡是写作时所属国家有难的，作家作品都要封杀。幸亏毛翰的气魄还不够大，没有提出要查查一件作品创作时，人类是否有难！
毛翰的行径引起了公愤，全国各地的师生、诗人、评论家纷纷驳斥。《星星》向柯岩公开道歉。毛翰则于2003年再次发难，指责《十年颂歌》“歌唱大跃进浮夸风，歌唱荒唐的全民土高炉炼铁以及人民公社乌托邦，同时，不忘昧着良心咒骂‘右倾分子”’。他断言，郭小川、贺敬之、柯岩等人的“人格完全让政治给异化了”，“他们的诗作的可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历史上的文艺作品，发现有时代局限性就否定，并进而否定作者的人格，身为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毛翰就是这样子教学生的？
事后看，《十年颂歌》确有明显失误，那是由于当时党的领袖指挥错误，致使全党、全国人民走了大弯路，而党的领袖们此前确实带领党和人民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巨大胜利，因而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绝对信赖。认识到失误是要有过程的。当事后诸葛亮是轻巧的。毛翰先生敢担保自己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永远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吗？也许毛翰少不更事，没有经历过1958、1959年，但不可能没听说过，当时全国绝大多数人拥护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地实践之，赞美之，而对于党中央正式作出决议批判处理的“机会主义分子”，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群众都愤怒声讨。他们当时根本不可能得知真相。难道当时说过、写过“大跃进好，人民公社好”和“反右倾”的人，就是“人格完全让政治给异化了”吗？就是“昧着良心”吗？
至于“诗作的可传性”，多年来，我在所到的每一个城市和县份、学校和部队，都遇到贺敬之作品的喜爱者，而且不断有年轻人参加进来；可是恕我直言，知道点毛翰的诗作而有兴趣的人，我还没见过一位，——不对，倒也有过一次，是今年夏天，我听贺敬之说了一句：“毛翰有的诗写得还蛮好。”
2004年11月1日，即贺敬之八十寿辰前夕，林贤治先生在影响面很广的《南方都市报》和新浪网上发文，对老诗人进行嘲讽贬损，这就是他们一再标榜的“人性关怀”。
林文称，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战斗性是它的灵魂”，而“贺敬之把‘马体’改造成为颂歌”，“直接用于献礼”，“贺敬之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稳健的攀爬者。”
《革命颂》，这是马雅可夫斯基一首诗的标题；“在世界上／出现了／巨大的头脑——／列宁。／于是，/地球便稳坐在轴心。／问题也就不再伤人脑筋。”“如果／我不歌颂／这嵌满五角星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无边的天空，／我就不配作个诗人。”这是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诗的重点句子。此类火辣辣的赞颂语在他的作品集中频繁出现。他一生最后一部长诗的最后一句是“我要高举起/我的一百卷／党的诗章。”
将自己已写成和准备写山的全部作品称为“党的诗章”，这是不是“献礼”？马雅可夫斯基写的是不是颂歌？林贤治根据什么说是“贺敬之把‘马体’改造成为颂歌”？
显然，林贤治是个斗士，认定“歌颂”非义勇者所为。
看过一些好莱坞电影的人都知道，歌颂自己的国家、人民、总统、军队和特工是美国文艺的传统，没听说中国的斗士们认为这有什么不对。马雅可夫斯基所歌颂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无边的天空”下饥寒交迫，而在20世纪中叶，中华大地上五星红旗升起，多年的战乱结束，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历朝政府无法解决的匪患、毒品和卖淫等社会污浊在短期内就彻底清除，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热情为人民服务，勤恳而廉洁，与普遍腐败的国民党官吏形成强烈对比。对这样新生的祖国，这样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党，这样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不该歌颂？现在的中国与解放初期有很大不同，在一些方面比那时倒退了，但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正在我们的手中变为现实，对这样的伟业，为什么不该歌颂？
无论中外，很多颂歌也就是战歌，这是文艺常识。不久前在雅典奥运会夺冠的中国女排最爱唱的“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是人们熟知的例子。贺敬之的每一首颂歌都是战歌，都有不少激励斗志的好句子，因而才会被林贤治讥讽为“意在宣传，所以普遍使用煽情手段”。激励热爱祖国、奋发有为之情布什么不好？有那么一类人，怎么也无法理解雷锋这种人的思想感情，认定凡是写革命、写雷锋的就是行骗，是迷幻药，所以使用“煽情”一词。可是除了林贤治等，感情正常的人都对这样的诗句心怀敬意：
……北来的大雁啊，
你们不必
对空哀鸣，
说那边
寒霜突降，
草木凋零……
且看这里：
遍地青松，
个个雷锋！——
……快摆开
你们新的雁阵啊，
把这大写的
“人”字——
写向那
万里长空！……
（《雷锋之歌》）
在联合同教科文组织注册的世界文化艺术学院不是那么轻易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
林贤治讥笑像贺敬之那样“对于党和祖国来说，作为个人没有任何的保留”。事实上，贺敬之对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的决定，他认为是不对的，就态度明确地保留个人意见，一贯如此，尽管因此而一再挨整，哪里是什么“典型的中国式的稳健的攀爬者”！足见林贤治下结论依据的是想当然。
对于祖国、革命和党的总体，贺敬之确实如林贤治所鄙薄的没有保留：“假如我有／一百个大脑啊，／我就献给你／一百个……，”林贤治要保留什么？怎样保留？他举出了据说是马雅可夫斯基写的几句秘藏诗：
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
如果我不被了解——
那会怎样？！
那我只得
像斜雨一样，
从祖国的一旁
走过。
林贤治的弦外之音很清楚了。但这几句诗很可疑：从未发表过，缺乏经过检验的手稿的确证，而且不像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语言风格。马雅可夫斯基是历尽艰难困苦而钢铁般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他多次出国旅行、朗诵，到处强调自己最爱的祖国是苏联，是苏共领导下的苏维埃之国，所以他才会写出响遍世界的《列宁》、《好》、《苏联护照》等等名诗。这几句秘诗与人们熟悉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相距太远了。林贤治写道，“无论事实如何”，可见他也不明真相。诗句虽只有几行，却事关重大，请您林先生掌握了确证再来广为宣扬，并据此治学。没有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学风，写出再多论鲁迅、论什么的大部头专著，人们也很难把您归人可信可敬的学者之列。
千秋回望，中华诗歌曾经何等雄姿英发，美不胜收！可是南宋以后，就总体郁结困顿，气衰力弱了。社会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不是同步的。唐朝公元618年开国，短短几年后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唐气象，但直到约半个世纪以后的高宗、武后时期，才有了诗坛的“初唐四杰”，还长期遭到“轻薄为文哂未休”，而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开始高歌，已经在建国百年之后。可喜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刚刚起步时，就有贺敬之与郭小川和一批诗军豪杰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共同放声歌唱，形成了大复兴交响诗振奋人心的第一乐章。
在历史与诗歌的一度曲折低迷之后，交响诗的第二乐章正鼓翼而来。
在个性化与多样化格局的后面
■ 朱先树
中国新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全新的变化和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艺术欣赏趣味的变化，诗歌已变得倍受争议而逐渐走向边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避开社会历史变化所带来的诸多原因，就诗歌创作本身做一些实际的检讨，也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
新时期以来，由于文艺方针的调整，给文艺创作以更大的自由空间，诗人的创作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虽然存在着各种不同艺术观念的碰撞，但诗人关注时代关注社会现实生活，表达真实的生存感悟，仍然是诗歌创作的主潮，从而形成了新时期老中青几代诗人共同推进的，以主潮诗歌为突现点的丰富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