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创作的正常生态,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诗歌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和要求,那么,诗歌创作新的振兴和繁荣,就会是真正有希望的。
穿越幽暗的人生隧道
■ 冷慰怀
前年大年初九,我收到高瑛老师寄来的《我和艾青的故事》,简朴的装潢、淡雅的色调,一见到就有种平易可亲的感觉。扉页上有作者的赠言:请您了解一个真实的我和艾青吧——高瑛,二○○三,立春之日。
此后整整十天,工作之余我都在书中的五十九个故事里流连,感慨、悲愤、欣慰、敬佩,错综交织不能自已。那平静又激情难抑的叙述,铭心刻骨的抗争和怀念,凝聚着四十一载相濡以沫的患难挚爱,记录了冻土层下企盼春雷的顽强蛰伏,给人以劫难之后至真至诚的深刻反思和回味。
自从与艾青相爱之后,作者就毫无退缩地同艾青站在了一起。为此,一副与厄运结伴的生活重担,便不可回避地压在了年仅二十四岁的高瑛身上——除了操心一家大小的吃喝浆洗之外,她还要为处在“漩涡”中心的丈夫担惊受怕,并且不得不违心退团、退职,甚至濒临“死给他们看”的人生绝境。然而,在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艾青的开导下,她很快便从怨愤中清醒过来,出于对丈夫政治上的信赖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坦然接受了命运的挑战。
四十一年的朝夕共处,使高瑛和艾青都从对方的灵魂深层采掘到了温暖、激励并照亮自己坚持跋涉的热力和光源:艾青才华横溢、坚贞爱国,刚直宽厚且幽默儒雅;高瑛贤惠聪颖、深明大义,豪侠豁达又敢作敢当。这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肩负着沉重希望的老夫少妻,挈儿携女、脚步踉跄地穿越了一条长达八十八季春秋冬夏的幽暗隧道。当他们终于走出洞口,回到久违的光明怀抱之后,自然会时时想起在与凶险搏斗时给予过警示、同情、援助和保护的善良人们。尽管书中的《去新疆》、《地窝子》、《“三八”队》、《为了眼睛》等故事对张仲翰、高长发、冯朝东、吴登云等人的描写只是一笔带过,却给读者送来了巨大的振奋和满足。
尤其是王震将军对艾青一家的长期关心爱护和及时救助,在书中的多个章节里均有提及,而《我们家的大救星》一篇,更是集中刻画了这位共和国功臣的超人胆识和磊落情怀。这篇感人至深的文字,以八千余言加上十幅照片的浓墨重彩,回顾了艾青与王震之间的深厚情谊,讴歌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和坚定信仰、锐意进取的共产党人本色。囿于王震对艾青“不准歌颂王震”的“禁令”始终没有解除,使艾青直到王震去世时仍“知恩未报”,这也是与王震保持了半个世纪亲密友情的老诗人一生的遗憾。作为艾青的夫人,作者用她睿智而恰到好处的形式,替丈夫弥补了这个遗憾,让质朴的文字向九泉之下的恩人倾吐出迟到的心声。文中还公开了王震 1983年3月5日给艾青的一封信,虽仅百余字,却能从中窥见这位农垦老战士、老英雄豪迈而博大的胸襟。
尽管《我和艾青的故事》是一部纪实作品,其主要基调是以忠于历史本来面目为前提的客观叙述,但不少往事和细节的描写都饱含了作者强烈的感情,用词遣句极富形象色彩,读起来也往往如身临其境。其中对北大荒南横林子的回忆,简直就是赏心悦目的抒情散文:
“我们住的房前房后,一窝一窝的野生蕨菜发出芽来了。一片一片的金针花,开得黄灿灿的,像江南的油菜花。红的百合花,白的铃兰花,紫的芍药花,更多的还是那些不知名的奇花异卉,都接连开放了……郁郁葱葱的树之海,空气是清新的,天足透明的。清晨,当太阳从树林上空冉冉升起,阳光从树叶间洒溶下来,林间满地闪动着金色的亮片,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地方。无风的时候,在静静的树林里呼唤一声,就能传得很远很远。”(第60页)又如:“5月的南横林子,雪刚刚化,路被车轧得坑坑洼洼,地又粘又滑,走在上面像扭大秧歌。”(第100页)
还有一篇值得一提的《爱荷华“中国周末”》,记述了艾青和高瑛1980年9月中旬出访美国期间,在爱荷华美籍华人聂华苓家的一次聚会。席问,来自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文艺界朋友,用小国民歌和诗朗丽表达着对中华故土的热爱和眷恋,使人领略到民族优秀文化永恒而强大的魅力。
1990年10月,我曾登门拜访过艾青高瑛伉俪,并且记住了他们家的电话号码。但直到艾青先生逝世我都没敢打扰过一次,因为这对漂泊动荡了大半生的夫妇,太需要宁静和安闲了。十三年后的今天,我又因读到高瑛老师的新作而兴奋不已,并且一再打电话对她表示感谢和祝贺。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进行过多次交谈,得知这是她的第一部著作:“刚开始根本没想到要出版,只是觉得不能辜负一大批老朋友的鼓励和期望,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了创作。女诗人柯岩还为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的‘胎儿’早早取好了名字,令我无法偷懒更无法退却……”
读完《我和艾青的故事》之后,我深信:既然古稀之年的高瑛能够厚积薄发,在创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日后必有更精彩的作品不断问世。
诗的母题与重写
■ 洪 迪
诗的母题与重写,是诗歌传统继承的极其重要的常用方式。在诗歌发展史上,可以说,凡触及人类人生的根本问题的主题,几乎都被前人写过了,而且被一再重写,这便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诗歌母题。说得极端一些,过去、现在、未来的诗人们都在写着同一首大诗。诗的传统继承钟于斯,诗的不断创新亦钟于斯。
诗歌母题从最大处划分,可总括为生命意识与宇宙意识;两者又互相渗透,合二而一。在诗中都说的是人。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两种本能:一种是引导有生命的物体走向死亡的本能;另一种是性的本能,这种本能始终致力于使生命获得更新。”(《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丈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也叫作爱的本能。这两种本能也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爱与死两个永恒主题。中外古今诗歌的题材与主题大多是这两大主题在不同时代与社会背景下展现的范畴。
更为实用的母题划分,是依据比较普泛的情感意蕴类别。《诗经》、《楚辞》、《昭明文选》和《乐府诗集》可说是为我们提供了近乎中国古诗母题的“目录大全”。《诗经》因为是最早的诗歌总集,三百篇几乎每篇都提出一个母题,归并其大体重叠的,也不下数十个。《楚辞》中可提取的母题亦颇多,诸如《离骚》的求索、《天问》的问天、《渔父》的自放等等。《昭明文选》的三卷诗中所作的分类: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讌、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诗、杂拟等等,虽系以诗歌体式分类,有些亦已近乎母题。其杂诗中的《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伤别离、《青青河畔草》叹独宿、《迢迢牵牛星》苦相思、《去者日以疏》慨沧桑、《生年不满百》忧千岁等,一首有一首的主旨,同时又兼有多重情意蕴涵。将一些主旨相近相通者合并,便能成一母题。十九首约可得七八个母题。《乐府诗集》是自汉至唐乐府诗的汇集,共一百卷。因为曲调的沿用,古辞的相传,所形成诗歌母题十分丰富。例如《鼓吹曲辞》中的《汉铙歌十八首》古辞,《战城南》、《巫山高》、《将进酒》、《有所思》等等,大半为后人作为诗题一再重写,起到母题的作用。
诗歌母题是在诗歌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和演变的。已形成的母题中,有些会淡出淘汰,有些会几个合并凝缩成一个,有些会一个分化衍生为几个,更有一些新的母题会随着时代而产生。江淹有一组《杂体》共三十首,效前人五言诗之佳者,有《古离别》、《班婕妤咏扇》、《嵇中散康言志》、《阮步兵籍咏怀》、《休上人怨别》等,便是比较有意地将离别、咏扇、言志、咏怀、离情、咏史、伤乱、感交、游仙、自叙、田居、游山、赠别、养疾、戎行、怨别等作为母题予以重写,因而增添了一些新的母题。
诗的母题只能在一再重写中形成,没有历代的多次重写,也就不成其为母题。重写的重,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诗的母题被后人一次次重新创作。这种重新创作,虽有继承,重在创新。在重写的创新中,一般可分为两类,一为同向,一为反向。同向的重写创新,是在前人原母题诗作的基础上延续、拓展、深化。反向的重写创新,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反说,翻案。比如《将进酒》,古词云:“将进酒,乘大白。辨加哉,诗审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阴气,诗悉索。使禹良工观者苦。”大略以饮酒放歌为言。而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云云,气势磅礴,涵意宏深,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同向重写。李贺《将进酒》“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云云,又是另一种格调。鲁迅《华盖集·咬文嚼字(三)》“利用”曹植《七步诗》“来活剥一首,替豆萁伸冤”:“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便是一种反向的重写创新,用以打油讽刺。
同题、拟作、和诗等都是诗歌重写的形式。晋代石崇据《明君》汉曲作《王明君》辞,后人依此母题作诗者络绎不绝。石崇诗说她到匈奴后,“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崇。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鲍昭《王明君》说:“既事转蓬远,心随雁路绝。霜稗旦夕惊,边笳中夜咽”。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云:“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几乎都是沿着石崇题旨的同向重写,只有王安石出来做翻案文章。其《明妃曲》偏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君不见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而欧阳修的《再和明妃曲》则云“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又换了一个角度立论。现代诗人的母题重写,也多以反向创新取胜,舒婷《神女峰》、韩东《大雁塔》都是适例。
的确,“诗歌是自古以来一切诗歌的有机的整体”。诗的母题及其重写,正是“这种诗歌的非个人的理论”(《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页)的突出表现与具体实践。重写,重写,在创新中重写,在重写中创新,这是我们当今诗歌创作中的基本课题,也是现代汉诗融合中外古今的重要方式。
挖 掘等
■ 徐必常等
他在下水道里挖掘 下水道
的空间很小
挥不起锄 也伸不直腰杆
他挖出来的东西是生活变的
把下水道填了一半
留下一半让他钻进去
他卖力的程度就不用说了
往下挖一点 腰杆就伸直一
点
他想一直挖到腰杆伸直
锄头却刨到了老底
老底是人们用水泥做的
尽管他作了努力 腰杆肯定
伸不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