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深怀谦卑的功能。
您戒酒后，这么长时间看我，
是第一次，是唯一的一次，是最后一次。
您一定记得：离尘世那么近，那么多放纵的孤
寂。
亲爱的卡佛先生，在您的沉默寡言面前，
我的一生是有罪的。此刻，您是否想跟我说：
真实的宇宙，还不就是眼前的一朵玫瑰？①卡佛去世前不久，曾在家中的阳台上长时间地注视花盆里的玫瑰。
①卡佛去世前不久，曾在家中的阳台上长时间地注视花盆里的玫瑰。
有关诗歌的长短句
■ 邹汉明
对小事物的怜惜，可以测量一个诗人的人性。
我们作品中的现场感正在变成琐碎感，我们对现场感的认识毫无疑问出现了重大偏差，我理解的现场感决不排斥作家的奇思妙想，现场感应该达到“最高虚构的真实”，而不是一只傻瓜照相机拍到的影像。
在“明月”这样的古典意象中，与其说我们是在发现诗意，还不如说我们是在抄袭诗意，生活在当代，我们能否在“药片”、“自行车”、“超市”、“基因”、“电子”等等物质的语词中发现或开拓它们的诗意，这也是一位当代诗人的职责。我相信，这也是一种“新的发现”。
诗行中，如果安妥稳当，一个俗词比一个圣词会更为有力，更能击穿虚伪的现实。但是，一个诗人的污言秽语里如果没有耐人寻味的东西，那必定是——灵魂崩溃的肮脏宣泄，也即威廉·福克纳所说的“内分泌”。
在大多数有关童年的诗歌中，与其说诗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还不如说他在创造自己的童年。
对一些大词的慎用，一则，出于使用者本人的谦卑；二则，出于对弱势事物的怜惜。
诗人对语言的使用，只朝着一个方向：精确。
为什么写诗呢？无非是想在嘴唇紧闭的时候，听听自己的声音。
真实并不是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真实是你用现代汉语抓住并将它摔到了纸上的那一切。
细节的力量——细节构成了一首诗，一部小说，以及人的一生。
谁是邹汉明
■ 柯 平
在嘉兴市秀洲区文化馆二楼破烂杂什的办公室的窗台上，菲利浦·拉金一脸坏笑，吐词问夹杂着很重的考文垂地方口音，旁边是西默斯·希尼，照例抽着烟斗，眉睫深锁，还有丁丽英新近翻译的卡佛小说的打印手稿，上面压着计划生育戏剧小品调演节目单和肉粽文化节的宣传资料。另外可能还得加上皱成一团的钢琴考级的横幅，从卡拉OK厅拆下的旧音响和高高堆起的白办文学小报。这一切中间是个正在起劲往网上灌水的中年男子，坐椅后面的长沙发上，整齐地堆放着《随园食单》、《玉溪生诗集笺注》和袁中郎的全集。
在邹汉明的早期诗作《和断砖下的蟋蟀交换一下灵魂》里，他曾经这样自嘲：“没有身份，无所谓荣誉／只为一点小小私心”。在另一首诗里他又说：“有些人至死和一股暗香抱在一起”。老实说，在烟雨楼的明清碑刻与朱竹坨的曝书亭边初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很容易让人将作者想象成是古代某位怀才不遇、自认倒霉的饱学名士——如果将这诗的形式改换成七律或词牌的话，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对他真实形象认知的困难。从世俗意义上看，一般读者都是在乌镇黄昏时分水边的一条旧木船上开始认识他的。那时他年轻、执著、胸怀大志，周末守在邮电局门口买刚到的文学刊物，在海子的眩目星空和王家新的伦敦迷雾之间跌跌撞撞。他至今对那首十年前的《乌镇遗事》一往情深不仅仅出于怀旧，更重要的是，正是从那时开始，光线出现了，映射在他镜片背后平静的目光中，尽管还有点闪烁不定。许多人对他现在仅有的两本诗集都以光线命名深感疑惑，在我看来，这象征着方向和高度，至少表明自己已知道该往哪里走。
《乌镇遗事》也是作者的名字第一次在国内诗坛正式露面。在一次见面时他突然对我说，这诗被侵权了，出现在省电视台文学栏目的黄金档上，配以还看得过去的画面和旁白。他明确告诉我，他要打官司，但我一直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只知道他在那一个月里写出了近二十首诗。还有一次是他的诗获得了“诗神”杯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但本省文学界知道的人不多，自己更是很少提起。在近些年的诗坛，我们从开始时的愤怒、到慢慢习惯、到现在的恬然接受，商业原则对文学的成功渗透，毋庸讳言已成为当下文坛所谓繁荣、热闹的餐桌上的一块鸡肋，仿佛波德莱尔形容过的巴黎浮华面容下的那一朵“恶之花”。但邹汉明应该不在席问，他好像一直在自己的家里写作，和他的勃莱、穆旦、米沃什，还有精神老师菲利浦·拉金在一起。即使偶尔去外地旅行或去省里参加笔会什么的，那也只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而已。
我与邹汉明相识较早，这和他后来的朋友们比起来也许是幸运的，但这一优势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额外的帮助。他诗歌形象的模糊性之所以产生，在我看来主要在于奔跑姿势的变动和面容时常被书本挡住。在去年出版的新书的后记里，他引用拉金的话说，诗应该是那种看到有陌生人进来就赶紧塞回抽屉里去的东西。十五年来他写下了将近五百首诗，却大多遵从拉金的教诲放在抽屉里，从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部分来看，节制与反讽可以被认为是他诗歌的一条准则。无论是《乡村中学见闻》还是《反对美国人之诗》，隐匿在简洁的短句后面浓重的揶揄，时常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效果，让人会心一笑。在他的名篇《诗人》、《北冰洋的礼物》、《药片》、《给我妻子的诗》里，这种手段发挥得尤为出色。
然而奇怪的是，在好多人眼里，邹汉明却一直被看作是个评论家。不时有人将诗稿寄来请他指教，甚至还有不少边远省份的；这又使我像前面那样浮想联翩，想起古时某位文人的轶事，比如说，编《随园诗话》时期的袁枚。包括他新近在诗生活网站上开设的个人专栏，居然也是评论而非诗歌。我不知道评论家写诗和以诗人之身兼职搞评论有什么区别？希尼在解释他为什么喜爱英国公元七世纪的隐士马伯汉的诗时说过一句话：“诗歌的力量总是比它声明的含义更加深邃。”作为评论家的职责，大约就是要将这种力量的细微处揭示给读者吧！当代的许多国外名家，如米沃什、布罗茨基的评论同样也赫赫有名。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一个诗人把诗写好就可以了，至于这诗到底好在哪里这种事情，可以留给别的人去做。
有意思的是，邹汉明向往的“在光线上奔跑”这种姿势固然令人心折，其优雅和惊人速度甚至超过了刘翔在奥运田径场上的风采。但当他在内心暗暗使劲时，身体却几乎是固定不动的，我能够想象他当初写出这一诗句，并决定将它用作自己第二部诗集的书名时，身子却趴在单位的会议室里打瞌睡。“那么多的河水从容撒谎／我一个人的悲伤全是白搭”，也许醒来以后，他会立刻写出这样的诗句，然后回家做饭、上网、带孩子，或者到娱乐场所搞活动，坐在歌厅的角落里一个人喝啤酒，灯光幽暗，心情迷惘，这又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姿势，对那些想看清他面目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给贺敬之文学生涯六十五周年暨文集出版研讨会的贺信
■ 刘云山
今天，首都文艺界的同志齐聚一堂，回顾我国著名诗人贺敬之同志六十五年来走过的道路，总结他六十多年来文艺创作的成就与经验，这无疑是文艺界的一件盛事。借此机会，谨向敬之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祝贺！
贺敬之同志青年时代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伟大事业，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杰出文艺家。他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沿着《讲话》指引的道路，以人民群众丰富的生活实践为创作源泉，广泛吸收中外文明成果，满腔热情地歌唱祖国、赞美人民、讴歌时代，自觉把个人的艺术创造融入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他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诗作《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文艺工作者要以贺敬之同志等老一辈文艺家为榜样，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以更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谱写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篇章。
祝敬之同志身体健康，永葆艺术青春！
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贺敬之文学生涯六十五周年暨文集出版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刊讯）在贺敬之文学生涯65周年和《贺敬之文集》出版之际，中国作家协会于12月15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研讨会，回顾和总结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的我国著名诗人、作家、诗歌理论家和文艺界的老领导贺敬之同志65年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邓力群同志致信祝贺。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贺敬之1924年生于山东枣庄。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曾创作组诗《乡村的夜》、歌词《南泥湾》、歌剧《白毛女》（合作）及《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诗作。其中歌剧《白毛女》曾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为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贺敬之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还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现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鲁迅文学院名誉院长，仍在为培养文学新人、繁荣我国新世纪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贡献。
金炳华首先对贺敬之同志从事文学创作 65周年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贺敬之文集》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金炳华指出，《贺敬之文集》集中展示了贺敬之同志的创作成就，是他 65年来创作心血的结晶。他的作品中体现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是我们的时代所呼唤和倡导的，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来说，通过阅读优秀的革命诗歌来激发他们昂扬向上的精神，对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塑造青少年意志品格，引导他们健康成长都是十分有意义的。贺敬之同志的创作道路与文学成就，他坚定不移的党性和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写作的高度自觉性，顺应时代和人民对文艺的要求，与时俱进，正确处理文学与生活和时代的关系，做到了文学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对今天的广大作家同样具有很好的学习和启示意义。
金炳华指出，贺敬之同志成为人民大众喜爱和尊敬的诗人、作家，是因为他始终以人民为母亲，把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