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外，别无他人有重大嫌疑。早已察觉许多人复杂的目光不时瞟向自己的林洋洋，清了清嗓子，毅然地抬起头，表情复杂地说：
“我也认为，徐杰的嫌疑很大。以前我们曾一度把他做为重点嫌疑人，邓拓出现后，我们才暂时排除了他的嫌疑。但邓拓的女儿也是政法干部，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故意延迟交出邓拓留下的光碟，因此是他人送了那张光碟给她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说，邓拓虽然曾干过反特工作，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力和经验，但他不是真正的窃听者始作俑者，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应该另有其人。这个人应该既知道刘黄光求官心切左光辉为他妻子报仇心切，也知道邓拓与聂建森的仇怨很深。他利用这些人的特殊心理和矛盾，诱使他们相互争斗，他则隔岸观火，从中取乐，获得某种心理的满足。”
“这个人应该至少具有三个独特的性格或心理特征，一是仇视当官的，尤其是虚伪的贪官，而自己则对权力与官位没有多大的兴趣，二是喜欢秘密工作，比如情报工作、反谍工作以及刑侦工作等等，三是喜欢独来独往，象武侠小说中的独行侠，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和界限分明的正义与邪恶的观念。我与徐杰交往已有近两年的时间，早就发觉他虽然从表面看起来斯斯文文，但内心深处却激情似火，妒恶如仇，个性独特，完全具有上述三个特征。这是我怀疑他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从经济上看，他有两个疑点。一是那辆现代车，购车时间恰好在刘黄光被敲诈之后不久。二是给我整容的那三十多万，他说是从广东一个同学那里借的，但我只是在电话里问过他的同学，没有当面质证，不能排除这是一个善意的骗局……”
孙中兴插话说：“林姐，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那时并没有人被敲诈三十多万呀！你不要把你老公想得太恐怖了！”
林洋洋平静地反问：“聂建森不是被敲诈过四十万吗？徐杰平时很节俭，平时留在帐上没用，但为了给我整容，有可能冒险去动用这笔不义之财。”
周小贝说：“我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邓拓在聂建森被敲诈后不久，恰好给他儿子付了五十万吗？如果这不是从聂建森那里敲诈来的，他哪有这么多钱？”
“他以前也当过几年的一把手，他就不会搞钱？”
孙中兴说：“他好象没那么贪……”
蒋伟平罢罢手：“小孙小周，不要争了，先让林洋洋把话说完。”
第九卷 第四十三章 第二节
林洋洋继续说：“第三，他协助我在上海抓获欧海洋，又帮我发现了光碟后面的那段录相，可以说，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了我和大家，两次决定性地打破了艰难的僵局。但我后来仔细地想一想，欧海洋一直好好地躲在天星市，为什么不早不晚，恰好在我伤口痊愈准备回家的那天出现在上海火车站？真有这么巧吗？我们专案组这么多人反复观看那张光碟，都没有想到也没有发现后面竟隐藏着一个如此重大的秘密，而他却轻而易举地发现了，这也仅仅是巧合吗？那天晚上他帮我发现这个秘密后，问我想不想当官，平时他也多次表示过，他不想当官，但支持我晋升，这样可弥补他社交方面的不足，增强我们家庭整体的能力。这么多的巧合和他的这些观念，使我怀疑，他是想动用特殊的手段，暗中助我立功，加速我的晋升。”
“第四，从时间上看，他也有充分的条件。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很少有来往，而他的工作很自由，又是一个人居住，既可以找罪犯谈话为由，很方便地进入六监区的值班室安装无线话筒，又可以在夜间甚至下午长时间地窃听宾馆套间里的活动。最令人生疑的地方是，当欧海洋忽然现身于我们宿舍后，徐杰一反常态，赌气地连夜回监狱，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在第二天的凌晨将那张光碟悄悄地送给欧海洋。没过几天，黑鬼和红妹子被杀死在城南垃圾场，而这几天的夜里，徐杰恰巧又没有与我在一起，时间上完全允许他跟踪欧海洋一伙及聂建森，并在垃圾场附近用高倍夜视镜头拍摄聂建森的杀人场面。他很喜欢动物摄影，经常讲如果有钱了，一定要买一套功能强大的夜间摄影器材，象中央电视台《人与自然》里那些摄影爱好者一样，带我到非洲去拍摄动物，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具备远距离地拍摄夜景的条件。”
“以上四个方面的可疑之处，使我不得不再一次痛苦地认为，我深爱的丈夫徐杰，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面对这种可能性，我的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非常感激他，更进一步爱他，另一方面又感到恐怖和忧虑，担心他遭到什么不测，也难以接受他即将脱去警服成为阶下囚的事实，所以我一直很犹豫，不敢把我对他的深刻了解和怀疑，一一地陈说出来。但刚才蒋局长的话让我顿时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及时找到他的犯罪证据，中止他的犯罪行为，他可能进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无法自拔，甚至象刘黄光左光辉一样，成为某一个贪官刀下的冤死鬼；而如果我们能及时制止他进一步的犯罪活动，他的敲诈罪和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罪加起来不会太重，再用他的立功表现冲抵，也许判不了几年，我等待他的时间会短一些。”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大家惊疑的眼神里渐渐充满理解、赞赏、信服和感叹。孙中兴率先打破沉默，拍一下掌，翘起拇指说：“林姐，你真伟大！你们的爱情更伟大！”其他人也用赞赏看着她，兴奋地小声议论。
袁世民赞许地说：“小林分析得很有道理，邓拓的嫌疑极大地降低后，徐杰的嫌疑确实又大大地增加了。我估计，他应该不仅仅只掌握了聂建森的隐私，也许还有更敏感更高级别的机密入了他的隐私库里，我们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他进一步去冒险，以免遭到不测。”
蒋伟平说：“小林做得很对，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查清徐杰的犯罪事实，阻止他进一步的冒险行动，给本案划一个圆满句号，也尽可能地挽救小林的爱情与幸福。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分三个方面，小林负责查清徐杰两笔大额财产的真正来源，袁世民负责查清聂建森四十万的去向，潘文海与技侦大队负责监视徐杰，尽快发现他藏匿作案工具的秘密据点。”
散会后，蒋伟平特意叫林洋洋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小林，你是一个重感情但原则性也很强的刑警，希望你能理解我们对徐杰采取必要的侦查措施……”林洋洋说：“蒋局，您不说我也知道，我不能把我们对徐杰的怀疑及侦查措施透露给他，对不对？您放心，这一点我绝对能做到！我们家庭的局部利益与我们公安局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我没有理由去阻挠我们的侦查活动。”
蒋伟平点点头说：“本来嘛，按常理，你应该回避才对，可如果小徐真是那个高手，他肯定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处处提防着我们，其他人对他采取行动，可能会被他轻而易举地察觉；而你是他的妻子，他非常爱你，很多不理智的行为可以说都是为了你，让你来留心和侦查他的非法行动，有许多方便之处，不过……”蒋伟平面露尴尬之色，“假如你不能忍心将他亲手抓起来，也可以要求回避，我肯定会批准……人之常情嘛！”
林洋洋顿时眼圈红润，鼻子发酸：“我现在既感动又害怕，既幸福又痛苦，内心确实很复杂！通过这些事情，我进一步了解到他对我爱情的深沉执着与疯狂，也加深了我对他的感情。做为回报，我也想采取一种可能会令他不高兴甚至伤心的方式，也就是亲手把他送进牢房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他深沉与执着的爱，并决心无论结果如何，我也会耐心地等他，从一而终！”
蒋伟平动情地说：“很好，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应该这样，我非常赞赏和支持你这种观念和做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追究他所有不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也不会判得非常重，更何况，我们公安局还会以他有重大立功表现为理由，采取多种方式甚至私人说情的方式，让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受最轻的处罚。”
第九卷 第四十三章 第三节
潘文海带了几个人，负责全天候地监视徐杰的所有活动。看着这个憨憨乎乎却又轻取了他身边月亮的昔日情敌，已有女朋友的潘文海还是觉得心里隐隐作痛，潜意识里希望能抓住徐杰的把柄，但他上班下班，朝九晚五，生活很有规律，从不到可疑的地方去，接触的人很少，信件与电话的来往也不多，没有任何疑点。
技侦大队在他的新居中安装了监听监视装置，试探他是否有这方面的反侦查意识和能力，结果几天过去了，仪器运转正常，他依然象以前一样有规律地生活着，没有任何异常举动。侦查员们不禁疑惑起来，那些本来就不相信或不愿意相信徐杰是幕后黑手的人，更是不时地说些风凉话，实际上也是在应付敷衍而已。
袁世民那边却有了意外的发现。聂建森的妻子提供了两个银行帐号，经调查发现确实曾有两笔大的款项在几天内付到上面，数目对得上，汇款人的笔迹和聂建森的完全一致，基本上证实了他这方面的供述。令侦查员惊喜的是，这两笔钱早已被人提走，而且地点是在千里之外的西北，符合高智商罪犯甲地作案乙地取款的作案特点。
袁世民和孙中兴带着徐杰的笔迹和相片，兴奋地飞往西北。在一个偏僻小城里，他们从仅有的一家农行储蓄所里取出两张提款单，却发现上面的笔迹与徐杰的相差太远，可能是请人填写的。这当然是袁世民意料之中的事，高智商罪犯不可能在这里犯低级错误。
正当他们有些沮丧时，孙中兴忽然说：“按银行的有关规定，存折只能在本省提取，储蓄卡可以在外省使用，但仅限于自动提款机，这里为什么能够在营业厅内一次性提到二十来万呢？”袁世民点点头：“对，确实有点不正常，也许我们能从这里找到一点线索。”
他问那个年老的女所长：“外省的储蓄卡怎么能在你们营业厅内一次性提取这么多钱呢？”女所长说：“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但如果经过省支行的批准，也可以取。”孙中兴问：“哦，是这样……那应该还附有什么报告批文之类的东西吧？”女所长说：“应该有，我帮你们找找……在这里，你们看，是一个学校提取的。”
“一个学校提取的？”两人同时惊讶地说，大惑不解。
从报告中得知，这是一个叫沙河希望小学的单位收到了红山市一名处级干部的持号信件，里面有两张储蓄卡，因本地没有自动提款机，又急需钱，故申请在本地的营业厅提取。
坐车几十公里，在离一个名胜古迹不远但异常贫穷干旱的小山村——沙河村，他们很快找到了那个用这四十万修了一幢新教学楼的沙河小学。
一个年约五十皱纹又深又干裂的老校长，得知他们是来自红山市的警察时，激动得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热泪盈眶：“可总把你们盼来了！本来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