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开了门，那——那边的那个人，”她很快地看了一眼，“走了进来，他说他叫安士伟，说胡弥先生正在等他来。他的帽子掉在地上，戴尔说要帮他拿帽子和大衣，他说他宁愿把大衣穿着。”
“他情愿穿着大衣，”律师慢慢地说，“那他的态度如何呢？”
“他的话说得很生气。”
“然后呢？”
“戴尔带着他穿过门厅，转进通往书房的小走廊里。他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他们进了书房，这就是所有我看到的事情。我回到楼上把行李收完，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只要告诉我们你做了些什么就好了，乔丹小姐；那样就够了。让我们再往前到离六点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戴上了帽子，穿上大衣，提起了行李下楼去。戴尔先前就奉命到蒙特街的修车厂把车子开过来，停在门口。我原以为他会来叫我的，可是等我下楼之后，却什么人也没看到。我走到书房门口，想问问胡弥先生在我动身之前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要带去，或是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他没有什么‘最后的话’，乔丹小姐，”劳顿先生摆出一副毫不客气的冷酷态度说道，“你怎么样了呢？”
“我正打算敲门，却听见门后面有人说：‘起来，你该死的。’”这几个字又很不协调地由她嘴里吐了出来。她说来颇为尴尬，就像一般人在公众场合说那些时一样。
“还有别的吗？”
“还有，我想他还说：‘从地上爬起来，说话！”’
“声音很大吗？”
“相当的大。”
“是嫌犯的声音吗？”
“现在我知道是他的声音。当时我听不出来。我联想到那天早上我听到胡弥先生所说的话——”
“你有没有试着开门？”
“试了，试了一下。”
“门是从里面闩住的吗？”
“呃，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是从里面闩住的。反正是锁住了。”
“然后呢？”
“就在这时候，戴尔戴着帽子，穿着大衣，由那头转进小走廊里来。我跑到他面前说：‘他们在打架，他们彼此要杀对方。快去拦阻他们。’他说：‘我去找警察来。’我说：‘你是个胆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来明先生找来。”’
“那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在跳上跳下吧，我想。他不肯去；他说怕万一出了什么事，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不好，最好还是我去，所以我就去了。”
“你很快就找到了傅来明先生吗？”
“是的，他正好从他家门口的阶梯上走下来。”
“他和你一起回到屋子里吗？”
“是的，我们看到戴尔手里拿了根拨火棍，从大厅那边过来，傅来明先生说：‘出了什么事？’戴尔说：‘里面好安静。’”
“我听说你们三个人一起到了书房门口，是吧？”
“是的，戴尔敲了敲门。然后傅来明先生也敲了门，敲得更重些。”
“后来呢？”
“呃，我们听到像是脚步声，在房间里面，然后有人开始拉开门闩。”
“你确定当时门是由里面闩住的，而门闩必须拉开吗？”
“是的，是根据声音来判断的。你知道，先扳动了一阵；再拉开，门还响动了一下。”
“从敲门到拉开门闩之间，你看大约过了多少时间？”
“我不知道。也许并不是很久，可是感觉上好像好久好久。”
“可以说，有一分钟吗？”
“可能。”
“请告诉陪审团，接下来怎么样了呢？”
她并没有对着陪审团说，她低头看着扶搭在栏杆边上的两手。“门开了一点点，有人往外看。我看到的就是那个男人。然后他把门整个打开，说：‘好了，你们最好进来吧。’傅来明先生跑进去，戴尔跟着他走了进去。”
“你有没有走进那个房间？”
“没有，我留在门口。”
“只要把你看到的事情说出来。”
“我看到艾佛瑞躺在书桌旁边，仰卧着，脚朝着我这边。”
“你看过这些照片吗？”他指了指，“我想你点了头吧，乔丹小姐？是的，谢谢你。麻烦你把那个拿在你手里。”
那个黄色的卷宗夹送过去给她。
“请看第五号照片。他就是这样躺着的吗？”
“是的，我想就是这样。”
“相信我，我深深地……好，你可以把照片递下来了。你走到离尸体有多近的地方？”
“只到门口。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谁说他已经死了？”
“我想是傅来明先生。”
“你记得被告说过什么话吗？”
“我记得前面一部分，傅来明先生问他说是谁干的，被告说：‘我想你们会说是我干的。’博来明先生说：‘呃。那你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最好找警察来。’我看到的情形部记得很清楚，可是我听到的大部分都不记得，我当时不是很舒服。”
“当时被告的态度如何？”
“很镇定而平静吧，我想，除了他的领带挂在他大衣外。”
“傅来明先生说要找警察的时候，被告怎样反应呢？”
“他在桌子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从他里面的口袋掏出一个烟盒，拿出一支烟来点上。”
韩特利·劳顿先生用他的指头顶在桌面上，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弯下腰去和他的头头儿商量；不过我想这只是一种强调的姿态。这番详细叙述的结果就像是由水底下起来似的：你可以感觉到空气吸进你的肺里。我想法庭上的每一个人——除了法官——都多少看了嫌犯一眼，但那一眼都很快，而且有些偷偷摸摸的，让你马上把眼光收回来。法官包德金大人的笔很稳定地动着，写完了整齐的笔记。他抬起头来，等着。证人现在一副她想必得永远留在证人席的感觉，而且好像尽量让自己准备好应付这件事。
韩特利·劳顿先生还有最后一击。在法庭里响起一阵大家重新坐好的声音中，他再度向证人提问。
“乔丹小姐，我相信在发现尸体后不久，就让你开车到普瑞德街的圣普瑞德医院去接史本赛·胡弥医师回来吧？”
“是的，傅来明先生拉着我的肩膀，说要我开车过去，赶快带他来，因为要是他正在开刀什么的话，他们是不肯传话给他的。”
“关于那天晚上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你不能再跟我们说什么了吗？”
“对。”
“这是不是因为，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你发烧生病，有一个月没能离开你房间的缘故呢？”
“是的。”
律师用手摸过那份案情摘要的白纸。“我请你仔细想一想，乔丹小姐，还有没有什么你听到被告所说的话可以告诉我们的？什么事都可以。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来和点烟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呢？”
“有的，他回答了句什么：我想是个问题还是一句话。”
“什么问题？”
“有人说：‘你是石头做的吗？”’
“‘你是石头做的吗？’他怎么回答？”
“他说：‘在我的威士忌里下药，他活该。’”
那位律师对她看了一阵子，然后坐了下来。
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站起来，为辩方盘问证人。
03 在那黑暗的小走廊里
没有人知道辩方到底会选哪条路——有那么一点诉诸精神失常的影子，甚至猜测会说是临时起意；可是，以我对H。M。的了解，不相信他会试这种半吊子的做法，很可能由他第一次的交互讯问中略窥端倪。
他很神气地站了起来，可惜因为他的袍子钩到了什么，很可能是他自己吧，结果使效果大打折扣。袍子撕裂的声音很像把舌头放在唇问发出轻蔑的冷笑，一时之间，我吓得还以为他真干了那事。他挺直了身子。无论他在法律上的才能是不是因为年久未用而生疏了，这总还是交叉讯问，允许提出诱导式的问题，只要合理，几乎什么都可以提出来，而他平常那种粗鲁而且随性的手法最有杀伤力。可是问题也就在这里。这个女人已经赢得包括陪审团在内的所有人的同情，对她攻击的话就太不聪明了。我们可不需要弄得大家不安。在他狠狠地回头看了一眼被他撕裂的袍子，让我们看到他的眼镜在他那只大鼻子上拉了下来之后，他像韩特利·劳顿一样温和地对她说话——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突如其来的感觉。他洪亮的声音让证人和整个法庭都安心下来。他的语气则有那种坐下来喝一杯把事情聊清楚的味道。
“夫人，”H。M。很随便地说，“你相信胡弥先生是因为听到一些关于被告的坏话，才突然改变了他的心意吗？”
一阵沉默。
“我不知道。”
“不过，”H。M。争辩道，“既然我那位博学的朋友已经算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就让我们来解决一下吧。他说，如果胡弥先生改变了心意，就一定是因为他从什么人那里听说了什么事，是吗？”
“我也一定会这样想。”
“不错。那么，反过来说，要是他没有听到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了？”
“我想是吧。对，他一定不会改变的。”
“那，夫人，”H。M。继续这样争辩道，“礼拜五晚上，他安排你和胡弥医师第二天到索塞克斯去的时候，似乎兴致很好吧？”
“哦，是的。”
“你那天晚上出门了吗？”
“没有。”
“有客人来过吗？”
“没有。”
“他有没有接到信、电话，或是任何一种的讯息呢？”
“没有，哦，除了玛丽在那天晚上打了个电话来。是我接的电话，和她谈了一两分钟；然后他来接电话；可是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他收到多少封信？”
“只有那一封是玛丽的笔迹的信。”
“啊哈。因此，如果他听说了什么对被告不利的坏话，就一定是从他的亲生女儿那里听来的了？”
有一阵小小的骚动，华特·史东爵士一副要起身的样子；可是却俯身和韩特利·劳顿商议起来。
“呃，我——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可是，毕竟还是说得准他是在看完信之后才第一次表现出对被告的恨意，是不是？”
“是的。”
“整件事似乎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吧？”
“就我所看到的来说，我想是这样的。”
“对。现在，夫人，要是我告诉你说，在那封信里，除了说他要进城之外，没有一个字是和被告有关的呢？”
证人碰了碰她的眼镜：“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
“因为我确实要告诉你这件事，夫人。这封信就在我们手里，到了适当的时机，我们会提出来。所以要是我告诉你说那封信里除了他准备进城来的简单事实之外，完全没有提到被告的话，这会不会改变你对胡弥先生言行的看法呢？”
H。M。不等对方回答就坐了下来。
他让整个法庭的人一头雾水。他并没有驳倒，也没有试着反驳证人所说的任何一点；可是他让人感觉到好像有什么问题。我以为劳顿先生会再反诘，可是站起来的却是华特·史东爵士。
“传赫伯特·威廉·戴尔。”
乔丹小姐离开了证人席，而戴尔很严肃地走了进去。显然打从一开始就看得出他会是个很有说服力的好证人。戴尔是个五十多岁的沉静男人。一头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