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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说：“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
中国有一句类似的名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这种断言，充分地强调了伟大的人才在人类历史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近代历史湖南籍人才所起的作用，似乎支持了卡莱尔的这种论断。在历史的星空里，湖南人如同那些最亮的星星，点缀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背景上，牵引着人们探索的目光。他们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曾经干过什么？是什么使他们有了那么神奇的力量？你会想走得离他们近一点，更近一点。他们在那里照耀着静谧的历史夜空，他们的光辉仿佛在告诉每一个湖南人，他应该走上成材的道路。
湖南人书写了历史，同时也书写了自己的故事。爱读书的湖南人，应该熟读湖南人用自己的壮举书写的人生。不论是爱国主义的精神，还是敢于牺牲自我的气概，或是严格自律和追求真理的执著，都是绵延千秋而从未断绝的民族魂。你在这些故事中去了解一批个性鲜明的湖南人，会觉得有了他们，是中国人和湖南人多大的幸运。
湖南人的故事是无法压缩在一个小小的书本中的。湖南人的事迹、言论和著作，足以摆满整整一个图书馆。在这本书里，我们只能从湖南的人才珠宝库的超级钻石中，观赏有限的几颗，试图进入湖南人心灵世界的大门。希望这些故事能成为一份索引，引领读者去探索湖南人精神世界中更多的内涵。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首倡师法西方，探索蓝色文明（1）
对外开放，是近代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课题。这里所说的开放，当然不是指在外国列强的武力威逼下被迫开放商埠，划定租界，任由外国人倾销洋货，掠夺中国的财富；而是指自觉地引进国外先进文明，用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使中国走上富国强民之路。这种开放意识，对于一个半世纪以前闭关锁国、井底观天的中国人，具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在满清腐朽统治下的中国人，唯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找到一条抵御外侮、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因此，敢于提出对外开放的人，无疑喊出了那个时代最强的声音。
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个湖南人领头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这个湖南人名叫魏源。
魏源提出的这个口号，前面的五个字，“师夷之长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习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它提倡中国人对外开放文化、思想和教育，以开阔的心态学习吸收外来的先进文明。
当然，吸取了先进的文明成果之后，必然的结果就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因此，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魏源就向自己的同胞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课题：开放和改革。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时，总是摆脱不了魏源的影响。这是因为，魏源以实事求是的学风，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提出了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不可回避的命题。他一生的追求，都与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改革息息相关。
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又进一步就中国社会的改革提出了“与时俱变，经世致用”的对策。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天才学者，因为在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非常需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同一个命题，现在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1794年，即清朝乾隆五十九年，魏源出生于邵阳县的金滩。他的父亲魏邦鲁，做过主簿之类的小官。魏源七岁上私塾读书。十岁时，家庭因遭受严重灾荒而破落。当时，远在江苏的父亲无法救济他们，家庭生活极为艰苦，从此过着缺米少柴的日子。但是贫穷没能剥夺魏源求知的意志，他还是坚持看书学习。
魏源从小好读史书，注意研究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魏源看的书，不是科举制度要考的内容，抚养他的伯父自然不会赞同，而且对他多加训斥。但是，魏源坚持自己的爱好，瞒着伯父仍然偷着读那些“荒诞不经”的书籍。
魏源在十五岁那年考中秀才。1814年（嘉庆十五年），他随父亲来到京城，靠教书谋生，向今文学大师刘逢禄等学习公羊学。这时候，他结识了进步思想家龚自珍。两人志趣相投，成为挚友。他们摈弃烦琐考据的学风，不想做儒家思想的书虫，勇于面对现实，放开思路切磋经世致用的学问，即“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积极寻求改革图强的道路。他们慷慨议论时弊，探索富国强兵的良法，以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两年后，魏源回到南方，在长沙等地教书。
1822年（道光二年），魏源进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在驻古北口的直隶总督衙门的提督杨芳家当教师。这时，他开始研究古今边疆防务和西北地理，关心边陲的安危。
1825年，魏源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邀请，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贯彻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后人产生不小的影响。他在书中表明了他反对复古泥古，主张重视现实、变革旧制的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他轻视封建士大夫那种脱离实际、烦琐空疏的学风，思想激进，因而三次进京考进士，都名落孙山。官场无望，他便长时间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从事学术著述，兼做盐商。
1829年，魏源在北京出钱捐了个内阁中掌写文书的小官吏。他利用工作便利，如饥似渴地阅读史馆秘阁所藏的官书和士大夫的私人著作，为以后著书打下了基础。
第二年，他随杨芳到嘉峪关考察西北地理和边防情况，对于西北防务更加关心。
1831年，魏源因父丧南归，不久移居南京，先后协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筹划漕运、盐政和水利的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必须改革旧制，才能兴利除弊。当时鸦片走私日益严重，他和林则徐一样，坚决主张实行严禁。他在当年写了诗歌《江南吟》，揭露鸦片的严重危害，指出如不实行严禁，将出现海疆失守、财富耗竭的危局。
时隔六年，魏源因贩盐赚了钱，移居扬州。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魏源毅然投身民族自卫战争。10月份，他听说英国炮兵上尉安突德在浙江定海附近测绘地图时被抓获，立即赶到宁波审讯战俘。他根据口供，参考书籍，在第二年写成了《英吉利小记》，介绍英国各方面概况，以及英国侵略中国的意图。他提醒人们重视研究英国国情和军情，认真对待侵略者。
后来，他获悉清军在广东前线战败，非常愤怒，写诗斥责朝中大臣昏庸无能，畏敌如虎，开门揖盗，屈膝求和。他讴歌三元里民众英勇抗敌的壮举：“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
这一年，魏源投靠钦差大臣裕谦，参与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战争。他去定海前线查看防务，提出诱敌深入内河加以围歼的方针。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加上林则徐等抵抗派蒙冤受屈，使他深为不满，愤而辞职，回到扬州家中，发奋著书，探索抗敌御侮的良策。
1841年，魏源听说林则徐被发配伊犁充军，路过镇江，特意赶去迎接，为他送行。两人促膝长谈，议论救国大计。林则徐把他在广州编辑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希望魏源编写《海国图志》，让国人了解外国列强，寻求抗敌救国的良策。魏源表示决不辜负期望。
魏源无法在战场报效国家，便专心写作，废寝忘食。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首倡师法西方，探索蓝色文明（2）
1842年8月，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魏源写出了约四十万字的《圣武记》。他在1844年和1846年作了两次修订，充实该书的内容。《圣武记》共分十四卷，前十卷通过宣扬清朝前期的武功，歌颂国家统一，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抵抗外来侵略。他在各卷末尾提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主张。后四卷夹叙夹议，集中阐发他的军事思想。
魏源指出，清军必须大刀阔斧裁减冗员，改善士兵生活，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建议各省编练一支四千到六千人组成的精良部队，作为其他军队的榜样，借以振奋军威。他有一句名言：“冗兵明减十万，则精兵暗增十万。”
魏源痛恨清军将领的腐败，反对纨绔子弟充当统兵将领，主张从部队中考核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各级指挥官，借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主张将帅要多读兵书，指出纸上谈兵也有积极的意义。
魏源提出变革部队训练。他说，清军水师巡洋徒有虚名，要有水师保护海上运粮，使训练与护航相结合，通过险风恶浪的考验，不断改进战船质量，提高官兵的作战技艺。他主张严格治军，强调纪律严明。他批评朝廷没有严惩在鸦片战争中不战而逃的将领，以致兵不用命。他认为，没有严明的纪律，即使坚船利炮，也无法战胜敌人。
魏源强调要研究外国侵略军，了解敌情；购买外国船炮，更新武器装备；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力争把敌人歼灭于内河之中。只有熟知敌人的攻城战法，才能守住城市。要实行全民防御，统一指挥，在城外要地分扎部队牵制敌人，派出游骑断敌粮道，派出伏兵打击正在渡河的敌人，实行坚壁清野，给敌人制造种种困难，以便持久作战。
魏源揭露了沙俄的侵华野心，提醒国人既要重视海防建设，也要重视边防建设。他主张允许内地居民携带家眷到边疆垦荒，发展生产，构筑坚固的堡垒，平时保护生产，战时据寨御敌。边防和海防是否巩固，关键在于用人是否得当。
1843年1月，魏源以林则徐编辑的《四洲志》为基础，增补大量资料，完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该书介绍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还认真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军事思想。
他提醒清廷，千万不要认为与侵略者签订了一纸和约，就会安然无事，而应励精图治、整顿经武。他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看清了中国的虚弱本质，无所顾忌，会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中国只有加强装备，才能使它们有所畏惧，不敢贸然动武。
那么，如何加强战备呢？他发现英、法、美等国家善于制造各种精巧的机器和枪炮战船，而中国已大大落后。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