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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出版业，在改革的岁月里引领着开放的风气，一直是湖南人的一个骄傲。“出版湘军”一度是湖南各项事业中的一枝独秀。十年“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就是在长沙举行。时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的胡真先生，首次在会上提出地方出版业要“立足本省，走向全国，放眼世界”，为湖南出版业展示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个方针的确立，使湖南的出版事业迅猛发展，在全国赢得了丰足的稿源和无数的读者，为十年浩劫之后的著作界和读书界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湖南的出版业与时俱进，成绩斐然，使我在烟台的那次会议上满面风光，一扫心头因为二号病插曲而滋生的阴影，第一次比较集中地了解到，“我是湖南人”五个字，会在外省人心中引起多么积极的反应。
从那以后，我对外省人说出“我是湖南人”之后，再也没有遇到令我哭笑不得的尴尬。我得到的所有反应，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与湖南在中国应有的地位十分相称。
我第一次到北京，那里的朋友告诉我，在北京，我不必为我说的普通话带着湖南话的腔调而不安，因为这种腔调会使我受到尊重。理由很简单，曾几何时，这种方言与来自中国最高层的语音同出一辙，而北京人对这种语音是非常熟悉和敏感的。我恍然大悟：的确，在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方言比两位主席的乡音更具有权威感呢？何况，另有许多操着这种语音的人，在京城里身居高位或要职，他们的同乡，自然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后来，我从《湖南人的精神》一书中，看到了类似的说法。这本书的作者说，他在很久以前听到过这样一个调侃的笑话，住在北京的老人叮嘱一些肝火很旺的年轻人：“你们上街碰上湖南口音的老人，千万不要惹恼他们。别看他们有的是拄着拐杖踽踽而行的老头儿，有的是提篮买菜的老太太，但说不准这人不是前清遗老，就是辛亥革命先驱，要不就曾是共产党的大官，或者是被统战的国民党头面人物，至少也是民主人士中的名流……”
在湖南接待外省人的经历，使我彻底明白了“我是湖南人”会在他们脑子里引起怎样的联想。对于我的外省朋友们而言，潇湘境内，最吸引人的是哪些景点？不是自然风光，不是城市建筑，也不是公园或游乐场。他们总是把探究的眼光，投向那些具有深厚人文背景的景观。他们喜欢观察韶山冲的风水，思索着它是怎样孕育了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也爱研究花明楼的格局，想象着另一个伟人是怎样从这里吸收了灵气。他们看着乌石的那所朴实无华的庭院，感叹它是如何养成了一位大元帅无比的威猛和过人的诚实。他们说，韶山、花明楼和乌石相距如此之近，竟然在同一时代出了三位巨人，这里的山水为什么如此神奇？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有龙则异，有灵则名。湖南有太多的地方，原本是穷乡僻壤，却因杰出的人才名闻遐迩。王夫之的石船山，魏源的隆回，谭嗣同的浏阳，曾国藩的荷叶塘，左宗棠的柳庄，黄兴的凉塘，蔡锷的邵阳，贺龙的桑植，沈从文的凤凰，胡耀邦的苍坊，我都无法带领客人们一一造访。我只能把他们领到岳麓书院，让他们亲眼一见“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门联。对于他们，这门联仿佛是一个谜面，而他们一旦跨进岳麓书院的门洞，也许就能找到令他们百思不解的谜底：湖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岁月里，不断地涌现出这么多的人才？
对于这个问题，湖南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做出解答。也许，湖南人谦虚为怀，不好意思去做自夸的文章。也许，湖南人太忙碌，无暇去探究自己成材的原委。只有一个杨度，把湖南人提到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崇高地位，但对于为什么湖南人对于中国具有如此生死攸关的意义，却没有去做理性的分析。但是又有一个谭嗣同，往湖南同胞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说湖南人面对外省人的吹捧，要警惕自己的“虚骄”。倒是一些卓有见识的外省人和外国人，试图从人种、历史、文化、地理诸多方面，为湖南人才辈出的现象寻求合理的解释。例如谭其骧先生和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两代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很精辟的见解。他们的观点，为湖南人认识自己提供了理性和客观的依据。
可喜的是，近年以来，在现代商业意识的冲击下，湖南人懂得了应该自觉地树立和珍重自己的品牌形象，而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必须对自身做一番透彻的研究。自从唐浩明先生的力作《曾国藩》问世以后，湖南人对自身的研究就有了很好的发端。这部历史小说发行一百多万套，在全国重新引起了对湖南人才现象的密切关注和思考。接下来，周兴旺先生的《湖南人凭什么》和唐徽先生的《天下湘军》，也对湖南人的秉性和历史传承做了非常有益的探讨。当代的湖南人开始在追根溯源的查考中认识到自己先天具有的优势，找到了自己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定位，并且通过传媒把对自己的认识向本省和外省的同胞们宣讲。
第一部分 我本湖南人湖南人为什么可以自命不凡？（2）
其实，湖南人一旦意识到自我展示的重要性，只要条件允许，是善于宣传自己的。湖南电视台通过卫星转播以后，让湖南人走进了更多外省人的心里。电视媒介展现了湖南人才辈出的现象，也展现了湖南电视人自己的风采。我再也不用担心外省餐馆里做服务员的女孩对湖南人缺乏正面的认识。“我是湖南人”一出口，她们会兴奋地和我谈起《超级女声》、《快乐大本营》和《真情》，以及金鹰节的盛况。我发现，在海南一个最偏僻的渔村里，足不出户的老人们也对湖南有所了解，大兵主持的《谁是英雄》吸引了他们的眼光。可惜大多数外省人并不知道，湖南电视台那些没有通过卫星转播的频道，还有更多的精彩。
和外省人交往二十多年，我已经明白，外省人对湖南最感兴趣的是这里不断涌现的人才。而通过湖南人对自身的研究，我又明白了，人才是湖南的品牌，湖南的骄傲。湖南人的精神世界，令外省人心折和向往。但凡有见识的外省人，都会感叹地说：“你们湖南是个出人才的地方！”
这种话，湖南人似曾相识。除了朱熹的那句名言之外，还有人说过：“江山代有人才出，惟此第潇湘之盛。”“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
在外省人羡慕的眼光里，天生而为湖南人，是我们的幸运。湖南人也许缺乏创业的资金，缺乏大把的机遇，缺乏生活的情调，缺乏悠闲的心境，缺乏丰富的物产，但这一切，只要有人才，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仍然是最幸运的人，因为湖南人引以为傲的，不是身外之物，而是自身的素质，我们所需的一切，都在自己身上。我们生长在一个盛产人才的环境，拥有催人奋发向上的精神传承。成功之路一直就在我们脚下，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一个湖南人，只要他愿意努力，他就一定不同凡响。
他是一代又一代杰出人才培育出来的湖南人，他的身后链接着许多令天下人崇仰的名字和业绩，他的身旁站立着许多给他的家园带来光荣的同乡，因此，他可以自命不凡。
第一部分 我本湖南人湖南人的血性造就了大批的人才（1）
什么是血性？
解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湖南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做了圆满的回答。
为了自己的追求，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血性。
藐视困难，力挽狂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血性。
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百折不挠，这还是血性。
不盲从，不苟且，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开创风气，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整个世界，善于吸收先进的文明，这又是血性。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湖南人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用气势宏大的诗文，为血性做了最好的解说。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考诸湖南人的种种壮举，可以说，湖南人是中国最有血性的一族。
湖南人的血性，在历史上留下了大量震古烁今的例证。
生活在晚清的湖南人魏源，是一位大思想家。他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此谋求富国强民。遵照友人林则徐的嘱托，根据林则徐主持翻译编纂的《四洲志》，参考历代史志及两人的笔记，编辑《海国图志》一百卷。这部书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使魏源成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
曾国藩只是一介儒生，身为一名文官，从来不曾带兵打仗。他坐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五老峰下的荷叶塘老宅里为母亲守孝的时候，听说太平军攻克了岳州，正顺流直指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于是他模仿明代戚继光组编军队的方法，点起一千兵将，开始编练湘军。等到羽翼稍微丰满，他领兵出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先创立了“无湘不成军”的格局。
左宗棠为了从俄国人手中收复伊犁，以将近六旬的高龄，命手下八名彪形大汉抬着一口为自己准备的南方特有的黑色棺材，从肃州出行。四百名威风凛凛的亲兵在前面开路，四百名护卫簇拥在后，他本人须发皆白，骑在一匹白马上，神情凛然。沿途围观的百姓，说他仿如抬着棺材战庞德的关公。他如此示威，是为了给正在谈判桌上与俄国人交涉的曾纪泽撑腰，这两个湖南人相互配合，取得了成功。因此，梁启超说他是“百年来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
投身维新变法的谭嗣同，被袁世凯出卖之后，不肯出逃，身陷囹圄，咬破指头用鲜血在狱墙上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句，然后在菜市口引颈就戮，心甘情愿为中国近代的改革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黄兴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出生入死，始终把失败看成另一次战斗的起点。他的步伐总是那么坚定，意志总是那么坚强，动作总是那么敏捷。他的身影在硝烟炮火中闪跃。他不畏艰险，淡薄名利，为孙中山的事业取得成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蔡锷与袁世凯有不错的私交，彼此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但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倒退，他第一个挺身而出，要用武力把袁世凯赶下皇帝的宝座。他的心里只有民族的大义，他一定要贯彻自己认定为真理的主张。
毛泽东为了缔造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付出了牺牲六位亲人的惨痛代价。秋收起义后，白色恐怖一度达到极端，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革命的队伍拉进深山。中央某些同志对他的非难，令他烦恼不已。更让他伤心的是，湖南作为他闹革命的发家地，他一手建立的湖南共产党组织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