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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宗法社会讲究嫡庶之别。因为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按照血缘关系将弟兄分为嫡长子的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嫡庶界限对女性更加明显。五十五回凤姐对平儿道：“虽然庶出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因此庶出往往成为一些女孩子的严重心病，而探春在这个问题上特别突出，从而构成了她和其他艺术形象的首要区别。
反庶期男贾探春曹雪芹处处突出探春自己竭力回避、淡化这个嫡庶之别，以及一旦涉及庶出时的强烈反应。但庶出毕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而她的母亲赵姨娘恰恰最不理解探春的心思，锱铢必较，总认为她没有给自己这个亲妈和亲弟弟贾环好处，胳膊肘往外拐，因此不时揭开这个庶出的伤疤，从而使探春非常气愤。因此探春的主要矛盾对立面竟然是她的母亲。这种奇特的人物关系使得探春的势利与反庶心理、期男意识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二十七回宝玉提起有一次探春给他做了一双鞋，赵姨娘知道后就怪她没给亲弟弟贾环做。这话传到探春耳朵里，她气得“登时沉下脸来，道：‘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怎么我该是做鞋的人么？环儿难道没有分例的，没有人的？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是闲着没事儿，作一双半双，爱给那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白气。’”探春这段话的要害在于“我该是做鞋的人么”和“谁敢管我不成”两句，这是她要强调自己的主子身份，不是该做鞋的奴才。潜台词是，作为半个主子的母亲赵姨娘是没有资格来管她的。因此探春势利是现象，其实质是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与观念已经深深地在探春心中扎根，毒害之深，很少有其他“钗”能与之相比。“主子—半个主子—奴才”的界限，在她心目中极其分明。这个主子身份，曹雪芹在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中有一段描写，将探春的这种心理生动地外化了：“因探春才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鬟捧了沐盆、巾帕、靶镜等物来。此时探春因盘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丫鬟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沐盆；那两个小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并靶镜脂粉之饰。平儿见侍书（探春的首席大丫鬟）不在，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镯，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沐。”人人都要盥洗，《红楼梦》中也不止一处写到，但是精细如此，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里堪称第一。探春显示了什么呢？不仅仅是主辱亲女愚妾争闲气子架子，更重要的是主子心理的满足，尤其是坦然接受平儿的伺候。也就是这位探春才会如此心安理得，换了任何一位小姐，都不会等平儿下手才洗。平儿可是凤姐的重要助手，是贾琏的通房大丫鬟。但是探春要的就是这个气派。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十七回为了做鞋的事，探春会声明：“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其实探春岂是不知，正因为清清楚楚地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总是千方百计抹平这个界限，突出自己心中只有贾政和王夫人。“我只管认得”、“别人我一概不管”这几个字，足见她是多么忌讳这个庶出，以致显得实在是太势利了。五十五回她和李纨、宝钗管理大观园时，适逢其舅赵国基死，管事的来回发放丧葬费事宜，探春依例办事。赵姨娘觉得探春对自己的亲舅舅连袭人之母都不如，当众责备她“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探春没听完，已气的脸白气噎，抽抽噎噎的一面哭，一面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按，指王夫人之弟王子腾）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谁给谁没脸？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理的，早急了。”探春公事公办，不徇私枉“制”，虽然不错，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之激烈，话说得如此绝情，表现得势利和不近情理。
第三部分：香麻泼酸毒五辣俱全憨湘云醉眠芍药茵（6）
但是如果以为探春只认得父亲贾政和太太王夫人，于是就巴结，在他们和贾母等长辈面前就小心谨慎，事事讨好，那就错了。曹雪芹自然不会如此简单化来处理。探春这个形象经得起琢磨，原因之一就是她在关键时刻表现得有胆识，有水平。四十六回当鸳鸯当众以利剪铰发誓死不做贾赦之妾，气得贾母“浑身乱战”，严厉责备王夫人，“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想把鸳鸯弄走，“好摆弄我”。“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薛姨妈不便劝，李纨则赶紧将女孩子们都带出屋子去。这时探春见“王夫人虽有委屈，如何敢辩”，薛姨妈“不好辩”，宝钗“不便辩”，李纨、凤姐、宝玉“一概不敢辩”，迎春老实惜春小，更不必说了。于是她进来直截了当地对贾母说：“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婶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连凤姐这么会说话的，此刻都不敢言，而探春几句话就把贾母说得眉开眼笑，自认“老糊涂了”，“委屈”了王夫人，要宝玉替她向王夫人赔不是。探春明辨是非，分寸拿捏得准，确有不同凡响之处。
金陵十二钗中探春的判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他诸钗在各自的《红楼梦曲》中都对判词作了重要补充，加进不少新内容。惟独探春的性格、才华、命运全都包括在判词之中了：“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曹雪芹对探春形象的设计基调是才精志高，显然也是个被末世耽误了的有才而无命补天的少女。探春的志高在众少女中十分突出，倒有些和王熙凤相似。强烈的期男意识是探春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曹雪芹赞她“志自高”之“志”所在。在大观园的众多少女中，探春是罕见的有抱负者。她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五十五回）但是她仍然心有不甘。论诗才她远不及黛玉、宝钗、湘云、宝玉，之所以发起组织诗社，主要是为了满足期男心理：“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三十七回）颇有点子“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气概。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有这种意识，不甘心永远生活在男子的阴影下，在当时是一种超前意识，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性。即使在21世纪的当今，有些女性也还未必有这个气魄。探春在信笺开头和信中，三次用到“娣”字，值得注意。“娣”义虽与“妹”同，但却也略有区别，强调的是“女弟”，隐约中流露出期男意识来。
曹雪芹在判词中说探春“才自精明”，主要不是指诗才文才，而是管理能力，这在她和李纨、宝钗三驾马车治理大观园期间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这种精明的奇“才”，一方面固然显示出探春的不凡见识与才干，另一方面它也正是其高远之“志”的生动体现。探春指出有些开支“重重叠叠”，“钱费两起，东西又白丢一半”（五十六回），决心革除积弊。曹雪芹说探春“精明”，因为她是个“有心的人”（四十六回）。其中的一个往往不为人们注意的细节是，荣国府总管赖大的儿子得官，赖嬷嬷来请贾府主子们去赖家花园喝酒听戏。探春注意到赖家的花园还不到大观园一半大，“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得知赖家的花园“有人包了去”，除去吃的鱼虾等外，“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而启发了她在管理大观园中进行改革，足见她的细心观察、善于思考和能力的不凡。
第三部分：香麻泼酸毒五辣俱全敏探春兴利除宿弊（1）
探春关于大观园中两件事和四则改革意见的核心是以实行承包制来开源节流。20世纪70年代的那次评红运动中，有些人嘲讽探春在大观园中“搞改良主义”。那个年代，中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除了极少数几个人敢于提出类似承包制的思想外，都在苦苦探索如何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而在18世纪中期，曹雪芹已经通过探春之口，将承包制的思想提了出来，这即使在当时的欧洲也是很先进的。在探春的那些话中，我们很容易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流行起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定人定岗”、“除了上缴的，都是自己的”，“富了国家集体，也富了自己”、“双赢”等等的影子。探春果然有所“探”索！此名不虚。
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对其他人物的议论，是曹雪芹塑造艺术形象的一个常用的手法。它既可以节省笔墨，又使这种评论带有个性化色彩，比直接由作者出面说话容易令人接受。当然，读者也需要注意，这种某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的评论，由于受到话语主体身份的局限——认识、利害等——有时往往带有自身文化素养与观察角度的局限，未必完整和正确。比如六十五回兴儿对外来的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点评就限于没有接触机会，连名字都拿不准叫什么。不过他对探春的评论却说到点子上：“三姑娘的诨名是‘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鸹窝里出凤凰’。”这就把探春的漂亮、能干、厉害和庶出都准确地概括出来了，而且有下层社会人物语言的特点。小说中王熙凤对各色人等的评论基本上都正确，而且绝大多数都相当精彩。王熙凤是个极有眼力的人，在听平儿说探春如何处理那些婆子媳妇来请示的事后，连声赞叹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挑庶正误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王熙凤这话可谓知人之论，也显示出她观念上确有比一般人先进之处，她重能力不重出身。我们有些人至今只看重这“士”那“士”，对至关重要的能不能“干事”倒忽视了，一些人也热衷于拿这“士”那“士”，不在提高自己的能力上下苦功，凤姐之论实在值得深思。
抄检大观园时探春的出色表现，是曹雪芹在塑造这个艺术形象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探春“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于先，将箱柜奁盒包袱等“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于后；既而纵论“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