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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范围很大，过去的六县市（现在吴县改为两个区）中，各县市的语言虽然同属吴方言区，区别却不小。比如太仓话说男人的“男”字，口型扁，舌尖位置略前，音同普通话中的“你”；苏州人发“男”音则口撮起，舌尖略后缩。
苏州话保留了不少古代的发音和称谓，例如，苏州人叫新郎、新娘为“新官人”、“新娘子”（或“新娘娘”），这是古代沿袭至今的称谓，在不少古典戏剧中还能见到。但太仓话里似乎保存得更多。比如，古代称热水为“汤”，成语“赴汤蹈火”里的“赴汤”就是往热水里去。太仓人在很多地方还使用此词，如他们称洗脸水叫“面汤”，洗澡水叫“浴汤”，而苏州人已经比较现代地不分冷热一概叫“水”了，如“揩面水”、“浴水”。又如洗手，苏州人叫“汏手”，太仓人却叫“净手”，甚至洗脚也叫“净脚”，听起来雅得可以。
在称谓方面，太仓话也很有趣。苏州话叫父亲的娘（奶奶）为“好婆”，叫母亲的娘为“外婆”，同于普通话。太仓人则把奶奶称作“亲婆”，把外婆叫作“好婆”，两相比较，太仓人这种叫法就更让人心里舒坦。不过太仓话中也有挺让人意外的称谓。我当年插队在太仓，有一次听队里一个男孩朝一个中年妇女喊“伯伯”时，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心存狐疑。后来又切切实实听到有人这么叫，我就私下里问队长了，说那孩子怎么叫她“伯伯”呢，她不是女的吗？队长听了大笑起来，说：伲太仓是“什能”（这样）叫格。的确，这里父亲的哥哥或者姐姐都叫“伯伯”，并且泛化到年轻人叫比自己大一些的中年妇女也叫“伯伯”，以示尊重。原来如此。我心里十分好笑，怎么会这样叫呢？心想苏州人是分得蛮清爽的，父亲的哥哥叫“伯伯”，父亲的姐姐叫“姆姆”（发苏州音的‘马’），父亲的妹妹则叫“娘娘”；北方话中则不分父亲的姐、妹都叫“姑母”的。但现在仔细一推敲，苏州话中有这种联系，比如，“妯娌”（哥哥的妻子和弟弟的妻子），苏州人就叫“伯姆道里”，也有个“伯”字来称呼女的，可见，还是在一个体系里，不过，苏州话中已少了，太仓话中则很顽强地传承到现在。
俗话说“三里不同音”，语言受地域影响很深，发音差别不小，例如，“躲在后面”这个意思，苏州人说“伴勒后头”，太仓人就叫“涯勒后底”。人们用“乡音”、“口音”来指方言，正说明方言在语音方面的地域差异是最易为人感觉的。
苏州地名读音
为什么临顿路叫作“伦敦路”？为什么浒墅关称之为“许市关”？为什么葑门变成了“富门”？这些问题似乎一直使苏州人感到大惑不解。
苏州一些地名的读法和常音不同，并不都是讹称，其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吴语的语音起了变化，但某些地名仍读如古音，故而和今音有了差别；二是一些地名更改了，但苏州人的习惯改不了，叫法一仍其旧，于是也造成了字面和读音的不同。
中国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变化不易觉察，其实这种变化是在潜移默化间不断发生的。只要将老一辈苏州人和今日青少年的口音作一比较，便会发现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数十年间语音已有明显变异，那么数百年，甚或数千年，其差别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古音常常会在口耳相传的用语中留下种种蛛丝马迹。例如，苏州的善男信女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中，“南”、“无”、“阿”三字的读法和今音便已大相径庭。其实这句佛号的读法，仍接近于古音的缘故。
先说临顿路。苏州人把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名叫作“伦敦路”，正是古今音不同的典型例子。何以见得“伦敦”是古音呢？我想举出三点依据。依据一是古代的字书。按宋代的《集韵》和元代的《古今韵会举要》，“临”字的注音都是“犁针切”；明代的《洪武正韵》则是“犁沉切”。所谓切，即反切，是中国古代的注音方法。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就是将上字的声母和下字韵母相拼，再以下字的声调读出。如果我们用苏州话把“犁针”或“犁沉”反切，得出的发音不正是“伦”么？依据二，是口语中和“临”同音的字（即在普通话中都读作lin）。语音变化后，古音往往仍保留在部分口语词汇中，例如苏州人把鱼鳞叫作“鳞爿”，这个“鳞”字，如何发音，想来无须赘述了。依据三，是以粤语作旁证。广东地处岭南，从前山高皇帝远，受近代官话影响较小，保存古音因而也较多。如果谁有相熟的广东朋友们，请他用广府音读“临顿”两字，他会读成“lun
dun”，就好像苏州人说“伦敦”。
再说苏州人称之为“鱼翅坊”的吴趋坊，求证方法与上面一样。若由广州人读“吴趋”两字，发音为“ng
tsui”近乎苏州话的“鱼翅”。“吴”字老苏州都知道，本来读若“ng（鱼）”，吴县，就向来读作“吴（鱼）县”，跟“何、胡、贺”等姓氏搞不清还是近几十年的事。至于“趋”字，宋代《广韵》注音为“七逾切”。如果用普通话来“切”，读音自然是“qu（区）”，但若用苏州话，那就成了“翅”。所以说，把吴趋坊念成“胡区坊”，那是蓝青官话，叫作“鱼翅坊”方是正宗吴音。
古音保留在地名中，在全国各地其实都可找出不少例子
。例如，广东省有个县名为番禺，这个“番”字如果照本音读，是要让广东人笑痛肚皮的，他们叫作“潘禺”。为什么“番”会变成“潘”？原来古汉语中本来没有唇齿音，今天声母为f、v的字，古代声母原是p或b。“番”和“潘”古时同音，后来“番”字读音变化了，但“番禺”这个地名世代口耳相传，依然照老样子叫，于是便成了“潘禺”。
那么，苏州人称葑门为“富门”，是否也因为依照古音呢？这倒不是，“葑”字从来就读若“封”，这里涉及的，是另一种情况，即地名虽已变更，但苏州人的叫法没有跟着改变。
“富门”这一叫法，由来已久，宋代名臣范成大主编的《吴郡志》卷三即说葑门：“今俗或讹呼富门”。不过，这句话有两处语病：一是“今”，“富门”的叫法并非始自宋朝，而应再上溯一千多年；二是“讹”，“葑”变成“富”不是以讹传讹，而是另有道理。这个道理，其实在《吴郡志》卷四十八《考证》中已剖析得很明白。考证者引用唐代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指出苏州本无东门，越王伐吴时，梦见伍子胥“令从东南入”，越王于是“筑坛祭子胥，乃开渠，自罗城东开门入吴”，当时“有**随涛入，故以名门”。所谓“**”，即江豚，俗称江猪，在今天已是濒危动物，但在二千多年前，原来在苏州偶或也可见到，并为位于苏州东南的这个新开城门带来其名称。苏州人所说的“富门”，其实是“X门”，或“X门”。“XX”两字今天声母虽然不同，但古代没有唇齿音，两字都和“富”音相近。后来“X门”更名为“封门”，取“封禺之山”之意（见《吴郡图经续记》），以后又改为“葑门”，但苏州人仍按春秋时代的老习惯，叫作“X门”。
苏州人把浒墅关称作“许市关”，也和地名更改有关，但又是另一种缘故了。每逢苏州人提到“许、浒”之讹，乾隆皇帝便会在皇陵地下打喷嚏。这自然是一大冤案，因为这一谬误的流传，根源远在一千多年前。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太湖流域是李知诰南唐和吴越国的势力范围。据元代高德基的《平江纪事》，浒墅关本名“虎*，至南唐讳琥（与虎同音），钱氏讳*（与*同音），遂改名为许市。后人讹旧音，于许字加点水为浒，市讹为墅。”千馀年来，“许市”这个名称早被苏州人叫开，但是与此同时，“浒墅”这一写法也固定下来，因此而出现了一个音字不符的千古之谜。
接下来想谈谈养育巷、
因果巷、乘马坡巷等巷名。很多人诟病苏州人把这些十分雅训的地名“讹呼”为羊肉巷、鹦哥巷、陈麻皮巷。这其实又是一宗冤案，因为千百年来，早在这些“雅名”出现之前，苏州人本来就一直是这么叫的。证据何在？可查一查差一点连中三元的明代苏州才子王鏊所编的《姑苏志》。此书中根本不见著录“养育”、“因果”之类巷名，却提到“乘鲤坊巷俗名鹦哥巷”，永安巷“俗名羊肉巷”。而所谓“乘马坡巷”，书中记载正是“陈麻皮巷”。
由此看来，在明代末叶或是清代，苏州曾出现过一场“文革”，横扫过一切被认为粗俗的街巷名称。其办法或是在意识形态上将之拔高，例如“羊肉”易名“养育”（使人联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人皆唱的“爹亲娘亲不如——”一歌），“鹦哥”改为“因果”；或是在字面舞文弄墨加以美化，于是“牛屎弄”变“由斯弄”，“狗肉弄”成了“钩玉弄”，“陈麻皮”则摇身一变成为“乘马坡”。可惜市井细民不吃这一套，依然“羊肉”、“狗肉”般叫，真是枉费了红卫兵祖师爷的一片苦心。
苏州城内外并非读别的“讹称”还有很多，但大致不出以上两大范围：震泽呼作“进闸”、陆墓叫“陆m”、阳澄湖变成“扬长湖”等，都可归于保留古音一类；西美巷称为“西米巷”（按明代《苏州府志》和《姑苏志》，该巷原名“米巷”）、梵门桥弄称为“眼门桥弄”（唐代陆广微《吴地记》著录为“雁门桥”，“雁”字古音近“眼”。）、唯亭称为“夷亭”（《吴地记》：“阖闾十年，东夷侵逼吴地，下营于此，因名之。”），则属沿用古名了。不过，也有个别地名是苏州人故意读别的，乔司空巷即是其例。苏州人都把这条巷叫作“乔师姑巷”，位列三公的“司空”沦为三姑六婆的“师姑”，堪发一噱，但若照正字面读，司空音近“屎孔”，恐怕许多淑女绅士都会感到难以启齿吧。
那么，是否所有的“讹称”都错得有道理呢？当然不是，确是读别的地名不但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例如谢衙前成了“象牙前”，都亭桥成“都林桥”，泰让桥成“太阳桥”等，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又如糜都兵巷先讹为“耳朵饼巷”，后在“横扫一切”中雅化为“宜多宾巷”，游墨圃巷被谑称为“油抹布巷”后，易名为“游马坡巷”（想来跟“陈麻皮巷”改为“乘马坡巷”同出一手，不知此公为何特别锺情于“马坡”二字。）更使“讹称”的问题变得错综复杂。
不过。贯穿苏州城的人民路旧时为什么叫作“马龙街”，促狭一点的甚至叫作“马桶街”，却真令人难明究竟了。人民路旧称“护龙街”，清帝南巡前则为“卧龙街”。“护”与“卧”字均与“马”相去甚远，按理不可能音转。但若依上述“X门”、“夷亭”、“雁门桥”等地名更改一二千年后苏州人仍坚持用旧名的例子，那么或者可以大胆假设，人民路在唐宋或更久远的时代，曾名为“马龙街”或与此音近的地名。按“马龙”即“龙马”，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称“马龙出而大易兴”，若作地名倒是很旺风水的。只可惜《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