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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制度总是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对付知识分子的。正面的引导是，听我的话，当我的驯服工具（仅当工具不行，还必须驯服），抛弃良知，为我服务，即有胡萝卜吃。不听我的话，则有大棒侍候。杀几只不听话的鸡，猴们就想吃胡萝卜了，所以，必须阉割自己。经过阉割的学者还有什么自己的思想？专制者最怕的是学者自己的思想。领导告你鹿就是马，你偏要引经据典论证鹿不是马，这不是找死吗？领导还是需要学者的，学者引经据典论证鹿的确是马，能使领导更自信，也使对领导有深厚阶级感情的群众更相信。卢森贝没有吃过大棒；阉割了自己，用历史来证明维护专制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他吃到了胡萝卜，恐怕还不止一根呢——生活享受、地位、名誉。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森贝是个悲剧人物。
我不把卢森贝当做一个人，而是当做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专制之下人才和思想被扼杀的符号。康托罗维奇对资源配置最优化研究成绩斐然，但他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论证他的成果，说明他的成果又一次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之伟大。一个数学家去搞什么劳动价值论是什么滋味？康德拉杰夫提出什么证明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长周期理论，只好不明不白地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了。这两个人其实殊途同归。对学者来说，肉体死了和思想被阉割了，有什么差别呢？
专制之下是没有思想家和新思想的。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史的研究应该有充分的自由。经济学史是一门历史，非要用什么思想去指导，非要先入为主，这还是真实的历史吗？
愿卢森贝的悲剧成为一去不返的往事。话经济学人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28章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斯大林去世之后，前苏联“解冻”。人们开始认识计划体制的弊病，改革之幕正在徐徐拉开。推动这场改革的是赫鲁晓夫这个毁誉参半的人，而在这场改革前哨战中打先锋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
1962年9月9日，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企业改革方案——经济核算的计划管理体系，并把利润率与奖金挂钩，作为新计划体系运行的激励动力。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推动了前苏联经济的第一轮改革高潮。利别尔曼的改革思路是改革计划管理的内容以及计划制定方法。
过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的，企业毫无自主权。利别尔曼要求改变这种模式向企业放权。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下达：按品种的产量计划；交货期计划；以及计划赢利定额。企业按这三项计划要求，再制定出全面的生产计划，包括劳动生产率、工作人员数、工资、产品成本、积累、投资和新技术等。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管大事；至于企业如何完成这些计划是企业自己的事，中央计划部门不必过问。这就是向企业放权。
在产品量、交货期和盈利定额三项指标中，利别尔曼进一步强调，其核心是赢利定额指标，即利润率指标。利润率指标是考察企业最中心的综合指标。中央计划部门按生产部门（行业）制定利润率指标，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企业的赢利情况与奖金直接挂钩。这样企业就有了积极性。这就是向企业让利。但为了防止企业一味高利润的现象，利别尔曼还主张把产品品种作为企业获得奖励的前提。
计划制定方法主要是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前苏联计划模式中，计划是由中央计划部门用产品平衡法制定出来的。利别尔曼建议计划的制定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由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第二个过程是企业具体的生产计划制定。这两个过程纵横交织。第一个过程按生产部门纵向制定计划，第二个过程按企业之间的供销关系横向制定计划。利别尔曼还主张通过经济组织和合同制度的发展来缩小纵向计划，扩大横向范围。这就在计划之下使企业通过横向计划在市场内发生联系。
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另一个缺点是不承认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利润。利别尔曼认为，计划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劳动者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企业的利益包括企业集体的物质利益和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利别尔曼反对那种企业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凡是有利于社会的，也就应当是有利于每个企业的。反之，不利于社会的，对任何企业的集体来说应当是极不利的。”利别尔曼把利润作为企业最主要衡量指标的建议正是以这种社会与企业利益一致论为基础的。利别尔曼认为把利润作为衡量指标简化了计划工作，刺激企业降低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赫鲁晓夫的改革探讨是利别尔曼文章出台的背景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利别尔曼认为，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商品交换的关系，给企业一定的独立地位。不仅消费品，生产资料和资金都要作为商品，按一定的价格在企业之间买卖。资金的买卖就是我们所说的“拨改贷”。这时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体现为由商品交换调节的供货关系，以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润分成。交给国家应交的以后由企业自主支配。
在这次讨论之后，前苏联在1965年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经济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参考了这个思路。但70年代后前苏联增长速度下降，这就引发了1979年后的改革，这就是后话了。
在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中，以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经济与组织研究所成员和常在该所主办的《工业生产经济和组织》上撰稿的人为主形成了西伯利亚改革学派，简称西伯利亚学派。这个学派除利别尔曼外还有阿甘别江、阿巴尔金、布尼奇、波波夫等人。19世纪80年以后阿甘别江和阿巴尔金成为该学派首领，主张激进改革。他们的改革思想对戈尔巴乔夫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被吸收到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阿甘别江还作为戈尔巴乔夫直接领导的前苏联完善机制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直接参与前苏联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践。西伯利亚学派是推动苏联改革的一个重要经济学家团体，他们的改革思想对其他国家也有相当大影响。
当前苏联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热火朝天地进行时，我正在北大经济系上学。应该说国内学术界的反应并不慢，可惜方向不对。我们在1963年就开了一门新加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批判”课。批判的内容首先是利别尔曼的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当年我们认真读了这篇文章，可惜是要批判的。说起来可笑，我还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批判文章（课堂讨论用）。现在只记得第一句是“利别尔曼放出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气球……”其他，你就是严刑拷打我，我也记不得写的什么了。当时我们学习还是学术批判。但不久就演变为对孙冶方先生的批判，先是文斗（报上写文章，不过我们没资格），然后是武斗，这已经是不堪回首的“文革”了。
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已经过去40多年了。现在看来，他们的出发点还是要维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那一场争论并没有涉及所有制问题，也不想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改革并不成功，赫鲁晓夫也作为替罪羊而下台了。其实不从产权和根本制度入手，任何以完善旧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终久都会失败。王安石倒下去了，赫鲁晓夫倒下去了，以后会是谁呢？
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谁。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英雄，利别尔曼也是一个英雄，西伯利亚学派是群体英雄。正是他们开始正视计划经济的弊病，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幕一开以后，好戏就连台了。改革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利别尔曼是弄潮儿。与兰格相比，利别尔曼前进了一大步，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我们不应该忘记利别尔曼这样推动过改革的经济学家。话经济学人
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
年轻的奈尔伯夫 巴里·J·奈尔伯夫（Barry J。Nalebuff）现在是耶鲁大学教授，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毕业时参加了剑桥大学的五月舞会。这个会上有一种赌博游戏，每人得到相当于20美元的筹码，舞会结束时，最大的赢家可以得到下一年度舞会的入场券。
巴里的运气非常好。在最后一轮轮盘赌之前，他过关斩将已赢了相当于700美元的筹码，独占鳌头。第二名是一位英国姑娘，只拥有相当于300美元的筹码。其他人已被淘汰出局。在最后一次下注前，英国姑娘想求和，提出分享下一年的舞会入场券。巴里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加之酒喝得多了一点，失去绅士风度，断然拒绝了。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巴里在这最后一场赌博中失败了。其原因何在呢？
与奈尔伯夫合写《策略思维》的著名经济学家迪克斯特这最后一场轮盘赌的规则是，轮盘停止转动时小球落在什么地方。轮盘上刻有从0到36的37个格子。小球落在0庄家赢。玩者可赌小球落在偶数还是奇数的格子（分别用黑红两色表示）。这种玩法赔率是一赔二，即一美元赌注变为两美元，取胜的概率为18/37。如果把注压在3的倍数的格子上，赔率为一赔三，即一美元赌注变为3美元，但取胜的概率为12/37。那位英国姑娘决心破釜沉舟，把300美元压在3的倍数上。巴里应该采用什么策略呢？
其实巴里只要采用与这个英国姑娘同样的策略，也把700美元中的300美元押在与这位姑娘同样的注上，无论输赢，总比她多出400美元，稳操胜券。但这时已凌晨3点，酒精又起作用，巴里把赌注200美元下在偶数上。这时只要他赢，无论这位姑娘输赢如何，他都获胜。只有他输，英国姑娘赢，他才会输，而这种事件的概率是1∶3。但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巴里输了。
当然，这场赌博本来是玩的，一张下一年的舞会票，就像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胜者戴的真正用树枝编的桂冠一样。但事后巴里还是非常后悔，因为他作为一个博弈论专家，居然忘记了博弈论最基本的策略之一：胜者要采取与落后者相同的追随策略。落后者才采取与胜者不同的战略，以求一线生机。
也许是受这件事的启示，巴里与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博弈论专家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合写了一本《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Competitive Edge in Business；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这部书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博弈论专家的高度评价。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他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经学》中曾这样评价这本书：“这本书在国际上极为畅销。这本书解释了在商业、政治，甚至社会和家庭情况下如何运用博弈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A。沃尔克（Pawl A。Vol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