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
还要提到的是，在因掉队而减员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脱离红军逃跑的人。这在长征的全过程中都存在着。逃兵多数是长征途中招募来的农民，他们的革命觉悟远不及江西出来的老战士。行军中也没有机会进行政治教育，到了最艰苦的时刻，这些人就熬不住了。胡宗南在松潘，就收容了一些这样的人。据原国民党第二师补充旅参谋主任李炳藻回忆，他收容过一个红军师长的勤务员，此人“身穿很完整的布军服，图囊内装军用地图一张。该图系用毛笔绘制，图的内容系川、甘、青三省边区部分，图上所绘的山川、道路、河流、村庄的名称，在国民党军军用地图上均没有记载。看了这份地图，对松潘以西草地情形了如指掌，在军事上有很大价值”。李炳藻如获至宝，立即将逃兵和地图转送胡宗南。另外，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的行动计划，９月初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国民党方面都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致蒋介石的报告，叙述得相当准确。这样的情报也是红军的逃兵提供的。１９８４年索尔兹伯里夫妇在草地采访时，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就曾对一个前红军战士的自述表示怀疑。据那个人说，他在１９３６年负伤，先坐担架，然后被编入收容伤病员和掉队的收容队。过草地时他是被人抬过来的。他说当时曾下令将所有的伤病员留下来，他就同其他一百多名战士一道留下来了。问到当时他们是否有钱，是否有人帮助他们，他不置可否。夏洛特认为：“我们都感觉他一定是个脱离队伍的人，当时这种人相当不少。”
经过四五天的行军，红军各部陆续到达草地北端的班佑、巴西、阿西等地。今天看来，这些地方都是小村庄，上百户藏民在红军到来前都跑光了，小小的圆锥体房子像南方的稻禾堆，由细树枝编成的架子，顶上覆盖毡子，四周的墙壁都是用牛屎抹起来的。红军都叫它们“牛屎房子”。生火用的不是柴禾，而是牛屎抹成的干饼饼。经历了草地露营的痛苦，红军住进牛屎房子感觉像是宫殿，躺在地上兴高采烈地抽烟、聊天。
徐向前到巴西之后，未及休息便出发观察敌情。在班佑的东北三十里是上包座，位于松潘通往甘南的大道上。包座背靠群山，山上是茂盛的原始森林。山下左有求吉寺，右有大戒寺。包座河水流湍急，在寺前流过。胡宗南部一个团分别驻守在两个喇嘛寺内。上包座南数十里是下包座，也有国民党军驻守，与上包座守敌呼应。徐向前带着参谋来到距大戒寺、求吉寺几百米的森林中观察敌情，在地图上标注了敌军的火力点。
８月２４日，胡宗南接到前方守军电报，说红军占领了班佑，大吃一惊。原来认为鸟也飞不过的草地，红军竟然过来了！他立即命令在漳腊的４９师师长伍诚仁迅速向上包座进军，一定要把红军堵住。４９师原属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后被蒋介石惩罚性地调到这里。接到命令，伍诚仁于２７日率部出发，企图在包座河一线阻挡红军北上。
徐向前获悉４９师前来，决心抢在前头拿下上包座，再回过头来消灭４９师。看到一方面军的一军团行军疲劳，减员较大，三军团还未上来，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主动提出由红四方面军来打这一仗。一军团作后备队保护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立即同意。徐向前的部署是：程世才、李先念的３０军主攻，以８９师２６４团进攻大戒寺守敌；８８师和８９师的另外两个团埋伏在上包座西北森林中伏击４９师。许世友、王建安的４军助攻；以一部打求吉寺之敌，配合３０军行动。
８月２９日，２６４团向上包座守敌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山头阵地，残敌逃进大戒寺。３０日下午，４９师先头部队到了大戒寺以南。为了诱敌深入，２６４团边打边撤，敌人急于前进，根本没发现埋伏在原始森林里的红军主力。３１日下午，敌人全部进入红军包围圈内，程世才、李先念发出进攻命令。红军从山上的森林中冲下来，六七里长的战线上杀声震天。４９师被红军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了八个小时，伍诚仁见大势已去，跳河逃跑。红军猛追敌军后勤部队，缴获了几百头牦牛和大批粮食。４９师被基本解决，红军歼敌４０００余人，俘虏８００余人，缴获枪支１５００。大戒寺守敌乘夜放火逃跑，红军冲进寺内奋力灭火，有的战士跳到粮仓里，一面灭火，一面抓着烧焦的麦粒大口吞嚼，真是饿坏了！这一战红四方面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红４军１０师攻打下包座的求吉寺，敌军依据坚固的寺院顽固抵抗，由于没有重武器，红军多次进攻都没成功。师长王友钧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２４岁。最后，红军放弃了对求吉寺的攻击，撤出战斗。
包座之战是红军在川西北地区与国民党军打的最大的一仗，这一战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也打出了红四方面军的威风。在草地行军的饥饿疲劳情况下，还能打这样的大仗，确实了不起。伍诚仁逃回去即被蒋介石撤职，胡宗南领教了红军的厉害，轻易不敢来犯。红军和中央的安全有了保障。现在就等着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前来会合，共同北上了。
第二部分第８章：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1）
右路军准备北上——左路军噶曲河受阻——张国焘改变主意——徐陈劝说张国焘北上——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中央据理力争——陈昌浩转向——彭德怀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密电”之谜——毛泽东决定单独北上——叶剑英夜里脱身——“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李特追赶中央——一、四方面军分离——毛泽东心情沉重
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在巴西、班佑地区进行休整。这里是半农半牧区，虽然人口不多，但有粮食和牛羊，为饥饿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部队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提高。因为村子小，容不下很多人，各部分开居住。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和中央机关驻在巴西的牙弄村，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的潘州村。两村相距约三里地，往来便利。其余部队分散在附近的大小村落里，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向包座以北的俄界开进。
包座战斗结束后，红军北上的道路打通了，大家都盼望左路军早日前来会合，共同北上。那些天，毛泽东每天都要请陈昌浩到中央驻地来商量事情。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也是红四方面军中有决定权的领导人。毛泽东着意做他的工作，想把陈昌浩拉到与中央一致的立场上来。
徐向前回忆：“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８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我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我们又令４军３１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徐帅说的是９月１日的事。在此之前，８月２４日，徐、陈就给张国焘、朱德发出一电，建议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电报先通报了敌情，然后说：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西路主力端出岷（县）哈（达铺），抑出夏（河）洮（河）？前者则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进，主要至洮河东打；后者则主力出郎木寺、双岔、班佑。此方必在集中包座或郎木寺待命。
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灭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助立决立复，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８月２９日，陈昌浩又致电张国焘，通报过草地的路线和准备进行包座之战的计划，并再次催促说：“左路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接到徐、陈的电报后，８月３０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左路军后方的倪志亮、周纯全，通知他们：“我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之目的。”命令９军为第一梯队，向班佑前进。后方部队的主力为第二梯队，于９月１２日到查理寺集中，准备向班佑前进。但是“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刘）瑞龙在阿坝，将来３１军政治部亦开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
左路军虽然同意北上，但是毛泽东感到他们行动太慢。按计划要半个月才到班佑，到那时胡宗南又布下新防线了。９月１日，徐、陈、毛联名致电张国焘，陈述北上建议。电报指出：“目前形势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团）控制罗达地区，４军、３０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决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目前蒋、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东方向。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免致抛弃。”
接到电报，左路军开始行动了。但是很不顺利。据张国焘回忆：“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的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重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力气，广询当地的人民和喇嘛，才拟定了一个北进略图。”“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面前，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如果说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分裂是必然的，那么这条噶曲河则是促成分裂的一个偶然因素。张国焘的回忆有夸大成分，但也是事实。草地的河流没有固定河道，雨季洪水往往横冲直撞，形成乱流或一片汪洋。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是坚决主张前进的，但是没有一支部队渡过了噶曲河，说明当时确有洪水。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在河边与张国焘冲突起来。在场的刘伯承回忆说：“（张国焘）说不过河了，要转回去。董振堂同志是个好人，当时就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张说不行，要转回阿坝，并当即缴了五军团一排人的枪。董振堂气愤地和他吵起来：‘国焘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