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作者注），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幅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推睡在门口的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的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向阿西的红三军团驻地走去，与中央会合。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夜的旷野中。但是与他一起在参谋部共事的一方面军干部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却被留在了那里。为了不惊动徐、陈，叶剑英不可能把所有的一方面军同志都带走。
出了巴西村子，叶剑英遇见了等待他的杨尚昆，两人夜里一起赶路，来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在一个岔路口，彭德怀、张闻天、博古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到来。互相问候了几句，博古催叶快走。等他们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见到叶剑英，都十分高兴。毛泽东激动地说：“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集合齐了队伍，他们便向一军团驻地俄界进发。
这一夜，住在各个村庄里的一方面军部队，都悄悄地开拔了。德国人李德从博古那里得到通知，让他半夜两点带领红军联合大学（一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和四方面军的彭杨学校）的学员出发。至于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李德忠实地传达了命令，在夜雾中开始行军。到天亮与中央纵队会合时，他才发现“显然不是右路军的所有部队，而是一方面军的部队接到了命令”。在整个队伍中，只有红军大学把四方面军的人也一起带来了。
林伯渠的征粮队却相当狼狈。在命令下达前两天，他把部属都派出去征集粮食了。命令突然到来，林老却无法把队伍集合起来。他懊恼地在日记上写道：
“９月１０日：晴。早三时半（得令）开行，先到阿西集中，是日行至拉界宿营，行八十里。行动前二、三日，将运输员全部调出割麦，临时未回。受训实非小。”
当时一方面军在外执行任务的同志，多数都没有接到紧急命令。其中包括杨尚昆的夫人——红军战士剧团团长李伯钊。包座之战结束后，中央派李伯钊到４军、３０军作巡回演出，慰问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李伯钊的舞蹈让四方面军将士看得如痴如醉，说什么也不肯放她回来。于是，李伯钊应邀在四方面军待一个月，为他们办文艺训练班。９日晚上，杨尚昆焦急万分，因为他无法把消息通知李伯钊，只好写了一封信托人送去，叫李伯钊马上请假回来。当李伯钊接到信与刘志坚等人赶回前敌总指挥部时，陈昌浩正在为中央的不辞而别大发雷霆。听说剧团回来了，立即下令把他们统统缴械，关进一个小房子里。直到一年之后，她才与杨尚昆在陕北重逢。
这一夜，徐向前、陈昌浩一直在酣睡。身边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变，他们居然丝毫未察觉。如果他们是在监视叶剑英和中央的举动，换句话说，如果陈昌浩真的有意危害中央，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的大队人马，能否如此顺利地全部开走，是很难说的。所以，关于四方面军“监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说法，事实证明不能成立。
９月１０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部下就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闻讯，都大吃一惊。接着，４军住在前面的部队打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红军大学负责人何畏匆匆坐着担架来报告：红大的人都走光了，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叫他们赶紧回来！顿时，前敌总指挥部乱成一团，打电话的、请示报告的。徐向前回忆：“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轰轰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第二部分第８章：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5）
中央和三军团的突然北上，使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４军战士宗国治回忆：“突然上级下来了紧急命令，叫部队马上出发。干什么去呢？也未听到动员。部队集合了，我们的营长在队前很简单的讲了几句话，只说我们要追！追什么？我们一点摸不着头脑，并说追回来就行，见到不要打枪。我们走了几里路，就见到前面有部队，我们追得快他跑得也快。”到底没追上。前面的干部打电话问前敌总指挥部：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手拿着电话筒，转过来问徐向前。徐向前果断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在这个重要关头，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下达了命令，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流血冲突。徐向前说：“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
陈昌浩气还没消，参谋送来刚收到的中央政治局发来的一份《指令》。全文如下：
指令——９月１０日于阿西
徐、陈：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历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卅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委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右令
陈昌浩
徐向前同志
中央政治局
在情绪冲动的情况下，陈昌浩不但没有执行中央的指令，还把副参谋长李特喊来，要他率领一队骑兵去追赶中央，要把被他们带走的四方面军同志统统追回来。李特受领了任务，骑马疾驰而去。
１０日上午，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阿西以北的一个小村庄。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一座喇嘛庙前休息，并与叶剑英、杨尚昆、李德一起商量北上的问题，突然，部队后面骚动起来，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和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赶来了。李特在马上高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担任红三军团后卫的１０团在团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立刻进入戒备状态。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李特对红军大学的学员喊道：“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李德看不下去，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这位留苏学生毫不示弱，也用俄语和李德大吵起来。还一边回过头来对红大学生喊：“你们跟外国人去，还是跟四方面军去？”这时，红军大学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人，悄然走到李特身后，与一方面军形成了两条阵线。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毛泽东和彭德怀等赶来了。他和蔼地劝李特到喇嘛庙里谈话，对李特解释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李特根本不听，激动地斥责毛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李特的态度激怒了一方面军的干部，当李特命令红军大学的人统统回去时，彭德怀大骂李特是“反革命”，要枪毙他。李特待要发作，李德以为他要掏枪，上去把他紧紧抱住。李特挣不开李德那双有力的臂膀，呼呼出气。
这时，毛泽东表现得十分冷静，叫人放开李特，并对围观的四方面军干部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一方面军干部要教训李特，给他点厉害尝尝。毛泽东劝阻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毛泽东说完了话，让部下拿来中央刚刚写好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分发给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过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胜了仗，消灭了白军４９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
９月１０日
四方面军的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对中央内部斗争，上级是严格保密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凭着几年来的直觉，他们只知道张国焘的命令是不敢违抗的。所以尽管有人心存疑虑，但没人敢站到一方面军的队伍里来。
在沉闷的气氛中，一、四方面军干部战士，默默地分手了。没有告别的话，更没有笑容，这支队伍在李特带领下，向南走去，逐渐消失在茫茫荒野中。这边，一方面军重整队伍，继续北上。三军团政治部的炊事员、脚夫、勤杂人员都是四方面军的人，走得一个不剩。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只剩下一个饭碗，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