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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忽东忽西，变化无常，搞得国民党军惶恐不安。第３纵队司令樊崧甫奉命追剿，在湘西山区跟着红军打转。出发时长官、家属、幕僚一行十几抬轿子，在山区根本没法走。樊崧甫只好把闲杂人员和轿子都扔掉，带着部队爬山。他抱怨说：“部队从慈利到溆浦已走了不少迂回曲折的山径和田岸路，仗没有打，行军就累死人。坐飞机汽车的大人老爷们哪管你的死活，按照他们的愿望，下个命令限你按期到达，否则以贻误戎机论罪，直叫官兵有冤无处诉。”他怕贺龙打埋伏，不敢走山路，绕大道行军，连红军的影子也见不到。追了些日子，听说红军过了芷江，还要向西走，就请示长沙的何键、刘建绪是追堵还是送行。何、刘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希望能把红军赶出湖南就行。樊崧甫跟在红军后面，既不紧追，也不打，保持一定距离，让红军从容西进。
陈诚见红军进了贵州，命令湘军继续追剿。这个倒霉差事又落到第４纵队司令李觉头上。红军从根据地突围时，李觉没堵住，被记了两次大过，不敢不执行命令。他从黄平、龙里、贵阳一直跟到安顺，只休息了两天又奉命向威宁进发。红军在哪里，根本不清楚。在威宁李觉突然接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十万火急电令，要他第二天黄昏前赶到七星关。李觉一看地图，足有１８０里地，都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根本不可能在指定时间到达。好在国民党军官都有一套应付上层瞎指挥的办法，李觉挑选１００名精壮汉子，全部轻装，三分之一徒手，组成一支象征性的挺进纵队。背上一部小电台，预付赏金，让他们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按时到达七星关，就给上司发报说他们已经占领七星关。李觉带着大部队在后面慢慢走。这一着果然灵，管他有没有红军，只要把上司糊弄过去就行了。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从湘黔根据地出发一直到贵州毕节，基本上还算顺利。尽管爬了不少山，但没有遭遇大的战斗，部队损失较小。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８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在毕节接到红军总部来电：“关于你们的行动有二：１． 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２． 入川一经滇渡金沙江入上以南，一经毕节入下，向南在作廿上下游渡大江，深入川中与敌作较大的运动战，均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一、三军亦可出陕南配合。……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第二项是带有决战性质，只有在极有利的条件采用。”这个指示与任弼时等领导的想法一致，大家决定：“二、六军团应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黔大毕在地形、群众、粮食与反动统治力量等条件上，均有利于我军活动。故决定在该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红军在毕节住了二十多天，宣传抗日，扩大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很热闹。不久，国民党军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李觉等部从几个方向压过来。贵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红军无法掌握准确的敌情，几次出击效果不大。敌军包围圈越收越紧，为了避免陷入被动，红军退出毕节，原打算向安顺方向转移。敌军又堵住前进道路，想在半路上消灭红军。任弼时回忆：“因情况变化，南进困难，改向滇东转移。”因敌军在威宁一带设防，“西南进又未成，乃被逼于毕、威道北之彝良、镇雄间狭小困难地区。在天候、给养困难情况下，敌以高度积极动作企图在该区域内消灭我军，亦为我军长征处境困难时期。”于是红军“以急行军乘虚绕过威宁进至滇东，至是，乃最后脱离黔滇川边而开始进入黔滇边广大地区”。
这段时期，红军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道路崎岖艰险，人烟稀少。带的粮食很快吃光了，一周内没见过包谷、荞巴。山地气候变化大，忽冷忽热，部队饥寒交加，有的人就受不了，抱怨“不知要拖到哪里去”。掉队现象比较严重，有些在毕节参军的新战士开了小差。部队进了云南，打下宣威，情况才有好转。“给养也突然改善了，宣威土豪家里的火腿，除大批分给群众外，部队是吃不完的。山也低了，路也平坦宽广了，疲劳是被逐渐的消失着。”战士们的士气明显高昂起来。
红军进了云南，吓坏了土皇帝龙云。蒋介石正好乘机把他攥在手心里。表面上把追堵红军的中央军交给龙云指挥，打破了龙云独霸云南的局面。第３纵队司令孙渡跟着红军到了宣威，收到红军转来周素园先生的信。他把信转交龙云，心照不宣，有意保持距离，不和红军死拼。一天，下边说在宣威郊外虎头山与红军交火，孙渡赶到前沿，“看到实际战斗情况并不象我想象中的激烈。第１旅所占的山麓及附近凹道里有密集的部队在休息的模样。我问旅长刘正富，那是不是我们的队伍？他说那就是红军。他并指着稍远山腹上搭有帐篷的地方，说那也是红军。我当即面嘱他说：对红军作战要稳扎稳打，情况摸不透，切勿轻举妄动”。夜里枪声密集，孙渡以为红军要进攻，紧张万分。天明一看，红军已经转移了。红军过了普渡河，孙渡的部队才磨磨蹭蹭地赶到。
这时，蒋介石到昆明督战，拉着龙云上飞机视察前线。龙云看不清地面上是什么地方，以为蒋介石要把他劫走，心情紧张，惶恐异常。后见蒋介石从飞机上投信下去给孙渡，知道还在云南地盘上，才放下心来。谁知大烟瘾又犯了，哈欠连天，涕泪交流。下飞机时，龙云让人搀扶，如同大病一场。
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５日，二、六军团在宣威以北接到红军总部电报，指示：“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３月×日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川滇边行动亦好。”二、六军团领导人研究了情况，任弼时认为：“因军委无肯定指示，我们不知是因为战略上的要求必须渡江会师北进，或恐主力将来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活动过于孤立困难，而要我军及早北渡。”贺龙的意思是“这里也可以活，那里也可以生存”。王震回忆：“我们到云南时没有过江的意图，还想打回去。当时任弼时提出一个问题：在太平天国时石达开的失败，现在蒋介石又说中央红军走那条路，会全军覆没。我们怀疑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过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不到贵州去。我们当时不知道过江后还要过雪山草地，如果知道是不会过的。”萧克回忆：“在盘县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报，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对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黔滇边站住脚。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是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第三部分第１５章：甘孜会师（5）
红军总部为什么要二、六军团北上呢？张国焘开始是不积极的。朱德回忆说：“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过江不过江不是个人决定，要以敌人的力量来决定。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这里阴差阳错的把团结搞起来的。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但二方面军在会合前是不知道张国焘反中央的。在会合后二方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
北上会师的大计已定，二、六军团迅速从宣威北上，一路经过楚雄、祥云、鹤庆等地，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占领丽江，接近金沙江。这段路都是走公路，却不像走山路安全。龙云急于把红军赶出云南，几乎每天派飞机轰炸，给红军的行军造成很大麻烦。干部、战士被炸死炸伤的不少。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政治部把一些不能走的伤病员寄托在老乡家里，留下休养费和粮食。伤势不重的干部才骑马或用担架抬着走。多数伤员知道让国民党抓住不会有好结果，痛哭着不愿留下，搞得干部十分为难。急行军的疲劳和轰炸，造成伤病员数量剧增，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４月２６日，先头部队到达金沙江畔。虽然只搞到几条船，但渡江组织得很好，短短三天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进入少数民族区域，这些地方人烟稀少，极为荒凉，一万多人的红军队伍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红军从中甸走了几百里山路到德荣，以为是个县城，可以补充粮食。谁知到德荣一看，竟然只有三家房子，以致大家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粮食没有，衣服也没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忆：“西康气候非常寒冷，特别是雪山上空气稀薄，呼吸都感困难。近河处早晚很冷，日间又热，这种气候我们尚未习惯。战士在湘黔滇行动中，没有大批的准备衣服被褥。当时气候是和煦的，有些战士好似不感觉如何需要。一过金沙江后气候即顿觉寒冷，然而收集衣服已是非常困难了。当时我们的战士有些是穿单衣，甚至一层都是烂的，也无衣换洗，在搜山时亦未收集到什么羊皮衣服，被盖的缺乏是影响了战士的健康的。因受寒而致病，因病致死，这是我们一个严重的问题。……西康粮食缺乏，有些战士的掉队是因为挨了饿掉了队，常难得到充分的食料，有时弄点干粉吃又无开水，和之以冷水，吃了肚子不消化，常发生痢疾。病员中痢疾症占了一半以上。再则部队很难弄到油吃（酥油是很少的），盐也是缺乏。有些部队收集很多给养，常有战士过食无度。而另一部分常未得到而感觉饥饿，都足以致人于疾病的。”
从丽江到甘孜这段艰苦的行程，红二、六军团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据任弼时统计，掉队、逃亡、战斗中牺牲和负伤、因病寄养和失踪的总共有７３８１人。除千余伤员还能跟随行军，可谓损失近半。然而最严峻的考验是爬雪山。王震回忆：“从中甸到稻城、理化、瞻化到达甘孜等县，通过三个最大的雪山。一个是从格罗湾到小中甸的大雪山（一百几十里），正是５月２日。一个是从瓮水到易窝的大雪山，约１２０里，是在５月１２日翻过的。最后是从那坡到德窝的大雪山，１５０里，是在６月１日翻过的。其次还翻了许多小雪山。”
二、六军团的行军路线，比一、四方面军更为艰苦。由于没有过雪山的经验，还按老规矩梯次行军，结果吃了大亏。甘泗淇说：“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以致死亡近百。由白松到茨乌走错了路，过了一雪山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