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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张、毛三人作了主要发言后，其他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讨论结束后，周恩来作了结论。最后，全体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决议。两河口会议在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６月２８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在宣布了夺取松潘，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后，还作出下列决定：
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决议中的最后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既然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两河口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要给谁戴？“退却逃跑”又是指谁？写到中央的决议里，总不会无的放矢吧。在这份决议中，隐约闻到了一股党内斗争的火药味。
６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博古、王稼祥出席。会议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统一组织的问题似乎也解决了。同日，中央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派刘伯承、李富春率中央慰问团随张国焘去红四方面军总部慰问。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张国焘却不知哪里来的无名火。第二天早晨刘伯承准备和张国焘一起出发时，却看见他正和毛争吵。张国焘大声说：“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
会师的喜悦还不到半个月，张国焘与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一场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拉开了序幕。
第一部分第３章：冲突已见端倪（1）
“五四”时期的张国焘与毛泽东——革命的两大山头：井冈山与大别山——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联邦”问题的争论——张国焘与共产国际的积怨——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肃反和专制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
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紫禁城、中南海金碧辉煌的巍峨宫殿，显示出当年的皇家气派。虽然清朝廷已经被辛亥革命的大炮轰垮了，但是每月初一、十五云集神武门前，穿着朝服戴着红顶子朝拜逊位的宣统皇帝的前清遗老，背后拖着一条条长辫子，表现着顽固的守旧。紫禁城南面的东交民巷，又是洋人的天下。扛着洋枪的外国士兵，在中国人面前显得骄横不可一世。挂着民国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各部门，虽然出入的人员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却依然保留着满清时代的衙门习气。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色，在北京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缩影。
相比之下，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却显示出一股青春的活力。自从蔡元培先生就任校长以来，他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招聘来一批最优秀的学者。李大钊、陈独秀倡导社会主义学说，并与鲁迅、胡适、钱玄同等共同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使北大名扬四海，吸引着全国的进步青年。张国焘和毛泽东都从遥远的南方慕名而来。
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的一个世宦之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丰厚的田租收入，给他以优裕的生活和读书的机会。在中学里，张国焘与多数同学一样，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一次到上海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革命党人，听其讲述辛亥革命的传奇故事，不由大为动心，萌发了投身革命的念头。为了实现他的抱负，张国焘考上了北大理工预科班，于１９１６年秋天来到北京。
进入北大后，张国焘很快就成了一个活跃分子。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他最崇拜的师长。受他们的影响，张国焘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当时还很幼稚，张国焘却以救国和革命为己任。他先与许德珩等组织国民杂志社，又与罗章龙、邓中夏等组织了平民教育会。繁忙的社会活动使张国焘从课堂转移到图书馆，在那里他有时向李大钊先生请教，有时与同学高谈阔论。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在屋子角落的图书管理员办公桌旁，一位身材颀长的湖南青年在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讲话，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从另一条道路走到北大来的。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家乡的闭塞，他最初的生活是在私塾和农田中度过的。直到１８岁才有机会进入正规小学，接受新式教育。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从新知识中汲取营养，由湘潭到长沙，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恩师杨昌济指点下，他与蔡和森、何叔衡等组织新民学会，探索真理，寻求发展机会。１９１８年８月，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二十多个湖南同学来到北京，办理赴法国勤工俭学。因为没有钱，毛泽东与朋友们在北京过着清苦的生活。八个人挤一个大通铺，吃最便宜的饭，但是北京的开销使毛泽东手头日渐拮据。肚皮填不饱，求学亦不可能，好在杨昌济先生此时在北大任教，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这份工作虽然使毛泽东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书和人，但毕竟太委屈他了。他的月薪只有８元，不抵胡适、陈独秀等大教授的二十分之一。薪水也是地位的象征，毛泽东在北大师生眼中，不过是个小职员。除了李大钊有时和他谈谈话，很少有人理会他。这使毛泽东的自尊心极受打击。直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还用一种凄凉的口气对斯诺讲述他在北大的经历说：“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从这些来阅读的人中，我认出了启蒙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试图与他们就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开始交谈，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无暇去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认得张国焘，张当时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学生。而张对毛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正是由于这种失落感，不到半年，毛泽东便辞去北大的工作，离开北京，回湖南家乡去了。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北京代表张国焘，湖南代表毛泽东等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张国焘受他们的委托，成了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当时他对毛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比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如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从建党之初，张国焘就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张国焘一直处于最高领导层。他起初分管工人运动。曾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的上层。他代表中共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见过列宁。但是他也屡犯错误。在周恩来等筹划南昌起义前夕，他以中央代表名义去传达国际的指示，阻止暴动。在周恩来、恽代英的强烈抗争下，他才被迫服从大家的决定。为此，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批评。
而毛泽东却没有这般的风光，他一直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在中国的最底层——广大的农村之中。从井冈山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来。但他却一直受到那些留苏派的讥笑，被认为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自从上海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便屡受排斥和打击，终于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赶下了台。直到遵义会议前的三年中，毛泽东都是在郁闷孤独的痛苦中度过的。他曾流着眼泪对来访的老部下龚楚说：“现在我们井冈山的同志吃不开了，只好慢慢忍耐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等留苏派领导人已经受到大多数红军将领的批判，毛泽东重新掌权已成定局时，凯丰还轻蔑地对毛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所以，毛泽东对那些只懂得夸夸其谈马列教条，动辄挥舞棍子打人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深恶痛绝的。
张国焘自１９３１年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在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将领的鼎力相助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前者的领导者是毛泽东，后者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虽然到鄂豫皖苏区时间不长，但他资格老、口才好，有组织能力。这两大苏区都曾发展到十万红军。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通南巴，张国焘都是说一不二。他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不习惯屈居他人之下。现在与中央会合了，党内论资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张国焘。在两河口他与毛泽东会面，虽然相敬如宾，却没有什么心里话好谈。为了摸中央的底，他特地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故意往多里说：有三万（实际不足两万）。张国焘脸上显露出得意的神态，说：我们有八万。从这时起，张国焘的热情，就已经大大降了温。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与中央慰问团一行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杂谷脑镇（今理县城关），张国焘找了个借口，把刘伯承、李富春等都留在那里（当地是张创建的“西北联邦政府”驻地），自己则快马加鞭地赶回茂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同徐向前、陈昌浩商量。
此时，留在总部的徐、陈二人正满怀希望地盼着张国焘回来，听听中央对下一步战略行动的指示精神。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况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粮食给养都不好办。”徐向前当即向张分析了南下与北上的利弊得失，委婉地劝说张国焘还是北上为好。“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