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主持会议的博古要张国焘表示态度。张国焘沮丧地站起来说：“各位的发言，特别是几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使我更得到教育。我了解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恶果很大。”说着，他痛哭流涕起来：“我现在宣布我的错误的破产。以前种种昨日死，以后种种今天生。”但在座的人却发出一阵不信任的冷笑。
接着，张国焘答复了会议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肃反、反对中央、阿坝会议、杀害胡底等同志，张国焘都承认是自己的罪恶。但是有几个问题他拒不承认。一个是曾中生之死，他说不是他下的命令。另一个是“用武力解决中央”，张国焘否认有此事。他说：“我要说明的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和武力解决革命同志，如果这样做便是反革命了。”
张国焘最后说：“我的错误的确是反党反中央。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同意给我作组织上的结论。但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就是不把我当党员看待，当反革命看待。我认为我与托派和陈独秀是有区别的，我是坚决站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所以我有权力请求还把我当党员看待。”
批判张国焘路线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主要内容是：
一、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二、“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分裂行为。”
三、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四、张国焘虽然取消了第二中央，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但他“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五、“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
六、中央“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作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
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张国焘经过几个月闭门思过，在１９３７年６月又写了一份检查：《关于我的错误》，承认“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证。”
其实，张国焘心里是不服气的，只是委曲求全。他的一些部下来发泄不满，张国焘安慰他们说：“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解。这些成就，改变了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又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咎自责，无意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任弼时等奉中央指示，到二、四方面军部队中传达会议精神，开展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但是，在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路线，遇到很大的阻力。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情况连军师级干部都不清楚，更别说基层官兵了。特别是上级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许多人想不通。同样是红军，怎么跟着张国焘就成了“土匪”了？三个月的批判斗争表现出扩大化的倾向，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思想动荡。据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４军政治部给前总的《四、五、六三个月４军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中反映，当时４军逃亡现象比较严重，共跑了１３１人，其中不少是干部。许多干部惶恐不安，上级调干部去学习，就怀疑自己“有问题”，“恐怕是犯了错误”。有的借口“不识字”、“学不进”，拒绝离开部队去学校。３１军的情况也差不多，军政委郭述申在５月１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反映：“４月份部队逃亡现象非常严重，共计８６名。主要原因由于政治教育与管理领导方式的缺乏所造成。”
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逐步扩大，在二方面军中也搞起“反军阀主义”的斗争。当时二方面军部队驻云阳，“上级突然指示，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反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这场不得人心的斗争草草结束，不了了之”。贺龙后来提及此事，仍余怒未息。他说：“云阳镇反军阀主义，附带反游击主义。反军阀主义是反我的。我和小关（向应）讲：反是反不走的，下命令我才走。”
斗争扩大化终于导致悲剧的发生。１９３７年４月３日，延安红军大学发生了一起“暴动”事件。原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十几人因“拖枪逃跑”和“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被逮捕。
第五部分第２３章：批判张国焘（4）
这件事的起因，许世友上将在建国后曾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做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个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我想：从前反陈独秀、李立三时，我们这些干部只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样错，什么叫方针路线错了，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也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斗争会，这样的斗争会实在害怕。当时我想赶快打仗，我到前方与敌人拼死，也不愿开这个斗争会。加上下边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那时认为党中央在争权夺利，要把我们搞掉。我这个认识是大错了，所以基本上就动摇了。我的态度是非常不满，在病中苦闷到极点。
我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现在都感觉没有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来看我时，我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某某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回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到第二天，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决定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汉中、巴山，会合刘子才的部队再说。一切计划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
但是，许世友等人的出走计划走漏了风声，被红大的人渲染成“暴动”和“谋害毛主席”，报告给校长林彪。经上级批准，许世友等人被红大校方和政治保卫局来人拘禁。经过审查，“谋害毛主席”的罪名不能成立，定性为“拖枪逃跑”。１９３７年６月６日，延安最高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读对许世友等人的判决。从轻判处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六人一年半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在６月９日的《新中华报》上发了消息。
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发现许世友等人是冤枉的，向中央作了反映。张国焘回忆：“负责审理四方面军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短期监禁。被判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三个月后，９月２５日，任八路军第１２０师３５９旅旅长的陈伯钧来延安看望老战友，与罗瑞卿、刘亚楼等共进晚餐。“饭后又回抗大，遇四方面军干部王树声、许世友、詹才芳等，简单说了几句话。”说明许世友等此时已恢复了自由。
毛泽东听了董老的汇报，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太过分。中央批判张国焘，但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应当好好团结的。毛泽东当时没有公开表态，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息事宁人。这时徐向前回到延安，毛泽东听了徐关于西路军情况的汇报后，要他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些工作。当时徐向前的处境也很不好，只能说几句安慰的话。后来许世友、王建安等去了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战功。实践证明他们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一次讲话中说：反国焘路线是有些过分的。如３７年在红大，今天也讲，明天也讲，讲得人家根本不想听了还要讲。……关于红大“暴动”的事情，说许世友等人想杀我，给他们作了反革命暴动的结论。现在这个结论要修正。他们当时是有错误的，但自抗战以来，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任鲁南军区司令员，他们的工作都有成绩，说明他们是好同志。这里得出一个教训：是过火斗争引起他们这样干，这是不对的。不能搞过火斗争。毛泽东的这番话明确否定了红大“暴动”事件，为四方面军的干部平了反。
红大事件后，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有所降温。张国焘自己觉得颜面扫地，没法干下去了。他说：“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