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因此，他与西路军同志的关系相当融洽，大家对陈云都很尊敬。
在学习政治理论的同时，陈云还组织大家学文化。原来在四方面军中，有文化被看成是危险的事。张国焘对知识分子一贯是怀疑和不信任的，对有不同意见的往往是残酷打击，甚至安上“改组派”、“第三党”的罪名杀掉。因此，在广大指战员中形成这么一种观念：“没文化比有文化好”，“没文化一样打胜仗”。陈云耐心教育大家，学文化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只有学好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大家思想通了，学习很卖力。他们自选教员，自编教材。官教兵，兵教官。李先念政委尽自己的能力，为战士解答疑难问题。后来延安来了几位干部，有几位从苏联回国的干部，也来给大家上文化课。为了将来上抗日前线，他们还学了一些战场上实用的日语，如“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学文化在“新兵营”中形成了一股热潮。
１９３７年秋天，陈云同志向大家宣读党中央电报指示：“严守纪律，安心学习。”根据陈云与盛世才协商的结果，红军战士分成几部分，学习军事技术。据１９３９年的统计，学汽车的６７人，学装甲车的５０人，炮兵８７人，无线电２４人，空军４２人，兽医１０人。还有派往苏联学情报工作的２０多人。他们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克服种种困难，掌握了一门军事技术。回到延安以后，他们多数被派往东北，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第一批炮兵、坦克兵、航空兵的创建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了特种部队，真是如虎添翼。这些成就还要归功于西路军同志在新疆刻苦学习的结果。
遗憾的是，陈云和西路军的同志相处了不到半年就分开了。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４日，一架来自苏联的飞机到达迪化。上面坐着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王明接见了西路军同志，简单讲了统一战线，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话，便叫陈云和他们一起上飞机回延安。大家与陈云依依惜别。
过了不久，中共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来到迪化，接替陈云的工作。邓发来新疆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在西路军人员中开展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向大家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和主要精神，在大家心里造成了很大震动。虽然他们知道张国焘在延安已经受到批判，但没想到会如此严重。张国焘毕竟是他们多年的领导，他的影响不是一下就能消除的。西路军工委的负责人遵照中央的决议，进行了学习讨论。张国焘平日的错误行为和作风，他们是了解的。１１月２７日西路军工委通过了一个决议，对张国焘路线作了第一次批判。
《决议》指出：两年来一切政治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党中央路线的正确。同时证明了国焘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机会主义的。他当时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因此他要红军退守到偏僻地区，等待革命形势到来。由于他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完全违反了党中央的路线，结果竟走到公开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领导一部分红军南下退到西康躲避起来。
由于国焘同志政治上的错误，一直走到组织上分裂党的行为，以致成立第二中央。这种行为是完全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领导下面，曾经采取了许多非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方式。特别是公开贴标语反对党中央领导同志，造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滥用职权撤销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的职务。甚至用肃反的办法代替党内思想斗争，来对待拥护中央路线的同志，如王透、胡底的被捕。
《决议》认为：国焘的南下退却路线及成立第二中央的违反党组织原则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昌浩同志亦是当时的主要负责者之一。这种错误的结果，是直接削弱了当时红军的力量。西路军的失败是与国焘同志的错误有密切联系的，如西路军对党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及争取敌军工作之指示没有坚决执行，这也是造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我们全体一致认为：党中央对于开展反对国焘同志这种退却路线与错误的斗争的领导与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大家坚决一致的拥护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要求继续开展与深入这个斗争。
但是邓发对这个《决议》很不满意。因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西路军工委的同志们都保持沉默，或者根本不承认。如中央说张国焘发密电企图危害中央的问题，没有人说一句。张国焘土匪主义的问题，也只说是工作方式不对。对西路军问题，没有人说是张国焘叫四方面军渡河的。这说明，在新疆的同志只是部分地接受了中央的意见。南下和退却路线问题，他们是从实践得来的结论，他们也反对过张国焘。但是他们没有把张国焘当作敌人，认为他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对他抱着一种批评帮助的态度。经过请示之后，１２月初，邓发宣布中央决定：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郭天民等西路军指挥员回延安。部队交邓发同志管理。留在迪化的西路军高级干部只剩下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５军政委黄超。
第五部分第２４章：张国焘出走（2）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底，李先念一行回到延安。几天后，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毛泽东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毛泽东好好安慰了他们一番，让他 们在延安修整、学习，程世才等将西路军的经历写成《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供中央领导人审阅。不久，他们被派往抗日前线，开始了新的战斗。
１９３８年１月，邓发在迪化组织大家进行第二次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学习，并就张国焘的问题作了长篇报告。这在西路军同志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事人回忆说：“刚开始，多数人思想转不过弯子，有的只承认西路军失败是军事上的错误，不承认政治路线错了。邓发同志亲自给排以上干部每星期上两次政治课，解释反张国焘路线问题及党对时局宣言，并向全体同志讲党课，进行思想教育。从而同志们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虽然有个别人怀疑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但经解释和学习后，大多数人已有正确认识”。
这次学习的具体过程，已经不清楚了。但是目前还能看到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邓发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这是一篇很长的讲话，其中主要问题与延安批判张国焘会议的内容相同，从中还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同志的一些认识问题和邓发的评价。
讲话的第一部分，邓发强调了国焘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军阀主义和土匪主义。他说：在沙窝会议，中央曾指出加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便有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批评了四方面军没有执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群众关系不好，没有建立自觉的政治纪律，政治工作薄弱，军阀残余的发展。同时也指出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英勇坚决，攻击精神的旺盛等。而张国焘则认为红军是他自己的，批评不得。他对中央的批评，不但不接受，相反地利用这一批评，在部队中进行煽动。说中央看不起四方面军，“中央说我们都是土包子，要撤换四方面军干部”。他把军权高于党权，培植传令兵系统，用打骂代替自觉纪律，忽视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造出许多脱离群众的行为。
邓发说：张国焘同志以为红四方面军不是中央的队伍，而是张国焘个人的队伍。他可以不执行中央决议案，中央决定北上，张国焘要南下。有同志说北上南下都是对的，这是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思！然而也怪不得我们，因为国焘欺骗说：“南下有大米吃。”但中心问题不在这里，一个党员应该服从党的意志，红军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而张国焘是把党和政治挂在枪杆子的刺刀上，枪杆子多便可以成立第二“中央”，可以不经中央苏维埃政府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
谈到党的建设问题，邓发说：本来个人信仰与党的信仰是不可分离的，而张国焘将其分离开来。所以国焘可以成立第二“中央”，大家也拥护他当书记。他骂中央而且骂得很凶，在长征中的中央政治局八个人中，他便骂了四个。我们党的领袖、全国人民的领袖、全红军都闻名的毛泽东同志，他也可以加以诬蔑和贴标语反对。这不是共产党员做的事，这是犯罪恶的行为啊！
报告第二部分，关于中央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邓发说：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自己承认了。他是反党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错误。但是中央对国焘所犯的错误，目前并没有作出组织的结论，因为中央批判国焘路线不是国焘个人的问题，有些高级干部对中央还存在着深刻的派别成见，服从拥护国焘路线，反对中央。因此中央估计到在争取和教育那些盲目服从和拥护国焘路线，盲目地反对中央的干部，尤其对被国焘欺骗蒙蔽下的干部，中央只好加紧解释和教育，都没有作组织结论，使他们彻底认识国焘的错误实质和罪过。
最后，邓发对几个问题作了解释。他说：上次会议决议案，为什么没有彻底揭发国焘路线的实质？原因在于一方面没有得到中央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估计到开展斗争的环境不很顺利，因为几个领导干部在这里并没有自动揭发国焘路线的实质，因此大家都不敢提出自我批评。上次的决议案固然有许多不彻底的地方，但是也不能过分责备他们。国焘领导下的干部，是在一步一步向中央路线前进，国焘自己承认错误也是一步一步的起来承认的。党知道团结同志了解错误有一定的过程，最后是能完全了解的。我对这次会议感觉非常满意，同志们已经有了决心反对张国焘路线，已经团结在党中央路线的周围。
最后，邓发严厉地说：“对今天还想造成一、四方面军分裂，抱着坚决拥护国焘路线的分子，应该进行坚决的斗争。肃清国焘主义的残余，要达到党内的绝对一致！”
邓发的报告，有些是按照中央的口径讲的，但也有许多全盘否定四方面军的话。他点了一串四方面军领导干部的名，说中央没有给他们作组织结论，其含义就是中央对四方面军已经很宽容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问题，他只说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把西路军的失败简单归咎于张国焘的逃跑路线。今天回头来看，邓发的这个报告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的结论是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这是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下造成的。
邓发的讲话究竟得到多少人拥护，还是有疑问的。邓发自己也承认，第一次批判之所以不能深入，是由于西路军高级干部的思想不通。所以，邓发在中央将西路军工委的主要负责人都调回延安后，才敢放手批判张国焘路线。留下来的同志听了邓发的报告，联想到自己在南下和西路军经受的苦难，就相信了自己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之下，伤心地痛哭一场。
但是李特和黄超两人不同意邓发对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