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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榜样虽然对于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是重要的，但它却不是十月革命的一个具体结果。1919年7月，五四运动之后，苏联政府发表了卡拉汉宣言，宣布有意废除俄国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的所有特殊利益和特权。这一建议尽管从未完全实行过，但它在许多中国人中产生了对俄国新政权高度好感的反应和兴趣。见周泽从《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２０９～２１４页。中国革命者并未放弃争取苏联大力支持的可能性，他们越来越对与苏联代表接触感兴趣。
几年之后，共产国际的代表参与了中共的组织，苏联政府在广州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向国民党派遣苏联顾问并提供军事援助。我们不拟讨论同时也促成了1923—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这些活动的细节。问题在于，苏维埃俄国同时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提供组织和军事援助，当时两者都需要支持，而且似乎都还没有把握可以获得其他任何来源的支助。至于在思想领域，人们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所能提供的只是支持和加强，而不是改变中国革命的形象。
中国共产主义者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出于观念与利益之间重要的吻合，但它同时也导致接受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在这一点上不存在现实的取代者。莫斯科是他们所加入的那场运动的权威中心。对中国的同志们来说，他们的革命战略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中发现的，而是取自苏联共产党对它的解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准备抵制俄国人的权威，尽管他们希望向政治现实挑战。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在事实上是贫乏的，因此他们大大依赖于共产国际的顾问，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和材料，并且在苏联学习，以便从理论上把握他们所拥护的理论。我们经常暗示的中共党员中理论学习的相对薄弱，直到1935年之后才克服。只是在（1937—1945）的中共延安时期，其领导人才有时间认真从事理论学习和写作，党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学校。即便是当时，标准的苏联教材在课程中仍占了突出地位。见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华盛顿大学出社1952年。因此，中共的建立和它（在1922年）正式附属于共产国际，必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迅速地转变成在政治上依附于莫斯科。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3节 苏联共产主义（3）
苏联控制（1921—1934）
从1921年7月中共建立到30年代初的10多年里，苏联共产党控制了中共的官方路线和领导权。通过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中介，借助于撤消援助和共产国际拒绝承认的威胁，苏联的精英规定了中共主要政策并为它挑选了最高领导人。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这种控制开始放松。在国民党的运动中蒋介石清除了共产主义分子，中共在此之后过于分散，政治形势也过于不确定，以致莫斯科的指示难以决定中共在全中国的活动。然而，苏联领导人继续规定中共的总路线，并监督中国人服从其指令的情况。在1930年末和1931年初的一次关键性考验中，共产国际通过取消李立三对中共的领导权而再度确立了自己对中共的控制，由“回国学生”（或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团体取而代之，该团体受训于莫斯科并忠实于它的权威。通过这个统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直到1934年的团体，共产国际维持了它对中共的领导。关于这一点和下面的小结，见克卢伯《中国与俄国：大“游戏”》，以及本书第一章开头注释中所引的资料。
对于共产国际在1927—1934年期间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控制的实际后果，仍然存有争议。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控制自然不如1921—1927年期间那样重要。苏联领导人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关注欧洲事务，而较少纠缠于自己国内对华政策的政治意义。南京国民党新政府的反共态度使苏联对中共的联络和支持更加困难。最严重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在政治和地理上实际存在的分散状况。1927年的事变打击了它在城市的力量。在此后慢慢复原的过程中，中共活动主要转向农村，转向中南地区分散的农村“苏维埃”，共产党游击队竭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和红军。这些农村苏维埃的领导人承认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正式权威，但生存的需要、地理分散导致的自主性和军事支持问题常常使他们与来自中央的指示不一致。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政治代表是毛泽东，他的观点与李立三和“回国学生”团体都不同。他与后者的分歧使他们处于争夺党的领导权的竞争地位。结果是竞争状态限制了共产国际控制中国局势的能力。共产国际认识到农村苏维埃及其武装力量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力量，便发出正式文件宣布承认其存在和大部分活动的合法性。同时，一俟那些忠诚的“回国学生”被安置于党中央，共产国际便难以使他们的正式权威与毛泽东主义派别相妥协。因此共产国际在“回国学生”与毛泽东的斗争中站在前者一边；而它在这样做时也就削弱了自己指导革命主要力量的号召力。
1934年底，国民党的军事压力迫使共产党人撤离他们在江西的根据地而进行长征，他们把自己的主要力量重新部署于西北的陕西省。这次长征开始不久，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功地向“回国学生”团体发出了挑战，成了中共的领导人物。有关细节，见《遵义会议决议》，英译文见《中国季刊》1969年10—12月号。此后莫斯科对中共事务便不再有多大的控制力。苏联对中共政策发号施令的情形以后也数度出现过，最关键的是1935年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西安事变时中共决定力促释放被囚的蒋介石，以及1950年中国人决定介入朝鲜战争。然而，目前的证据表明，在这些事件中，中共按莫斯科希望的路线行事，不仅是由于俄国人的压力，也是由于中共领导人独立作出的结论，认为这些行动可最大地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关1935年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响应和1936年的西安事变，见LP范斯莱克《朋友与敌人：中共历史中的统一战线》，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5章；有关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见AS维亭《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麦克米兰公司1967年，第27～30、152～160页。简言之，毛泽东的崛起标志着中共服从苏联共产主义指示时代的结束。
我们在此简略地讨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早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很久，苏联就已失去控制和规范中共领导人的力量。甚至在1935年前，像毛泽东这样的人至少是暂时地获得了按他们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考虑从事实验的机会。1935年后，中共又经历了一次发展和扩充的时期。当然此次对运动的控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因此关于革命运动和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的决定均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作出。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3节 苏联共产主义（4）
苏联模式
在20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统治的实现不仅需要苏联组织上的控制，而且要求中共接受苏联模式，把苏联共产党当作所有共产党中最先进和最权威的党，以及中共继续承认苏联经验和观点的首要地位。中共领导人在坚持他们的运动是独立的，必须按照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避免了公开表明与苏联观点的分歧，并仍对苏联作为一个模范社会主义国家表示敬意。关于在这两个论题之间小心翼翼地作出平衡的问题，见毛泽东本人的著作。并见S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有关1935年后用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见RF怀勒《毛泽东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与寻求中国理论》，斯坦福大学1980年。当然，中苏冲突最终导致中国人否定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首要地位；但中共也推迟公开发表两党之间的分歧。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分歧始于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但他们直到1963年才公开批评苏联领导人；迟至1963年2月，中国人才宣称，他们采取有意识的克制态度，没有完全公开双方的分歧。《人民日报》、《红旗》志编辑部文章《我们与苏共领导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北京，外文出版社1963年版，第4～11页。1957年11月，在所承认的分歧发生近两年之后，毛泽东仍然称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杰出榜样”和“领袖”。S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第435～536页。
假如这种尊敬完全是礼仪性或字面上的（从某些方面看确实如此），那么它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影响或许可以忽略。但在事实上，它也反映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真正的重要性。这一模式的影响在中共组织和有关自身政治作用的理论方面尤其突出。中国只存在两个有群众基础的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而这两党基本组织结构和起源都可归于20年代指导它们发展的苏联顾问。见CM韦尔布尔等编《有关1918—1927年共产党、国民党和苏联顾问的文献》，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79～205页。指导路线来自苏联共产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一个纪律严明的等级制组织，将组织的权力集中于最高层的一个小的精英集团。中共从这个列宁主义结构中吸取了一党专政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尽管与其他政党和阶级的合作在革命初期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革命政党必须最终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政治权力的专断。而国民党在名义上虽然接受了孙中山建立宪制政府的目标，这将会限制其权力垄断，但在实际上它也坚持独立统治的体制。因此在现代中国，这两党的组织和体制都显示了布尔什维克组织模式的力量。
而且，苏联对共产主义中国制度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共自身的组织。它还表现在1949年以后产生的国家结构和行政实践中，出现于“转换带”结构和非党组织（特别是青年、工人和妇女组织）的职能中，以及中共对所有其他机构的内在指导关系之中。这不是说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体制化是俄国经验的直接或永久的翻版，例如，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一些条款与苏联宪法不同。见FW霍恩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新宪法》一文中的分析，载《西方政治季刊》第8卷第2期（1955年6月），第199～233页；HA斯台纳《共产主义中国的宪法》，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49卷第1期（1955年3月），第1～21页。而只是指出在苏维埃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