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2李敖语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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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2李敖语萃- 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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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分出中国文学史中这种特殊现象,加以研究,打倒普通堆砌材料的中国文学史,才是有思想有见解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中的异源合流
  从琼瑶小说论文学的题材
  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面革心,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多威的《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个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
  ——没有窗,那有“窗外”
  作家的责任
  大堆人中,甲和乙没有什么意见上的不同,丙和丁又没有什么观点上的两样,大家是那么的相似,相似得没有奇思、没有个性、没有不受老顽固压榨过的思想。我们手执笔杆的人,面对这些软跁跁的风气,我们怎么能够也随波逐流呢?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告诉青年人,什么生活才该是他们应过的生活,什么感情才该是他们应有的感情。我们要敲打出一种声音,然后从他们身上,得到这种声音的回响;我们不该附和着他们,与他们的错误“灵犀一点通”,用做“共鸣”式的二重奏!
  在这些博大的原则底下,在这些遥远的方向底下,做为新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向一切陈腐的、落伍的、八股的、神怪的、闺秀的混乱思想宣战,我们不再容忍它们来毒化青年少年的思想,蛊惑这些清白小朋友的心灵。
  ——没有窗,那有“窗外”
  论五年代的台湾文坛
  今日的中国文坛,像一间暗室。暗室四面,没有窗。
  在黑洞洞的暗室里面,人们摸到的,只是断烂朝报;呼吸到的,只是乌烟瘴气;听到的,只是鬼哭狼号。
  拥挤在文坛暗室里的各路人马,若编选一下,大致可分十派:
  一、 新八股派——八股是专制王朝的把戏。新八股派是什么,不必说,大家就知道是什么。
  二、 新之乎者也派——掌故派、伪考据派、骈文派、自传派、寿序派、挽联派、对凌波“诗以张之”派等等都算。
  三、 旧的吗了呢哌——请看“中央日报”副刊及其他。
  四、 新鸳鸯蝴蝶派——陈定山之流。
  五、 表妹派——别名“林妹妹派”。不分男女,一写小说或诗就呻吟起来。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反正老是呻吟,呻吟定了。
  六、 新剑侠派——旧剑侠派是多年练功;新剑侠派是一群妇人、孺子、缺胳臂断腿的弱者,一朝在深山得秘笈一部,霍然成侠,虽多年练功之强者,也打他们不过。故新剑侠派是投机取巧派,比旧剑侠派更败坏人们意志。
  七、 新活见鬼派——仿《聊斋》派,整夜谈鬼话狐,扯淡。
  八、 广播剧派——浪子出走,走了又回头;妈妈跟爸爸吵架,妈妈出走,爸爸哭了,妈妈又回来了之类。
  九、 古装派——西施又洗澡了;杨贵妃又脱裤子了。
  十、 新闺秀派——中学女学生在葛雷高里毕克照片以外,最喜欢看的一派。
  以上十派,据我的笨见看来,足够囊括今天的文坛万象了。唯一漏网的恐怕只有一派——可叫做“北门派”,那是邮政总局门口的春宫派,势力遍及全省,因为这派只是“插插插”和“啊啊啊”的臭八股,所以不足深论。
  ——没有窗,那有“窗外”
  论琼瑶的小说
  够了,够了。我们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痕迹,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文学。时代已经苦够了我们,我们需要的,是阳刚、笑脸与活力。在三百四十三页的《窗外》中,江雁容平均每十页哭一次,再加上她妈妈的眼泪和康南的眼泪,已经“泪如雨下”了。我们怎么还吃得消?琼瑶如果非朝言情小说的路上走不可,那我也劝她多走走莎岗式的路线,而不要只走前期奥斯汀的路线。莎岗笔下的女娃儿,不像江雁容那样的诗词歌赋,甚至不读《罗亭》,也不读《忧愁夫人》,但是她们是活生生的现代女性,有热情、有勇气、有曲线、有伟大的灵魂、也有肉。我盼望在琼瑶的笔下,能够迟早涌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不再“泪眼向花”,而去“笑脸上床”。如果这样,我们的时代,也就愈来愈光明了!
  ——没有窗,那有“窗外” 
  我看光复前的台湾文学
  李鸿章把台湾割给日本,他痛苦的说,台湾是“伤心之地”。“光复前台湾文学”,不是台湾地区的文学,是全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文学,——是伤心之地的文学。
  ——伤心之地的文学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
  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
  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斫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
  ——播种者胡适
  论现代诗人
  他们什么都不会,就会写诗,但是那叫什么诗,只是把一大堆连他们也不清楚的抽象名词用代数游戏加工,加以排列组合而已,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只是一些鬼画符而已。满纸画符而不知所云、满纸滥情而无病呻吟,但谁也不敢拆穿谁,此非骗子而何?
  ——上山·上山·爱
  做人成功与作文失败
  文艺工作者要保持耿介与纯度,保持此心此身的澄明独立,不能人缘太好,人缘太好,好到生张熟魏都一网兜收,就大不祥了。台湾的文艺工作者之没有大成绩,原因之一,就是人缘太好,怕得罪人,结果许多精力用来做公关、做交际、做捧场、做掩护,最后自己的澄明与独立都混浊了、沦没了,他们的下场,就是我说的“做人成功,作文失败”。
  ——关于同志的质疑
  文人的乡愁泛滥
  三十年前离开大陆的人们,他们的乡愁是很特殊的,他们虽然生在现代、虽然不必安土重迁、虽然交通也发达,但是太久太久的在国民党垄断下的生离,究竟会使太多太多的大陆人心里酵,这种酵,表现在梦里,就是对大陆家乡的眷恋。这一眷恋,随着年深月久,会使梦境变得更为鲜活、更为美丽、更为放大、更为绚烂。于是,家乡变得愈来愈美好,也就愈来愈不真实。
  ——江南,根本没有春天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昧于真知
  知识分子的昧于真知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大病是他们在本行上的失职。知识分子本应在思想上做先导,提供远景,为国家决定趋向的。古代的有心人,早就标榜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但这些过于抽象的目的,若想达成,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腻思想和具体理论。可惜在这方面,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得太糟太差。到了近代,知识分子受了日本及欧美的影响,一时眼花缭乱,再加上求功心切、时髦是尚,大家一窝蜂似的引进他们自以为是的欧美思想,再牵强附会上传统经典与思路,搅拌出一大堆大杂烩,惹得中国群众目的热而方法盲,教条林立,主义杂陈,闹得天翻地覆。而真正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人权、容忍等德目与实绩,却未能在中国生根。可见从世界主流标准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够格的,他们淆于真知,不能做好思想的指向。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虚学自傲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不能察觉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因而常常走上知识的歧路,无益世道,也无益实学。历来什么易数、骈文、律诗、八股、心性、理气、朴学、精神价值等等,都可以说是虚耗青春之学——“虚学”。虚学就是真知的反面,也是真知的绊脚石。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搞虚学,竟还想用虚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不量力,已是十分明显。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够自省,应该察觉出什么是他们力之所及的,什么是他们虚学败事的。国力的元素很多,知识的力量只是其一,虚学闹来的知识,甚至没有力量可言。“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有其限度,尤其当天下这么复杂的今天,更不是空头的“己任”,过分的责任感所能“救”得了的。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的不入流的小说家。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值得以虚学自傲的知识分子的反省吗?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古人不了解中国
  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训练,笨头笨脑的。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窍;中国人肝在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丸有两个,洋鬼子丸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人的“唱高调”传统
  在中国传统上,千百年来,有一个妙传统,可以叫做“唱高调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一件事不管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只要高调唱得好,大家就纷纷拍手,说他是“圣人”、是“教主”、是“大儒”。
  在“唱高调的传统”里,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大题目,比如“天人合一”啊、“内圣外王”啊、“郅治大同”啊、……多得是。
  这些大题目,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做一些文人的敲门砖,使其中一部分脱颖为“圣人”、“教主”或“大儒”。至于对题目本身来说,虽然在每个题目下都堆了一堆臭八股,可是“天”、“人”还是没“合一”起来!
  妙处就在这儿,——正因为“天”、“人”根本就无“一”可“合”,所以历代的文人们才可以摇摆头尾的大做文章;正因为“大同”达不到,所以大家才愈谈愈起劲!
  “唱高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人格开始多边了,大家都学会了纸上写和口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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