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和表像》,但只是偶尔随手翻阅一下,四十年来始终不曾精读一遍。对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我至今仍然感到困惑。我觉得,他那满腔热情过分地激动了,他作为一位民族诗人过分地神秘了。在化装室里,休息时间我有时候还喜欢看看吐温、坡、霍桑、欧文和黑兹利特的作品。在第二轮巡回演出期间,也许我并没能够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读很多古典作品,但是我却充分地体会了演戏行业下层中那种沉闷的滋味。
演艺生涯离开美国(2)
在轮回上演的戏院中演低级轻歌舞剧,使人灰心丧气,一星期演七天,每天演三场,有时候甚至要演四场,这样拼命苦干时,我对美国所抱的那些希望一时都烟消云散。相比之下,在英国演轻歌舞剧就像到了天堂里一样。单说我们在英国每星期只演六天,每晚只演两场。但有一点是差强人意的:在美国我们可以稍许多攒下一点儿钱。
我们在内地一连演了五个月,那种沉闷无聊的生活我已经过得心灰意懒,所以,等到我们在费城有一个星期的休假时,我高兴极了。我正需要有一些变化,需要改变一下环境——需要忘记我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我已经厌烦低级歌舞剧那种沉闷的演出,决定要尽量享受一星期富有浪漫色彩的闲适生活。我已经积了很多钱,一下子想开了,决心痛痛快快地花它一下。为什么不去花它呢?我省吃俭用地积下了这些钱,等到有朝一日没活干时,又得那样省吃俭用地过日子,干吗不趁现在稍许花它一点儿呢?
我买了一件昂贵的睡衣和一只时髦的旅行箱,总共花了七十五美元。店员十分客气:“我们可以给您送去吗,先生?”单是他这一句话,就给了我一种优越感。我现在要去纽约,要一洗演下等轻歌舞剧的积郁和烦闷,要摆脱掉干这一行的单调生活。
我去阿斯特旅馆定了一间当时认为是相当豪华的房间。我穿着我那件下摆裁成圆角的时髦上衣,戴着圆顶帽,拿着手杖,当然,还提着我那只小箱子。看到休息室里那样富丽堂皇,旅客们趾高气扬,旁若无人,我在客房登记的时候微微有点儿哆嗦。房钱是美金四元五角一天。我怯生生地问,要不要预先付款。办事的十分客气,他殷勤地说:“哦,不用,先生,不必预先付。”
我走过那间金碧辉煌、奢华富丽的休息室,情绪上很是激动,所以,一到了自己房间里,我只觉得想要哭。我在屋子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一会儿仔细看浴室里那些精致考究的水管龙头,一会儿试一试那些充沛畅急的冷热水。多么豪华的生活,可以尽你去享受啊!
我洗了澡,梳好头发,穿上我的新浴衣,准备充分享受我用美金四元五角代价换来的奢侈生活……我很想阅读一点儿什么东西,看一份什么报纸。但是我不好意思打电话去叫送一份报纸来。于是我端起一张椅子,在房间当中坐下,打量四周的一切,我在繁华富丽中觉出了忧郁。
过了一会儿,我打扮好了,走下楼去。我问清楚了大餐厅在哪里。那时候吃晚饭还早;餐厅里只有一两个人在用餐,几乎所有的座儿都是空着的。茶房头儿把我领到窗口一张桌子眼前。“您这儿坐好吗,先生?”
“哪儿都行,”我用我最悦耳的英国口音说。
突然间,侍者们一窝蜂赶到我跟前,送来冰水,递上菜单,端上黄油和面包。由于心情过于激动,我这时并不觉得饿。但是我还是做做样子,点了清炖肉汤、烤子鸡和餐后吃的香草冰淇淋。侍者递给我一张酒单,我仔细地看了一阵,然后点了半瓶香槟。我只顾扮演自己的角色,也无心去品尝那些酒菜。吃完了饭,我赏了侍者一块钱小费,这在当时是特别阔气的了。但是,想到我一路走出来时侍者们那样向我鞠躬和注意我,我觉得这点儿钱还是花得值得的。我毫无缘故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在那儿坐了十分钟,然后洗了手,走了出去。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爽适,我的心情也爽适,我踏着稳定的步子,向大都会歌剧院走去。那里正在上演《汤豪舍》。我从来不曾看过这大歌舞剧的整出,只是在轻歌舞剧中看过它的片断,因为我不喜欢这出戏。但是这会儿我却很有兴致要去看它一下。我买了一张票,在二楼厅座里占了一个位子。歌剧里演员说的是德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也不知道戏里的情节。但是,当那死去的皇后在朝圣者合唱队的歌声中被抬过场时,我伤心地哭了。那出戏仿佛结束了我整个辛苦的一生。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我不知道邻座的观众对我有什么想法,但是我走出剧院时步履蹒跚,情绪上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我在商业区里净拣那些最黑暗的街道走,因为我已经受不了百老汇大街繁华喧闹的刺激,我不能立即回到旅馆那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屋子里,必须是先让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后来,等到恢复了宁静,我就准备直接回去睡觉。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已经疲惫不堪了。
我刚要走进旅馆时,忽然迎头遇见海蒂的哥哥阿瑟·凯利,他以前一向是在海蒂那个歌舞团里任管事的。因为他是海蒂的哥哥,所以我和他交了朋友。现在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
“查理!你上哪儿去呀?”他问。
我漫不在意地向阿斯特旅馆那面点了点头。“我正要回去睡觉。”
这句话对阿瑟产生了影响。
这时候他身边还有两个朋友,他给我介绍了,然后提议大伙儿一起去麦迪逊大街他的公寓里喝咖啡,闲谈一会儿。
那是一套很舒适的房间,大家随意坐下了,东拉西扯地闲谈起来,阿瑟一直小心翼翼不提我们过去的事情。同时,知道了我住在阿斯特旅馆,他很想探听我的底细。但是我守口如瓶,只说我是来纽约度两三天假期的。
阿瑟已和他当年住在坎伯韦尔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他现在是他姐夫弗兰克·J·古尔德的助手,已经成为一个很阔绰的商人。我听他谈到那些社会新闻时,就感到更加愁闷无聊。阿瑟提到他的一个朋友时,说:“那是一个有教养的小伙子,我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是很好的呀。”我听到他这样关心门第,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我和阿瑟几乎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了。
我在纽约只待了一天。第二天早晨我就决定回费城去。虽然那一天给我带来了所需要的变化,但也使我感到愁闷和孤寂。现在我又需要朋友了。我只想到要在星期一早晨演出,可以遇到我们戏班里那些同事。虽然心里讨厌再去干那种沉闷的工作,但我对那一天优美的生活已经感到满足。
回到费城后,我信步走到戏馆里。里夫斯先生收到了一份电报,他拆那电报时我刚巧在旁边。他说:“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拍给你的。”电文是:“你班内有无卓福英或与此姓相似之人?如有,请其与百老汇大街隆加克大厦二十四号凯塞尔与鲍曼事务所联系。”
我们戏班里并没有姓这个姓的人,但是里夫斯说,这也许就是指的卓别林。这时我激动起来,因为,据我知道,隆加克大厦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中段,大厦里满都是律师事务所,记得我有一位阔绰的伯母住在美国什么地方,于是我想入非非:会不会是她故世了,给我留下了一笔财产呢。于是我就复了一个电报给凯塞尔与鲍曼,说戏班里有一位卓别林,也许是他们所要找的人。我焦急地等着回电。回电当天到了。我拆开了电报。电文是:“可否请卓别林速来我事务所?”
演艺生涯离开美国(3)
我心情激动,满怀希望,第二天搭了早车去纽约,从费城到那里只消两个半小时。我不知道将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只是在幻想:自己坐在一间律师事务所里,听人家宣读一份遗嘱。
但是,一到了那儿,我就有些失望,因为凯塞尔与鲍曼并不是什么律师事务所,而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然而,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却是够刺激的。
查尔斯·凯塞尔是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股东之一,他说麦克·孙纳特先生曾经看到我在第四十二街美国音乐厅扮演一个酒徒,如果我确是那个演员的话,他很想邀我去代替福特·斯特林先生。我过去常常想到要拍电影,甚至提议和我们戏班老板里夫斯合伙,买下所有卡诺剧团的独幕剧上演权来拍电影。但是里夫斯顾虑重重,不敢贸然从事,因为我们对拍电影都是外行。
凯塞尔先生问我可曾看过基斯顿的滑稽影片。我当然看过好几部,但是我不说那些影片都是些胡打混闹、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只有一个黑眼睛的漂亮姑娘,名叫玛蓓尔·瑙尔芒的,我觉得她很讨人欢喜,也只是由于有她的穿插,那些影片才值得一看。我对基斯顿型的滑稽影片并不十分热心,但是我知道它们的宣传价值。这一行我只消干它一年,再回去演轻歌舞剧就可以成为国际有名的红角儿了。再说,这是新奇的生活,有趣的环境。凯塞尔说,合同签订后,我要拍三部电影,周薪是一百五十美元。这比我当时在卡诺戏班里拿的薪酬要多上一倍,但是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我一星期至少要有二百美元。凯塞尔先生说,这要由孙纳特先生决定,他将通知在加州的孙纳特先生,然后让我知道他们商量的结果。
我等候凯塞尔的回音时,急得心神不宁。也许,我讨价太高了吧?最后回信来了,说公司愿意和我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薪水头三个月是每周一百五十美元,其余的九个月是每周一百七十五美元,我生平从来不曾拿过这么许多钱。合同将从我们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戏院的演期满时开始。
多谢上帝保佑,我们在洛杉矶皇后戏院演出时大受欢迎。演出的一出喜剧叫《俱乐部之夜》。我扮演一个老态龙钟的酒徒,看上去至少有五十岁。孙纳特先生也去看那出戏,戏演完了,他向我祝贺。在那次短促的会晤中,我注意到,他长得很魁梧,厚唇,大嘴,窄脑门儿,大腮帮子:这一切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但是我在猜想,不知道将来他和我共事时能融洽吗?那次会晤时我一直十分紧张,惟恐他对我不满意。
他随便地问到我什么时候可以加入他们的公司。我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卡诺戏班的合同满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在堪萨斯城和戏班分手时,又踌躇起来。这时戏班即将回英国,而我则将往洛杉矶,要全靠自己去打天下,但又感到不是太有把握。在演出最后的一场之前,我叫了一些酒来请大伙儿喝,想到要和他们分别,不觉依依不舍。
我们戏班里的一个演员,叫阿瑟·丹多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我,这时要开我一次玩笑,就悄悄地说,戏班里要赠给我一件小小的礼物。说真的,我听了这话很是感动。但是结果根本没这么一回事。等到大伙儿都走出了化装室,小弗雷德·卡诺才老实告诉我,说丹多本来还准备先发表一篇演说,然后送给我那件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