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境越来越窘困了，当时我年幼无知，常常怪母亲为什么不再去演唱。她总是微笑着说，那种生活矫揉造作，是虚伪的，一个人在那种环境里是很容易忘了上帝的。然而，每当她谈起了戏剧时，她往往会忘了情，又兴奋激动起来。有时候，旧事重提，她会低下头去对着她的活计，好半晌沉默无语，而我也感到闷闷不乐，因为我们此后再也不会过那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了。后来，母亲抬起头来，看见了我那副沮丧的神情，就强颜为笑地安慰我。
冬天渐渐近了，雪尼没有可穿的衣服了；于是母亲就用她自己那件旧天鹅绒短衣给他改制了一件上装。那件短衣的袖子上有着红黑两色的条纹，肩上还打了褶儿，母亲虽然想尽了办法去改制，但怎么也改不好。雪尼被强着穿这件衣服时哭起来了，他说：“学校里那些孩子看了，会怎样想法呀？”
“管人家怎样想法呢？”母亲说，“再说，看上去它挺有气派嘛。”母亲有一种能够说服人的本领，所以，直到今天，雪尼仍旧弄不明白，当时他怎么肯穿上了那件衣服。他不但穿了那件衣服，而且穿了母亲的一双截低了的高跟鞋，这一身打扮害得他在学校里打了多少次架。孩子们都管那叫“雅各给的彩衣”。
我呢，穿了一双母亲用她那件红色紧身衣改制的长统袜（看上去它们就像是打了褶儿的），被大伙叫作“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在这万分愁苦的日子里，母亲患了偏头痛症，只好停止做活计，并且，接连许多天，不得不把敷了茶叶的眼睛缚起来，躺在黑暗的屋子里。毕加索有过一个蓝色时期，我们过的则是灰色的日子。当时我们靠救济贫民的布施，领赈济的包裹和施粥所里发的票子。雪尼趁课间休息时间去卖报，这对补贴家用虽然有如杯水车薪，但也不无小补。然而，危难总是有它的极点的，我们那一次也可以说是否极泰来了吧。
一天，母亲还没完全好，眼睛上还蒙着绷带，雪尼突然冲进了我们那间黑暗的屋子，把他的报纸向床上一扔，说：“我拾到一个钱包了！”他把一个钱包递给了母亲。打开了钱包，她只见里面是一捧银币和铜币。她赶快束紧钱包，接着就激动地倒在床上了。
原来，雪尼到公共马车上去卖报。在一辆车的顶层上，他发现了空座上有一只钱包。他赶快把一张报纸向上一覆，好像是无意中落下来的，接着就把报纸连同钱包一起拾起，赶紧离开了车。他在广告牌后面空地上打开了钱包，看见了一捧银币和铜币。他告诉我们，他的一颗心扑通扑通地直跳，也不去数那些钱，就束紧钱包，跑回家来了。
等到母亲清醒过来时，她把包里的钱都倒在床上。但钱包仍旧是沉甸甸的。夹层里还有一个小袋儿。母亲打开了它，看见它里面有七个金镑。我们欣喜若狂。多谢上帝，钱包里没留下失主的住址，因此母亲并没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受到良心谴责。虽然也曾为失主的不幸感到惋惜，但母亲相信，这是皇天降福，上帝所赐，所以很快就不再去想到物主的损失了。
母亲患的究竟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病，我不知道。但是，一个星期内她就复原了。她的病刚好，就把我们打扮得全身一新，大家一起到海滨绍森德去玩一天。
第一次看见了海，我仿佛受到了催眠术。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从一条山路上走向海边。大海看来好像悬在空中，仿佛是一个活生生的、颤巍巍的、眼看着就要扑倒在我身上的怪物。我们三个人脱了鞋去水。暖洋洋的海水在我们脚背上面和足踝四周回荡，轻轻地在我脚底下陷下去的沙粒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
那一天够多么美啊——橘黄色的海滩上，到处都是粉红和蓝色的水桶和木铲，再有那些花花绿绿的帐篷和太阳伞，一些帆船喜盈盈地冲破了笑呵呵的轻波微浪，另一些小船懒洋洋地歪在海滩上面，散发出海藻和柏油的气味：这一切迷人的情景，至今仍旧在我记忆中留连着。
一九五七年，我回到绍森德，去寻找第一次从那儿看到大海的那条狭窄山路，但已经找不到它了。在镇市尽头还有几家老式店面，仿佛是一个熟悉的渔村留下的残迹。这儿，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在低声细语——也许，那只是海藻和柏油发出的气味吧。
好像是沙漏里的沙粒，我们的钱随着时光耗尽了，艰苦的日子又赶上了我们。母亲去另找工作，但是什么工作也找不到。更多的问题出现了。分期摊付款过期了，所以母亲的缝纫机又被搬走了。父亲每星期十先令的赡养费也完全停付了。
在百般无奈中，母亲去找另一位律师，律师看出这件案子没多大油水，就劝她领着两个孩子去请求兰贝斯市当局救济，这样可以迫使父亲出钱赡养我们。
没有第二个办法了：她要肩负起养活两个孩子的重担，而自己又是那样病病歪歪的，于是决定我们三个人一起进兰贝斯贫民习艺所去了。
童年兰贝斯贫民习艺所（1）
我们虽然明知道，进贫民习艺所是一件丢脸的事，但是，当母亲把这件事告诉我和雪尼时，我们俩又都觉得很兴奋，很想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不再住在那一间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可是，在那个伤心的日子里，我还不知道实际上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一切要等到我们亲自进了贫民习艺所的大门才知道。那时候我才突然感到悲哀和慌乱，原来，一到了那里，我们就被分开了，母亲往那一面妇女收容部去，而我们弟兄俩则往另一面儿童收容部去了。
我是多么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探望日里那辛酸凄凉的情景啊：看见母亲穿着一身贫民习艺所里的衣服走进了探望室，我不觉为之震惊。瞧她显得多么悲伤而又狼狈啊！刚刚一个星期，她已经衰老消瘦了许多，但是一看见了我们，她脸上就有了光彩。我和雪尼都哭了，这一来母亲也哭了，大滴的泪珠开始从她颊上滚了下来。最后，她的情绪平静了，于是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坐在一张粗木头长凳上，我们俩把手放在她膝上，让她亲切地抚摩着。她笑着看我们剪短了的头发，爱怜地拍着我们的脑袋，说再过不久我们又要团聚了。她从围裙里边拿出了一袋椰子糖，那是她给一个保姆编结了袖口花边，然后用挣来的钱在习艺所小卖部里买来的。我们分别后，雪尼老是伤心地说，她人老得多了。
雪尼和我很快就适应了贫民习艺所里的生活，但总是被一种阴暗的愁云笼罩着。在习艺所里做了些什么事情，现在我已经不大记得，只记得跟其他的孩子围着一张长桌子吃饭，那是一件使人感到温暖和老是盼望着的事情。吃饭的时候，由一个贫民习艺所里留所的人照管着，他是一位年纪大约七十五岁的老先生，留着稀疏的白胡子，有着一双忧郁的眼睛，露出了一副庄严的神气。他挑选我坐在他身边，因为我年龄最小，并且，在不曾剪短的头发之前，我的头发是最鬈曲的。他管我叫他的“老虎”，还说，等我长大了，要让我戴一顶有帽章的高帽子，叉着手坐在他的马车后座上。他这样抬举我，我就非常喜欢他。但是，过了一两天，又来了一个年龄比我更小的孩子，他的头发比我的更鬈曲，于是就占去了我在老先生身边的位子，因为，按照老先生的奇怪解释，一个年龄更小和头发更鬈的孩子照例是应当坐首席的。
过了三个星期，我和雪尼从兰贝斯贫民习艺所转到了汉威尔贫民孤儿学校，那儿离伦敦市区大约有十二英里。乘着一辆送面包的马车到那儿去是令人兴奋的，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相当快乐的，因为当时汉威尔附近一带景色很美，沿着小路都是七叶树，麦田里的麦子正在成熟，果园里的树上果实累累。打那时起，每当雨后在乡间闻到那种浓馥的香气，我就会想起了汉威尔。
我们一到那儿，就被送进试读部，先要经过体格和智力检查，然后才可以进入学校本部，这是因为在每三四百个儿童当中，就有一个不正常的或有病的儿童，这种儿童对一般学生的影响不好，同时本人住在那儿也不会快乐。
头几天里，我茫然若失，只觉得愁闷，因为以前在贫民习艺所里，我想到了有母亲在身边感到安慰，可是一到了汉威尔，我就好像和她远离开了。后来我和雪尼从试读部升入校本部，被分在两个地方，雪尼加入了大班，而我则和年龄小的孩子在一起。我们睡在不同的区里，因此平时难得彼此见面。那时我刚六岁多一点儿，孤苦伶仃，瘦弱可怜，尤其是每当夏日黄昏，临睡前做祷告，同着其他二十个小孩，一起穿着睡衣，跑在宿舍中央，我从长方形的窗子里望出去，看那逐渐低沉的落日和连绵起伏的小山，感到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这时我总是跟着大伙沙哑着嗓子，音调不谐地唱着：
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居；
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居；
求助无门，安慰也无求处，
常助孤苦之神，与我同居。
每逢这个时候，我就感到十分苦闷。虽然我不明白赞美歌的意思，但歌声和斜阳增添了我的愁思。
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母亲就作了安排，为我们请假离校，我们又被送往伦敦，到了兰贝斯贫民习艺所，这可是我们喜出望外的事情。母亲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大门口等候着我们。原来她这次申请让她的孩子离校，只是为了要和他们度一天假，一起在外面消磨几小时，当天就回去。那时母亲在贫民习艺所里，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和我们聚会一次。
我们自己原来穿的衣服，在进贫民习艺所前，都被收去用蒸气消毒，这一天发还给我们时，并不曾熨平。母亲同雪尼和我，缓步走出习艺所大门时，一身都是皱皱巴巴的。那时正是清晨，我们没地方可走，就往离那儿大约有一英里路的肯宁顿公园去。雪尼有九便士，包在一块手绢里，于是我们买了半磅黑樱桃，坐在肯宁顿公园里一张长条凳上吃着，度过了那一个上午。雪尼还把一张报纸揉成了一个团儿，用一根绳绕在上面，我们三个人玩了一会儿接球游戏。中午，我们到一家咖啡馆去，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块二便士的蛋糕、一条一便士的鲱鱼和两杯半便士的茶，三个人匀着吃。后来，我们回到了公园，雪尼和我又一块儿玩耍，母亲坐在那儿编结活计。
下午，我们走回贫民习艺所去。母亲玩笑地说：“咱们到了那儿，正赶上吃茶点。”管事的非常气愤，因为他们又得重新蒸我们的衣服，但是这一来我和雪尼就必须在贫民习艺所多待上一些时候再回汉威尔，当然，我们就又有机会可以和母亲在一起多聚一会儿。
但是，经过这一次聚会以后，我们在汉威尔差不多待了一年——这是对我的性格成长最有影响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开始上学，老师教我怎样写自己“卓别林”的姓。这几个字吸引了我，我觉得它们的形状和我很相像。
汉威尔学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