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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里,拍完了《城市之光》,我总是去道格拉斯的制片厂里洗蒸气浴。他的许多朋友——有演员,导演,制片人——都聚在那里,于是我们就随意喝着杜松子酒和汽水,闲谈有关有声电影的事情。听到我在拍另一部无声电影,多数人都感到惊奇。“你真有勇气呀,”他们说。
以前我拍电影,往往会引起一些制片人的兴趣。但是现在他们都只想到要拍几部精彩的有声电影,于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开始感到自己与世隔绝,担心已经走上没落的道路。
乔·申克以前是公开表示不喜欢有声电影的,但现在他的思想也波动了。“恐怕以后是它们的世界了,查理,”于是他接着说,只有卓别林能够拍出一部卖座儿的无声电影。虽然这是一句恭维我的话,但听了却叫人不好受,因为我无意独个儿死保着无声电影的艺术。再说,那些杂志上的文章也表现得忐忑不安,因为它们都对查理·卓别林拍电影的前途表示怀疑和担心。
《城市之光》的确是一部理想的无声电影,什么困难也阻止不了我去拍这部影片。然而,我遇到了好几个问题。自从有声电影问世以来,到现在已有三个年头,一般演员几乎忘了怎样演哑剧。现在他们只顾到谈话与时间的配合,而不再顾到动作与时间的配合了。再有一个困难,那就是需要物色一个既会装得像个瞎子、但又不致因此损及美感的姑娘。许多人跑来自荐,她们抬起了头,露出了眼白,那样儿叫你看了就难受。总算运道好。有一天,我看见一家影片公司在圣莫尼卡海滩拍电影。有许多穿着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有一个向我挥手。那是我以前见过的弗吉尼亚·彻里尔。
“我什么时候可以给你拍电影呀?”她问。
看到她那婀娜匀称的身体,穿着蓝色的游泳衣,我根本没想到要请她来扮演这样一个需要着重表现心灵的盲女郎。但是,对其他几个女演员进行了一两次试验后,我都很失望,这才把她找了来。出我意料的是,她具有那种模拟盲人的本领。我教她怎样朝着我看,但是,要向自己内心里看,而不是看见了我,她居然能够照着我的意思做。彻里尔小姐长得很美,并且适于上镜头,只是缺乏演戏经验。有时候这反而成为一个优点,尤其是拍这种技术占首要地位的无声电影。那些富有经验的女演员有时积习太重,而哑剧中的动作技巧又是十分机械的,这样她们就会感到一时无所适从。经验较浅的演员,反而更容易适应那些机械动作。
有一个镜头是,流浪汉为了要穿过那条车辆拥挤的街道,就从一辆轿车这面的门走进,再从那面的门走出。流浪汉关上车门,瞎眼的卖花姑娘听见了声音,以为他是汽车的主人,就把花儿送上去。流浪汉用他仅有的半克朗买一束鲜花。一个不小心,他把她手里的花碰落在人行道上。她蹲下身子,四面摸着去拾。他指给她看。但是她仍旧摸索着。他忍不住自己给拾起来,奇怪地朝她看。突然他明白了,原来她是看不见,于是,把花在她眼前晃了晃,知道了她是盲人,这才很不过意地把她扶了起来。
整个这一场,总共只演了七十秒钟,但是,为了拍好它,我花了五天时间,一再地重拍。这不能怪那姑娘,一半是由于我拍电影时刻意求工,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城市之光》一片,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摄制成功。
进入联美《城市之光》(2)
在拍摄这部电影期间,股票市场狂跌。我幸而不曾被殃及,因为我以前读了梅杰·H·道格拉斯的《社会信贷》,该书分析并解释了我们的经济制度,说一切利润基本来自工资。所以,失业意味着丧失利润,并使资本减少。这一说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一九二八年,当美国失业人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人时,我就售出了我所有的股票和债券,把我全部所有都变成了流动资本。
股票市场狂跌的前一天,我和欧文·伯林一同进晚餐,他对股票行情很是乐观。他说,在他常去的一家酒馆里,有一个女侍者把她的投资增加了一倍,不到一年就赚了四万美元。他本人手头有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股票,这些股票可以给他带来上百万元的利润。他问我可做股票生意吗。我对他说,现在已经有一千四百万人失业,所以我不相信股票。我劝他趁有赚头的时候把股票一起出笼,从此洗手别干了,他听了大为不高兴。于是我们在这问题上争执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低估美国的价值!”他责备我,说这是很不爱国的表现。第二天,股票市场暴跌了五十点,欧文的财产荡然无存。一两天后,他来到我的制片厂里,又是懊丧又是愧悔,他很想知道我那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最后,《城市之光》拍摄完毕,只剩下给它配音乐了。这方面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那就是音乐可以由我来支配,于是我自己作了曲。
因为优美的音乐会给我的喜剧片增添上感情的一面,所以我要认真地为它们配上富有浪漫色彩的优美的音乐,以此衬托出流浪汉的个性。那些改编乐曲的人很少理解这一点。他们老是要配上一些滑稽有趣的音乐。但是我总是这样解释:我不要音乐喧宾夺主,我要它优美悦耳地配合着表达感情,正有如黑兹利特所说: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感情,它就是不完整的。有时候,一位音乐家向我炫耀,大谈其半音阶和全音阶的局限性,这时我就用外行的口气打断了他的话:“不管旋律多么美,这主要是一支即兴伴奏曲。”给一两部影片配过音乐后,我已经能用内行的眼光去看乐队指挥的总谱,知道哪一支乐曲是被管弦乐配得过了火。如果我看到铜管乐器或木管乐器组内的音符很多,我就说:“铜管乐器奏得太杂了,”或者说:“木管乐器奏得太乱了。”
听五十人组成的交响乐队首次演奏你自己谱的乐曲,这比任何其他的事都更紧张刺激。
《城市之光》终于配好了音乐,这时我就急于要知道影片的成果如何。于是,也不事先公布,我们就在热闹市区的一家戏院里进行试片。
那一次我所受到的考验是可怕的,因为放映我们影片的那家戏院有一半座位都是空着的。那些观众都是去看戏的,并不是去看喜剧片的,所以,直等到电影已经放映了一半,他们才从迷茫中清醒过来。可以听到一些笑声,但是笑声很轻。影片还不曾演完,我看见几个人影在过道中移过去。我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副导演。“他们还没看完就走了。”
“也许,他们是上厕所去了。”他悄声说。
此后我再也没法集中思想去看电影了,我只顾等那些走过去的人重回来。过了几分钟,我小声儿说:“他们还没回来呀。”
“有的人是赶火车去了。”
离开戏院时我心里想,两年时间和二百万美元都算白扔了。走到外面,戏院经理站在休息室里向我招呼。“影片十分精彩呀,”他笑着说,但接下去的那句恭维话却是寓意含混的,“以后,我想看到你拍一部有声的,查理——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啦。”
我勉强挤出了笑。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陆续走出戏院,这时都站在人行道上。我走到他们当中去。我的经理里夫斯一向是很严肃的,但这时却用轻松的口气说:“我认为它挺不错,要知道——”他最后这几个字听来不大妙,但是我很有把握地点了点头。“如果戏院里是满座,那观众的反应会是热烈的——”但接着我又补了一句:“当然,还有一两个地方要修剪一下。”
这时候我们忽然想起,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曾为这部影片做推销工作,于是大家都慌了。但是我倒不为此十分着急,因为,我希望,我的名气仍旧具有票房价值。我们联美影片公司经理乔·申克警告我,现在已不比放映《淘金记》的时候了,一般电影院老板已不再准备给我那样的待遇,而那些轮流上映的大电影院也和我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了。以前电影院老板对我的每一部新影片都很感兴趣,但现在他们已经不那么热心了。再有,要在纽约放映电影是有困难的。他们通知我,纽约所有的电影院都已被预定出去了。所以我必须排队等候了。
在纽约,只可以租借到乔治·M·科汉戏院,它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但那儿一般不适合于放映电影,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赔钱的电影院。它甚至不配称为一个电影院。虽然我每星期要付七千美元租金,并需保证连续租八个星期,但戏院里除了四壁之外,其他一无所有:经理,出纳,引座员,放映师,台上工作人员,电灯招牌广告费用,一切都需要自己筹备支付。既然已经花了二百万美元——都是我自己拿出来的钱——我就索性孤注一掷,把这戏院租下来了。
同时里夫斯和洛杉矶一家新落成的电影院谈妥了,准备在该戏院初次献映我们的影片。爱因斯坦夫妇当时仍在洛杉矶,也要去看——但是,他们再也不曾想到,去时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初映的那天晚上,他们先在我家里晚餐,然后我们一起驱车去市区。沿几个街区的大街上都挤满了人。人群挤碎了戏院附近商店的橱窗,警备车和救护车试图驶进人群。我们由一队警察卫护着,推推搡搡,走进了休息室。我最讨厌初映的晚上:心情紧张,只闻到香水和麝香混杂着煤气灯的气味——你头昏脑胀,只想作呕。
这位老板造了一所很考究的戏院,但是,和当时的许多电影院老板一样,他不懂得怎样放映电影。电影开始了。银幕上映出了导演和制片人的名字,像在一般电影初映时一样,观众都报以掌声。后来,第一个镜头终于出现。我的心急跳起来。那是一个塑像纪念碑揭幕典礼的滑稽镜头。观众们看了都大笑起来!他们越笑声音越高,变成了哄堂大笑。我已经抓住了观众!我的一切疑虑和恐惧都开始烟消云散。我只想到要哭。接连放映了三本,观众们一直笑着。由于紧张兴奋,我也跟着他们一起笑。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突然间,影片在一片笑声中断了!戏院里灯光通明,一个人用麦克风宣布:“在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喜剧片之前,让我们占用诸位五分钟的时间,向诸位介绍一下这个美丽的新戏院的优点。”我简直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发了狂。我从座位上一下子跳起,沿走道飞奔过去:“那个婊子养的混蛋戏院经理在哪里?我要宰了他!”
进入联美《城市之光》(3)
观众们都支持我,大家又是跺脚又是拍手,而那个白痴仍继续大谈戏院里种种精致的设备。但是观众开始喝倒彩,他这才赶快停下了。此后,整整映了一本,笑声才又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成功的。映到最后一场时,我注意到爱因斯坦在拭眼泪——这又一次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