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下子跳了起来，一只手仍插在口袋里，恶狠狠地瞪着那个年轻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接着我对雪尼说，“咱们离开这儿。小野，你去叫辆车。”
一经安然到了外面，我们都放了心。一辆汽车正等着我们，我们乘上了车就走了。
第二天首相的儿子请我们去看相扑比赛，走过来一个随从人员，他拍了拍犬养健先生的肩膀，向他悄悄说了几句什么。犬养健先生向我告罪，说有紧急事情要走开一步，但等会儿还会来的。相扑将结束时他来了，面色惨白，显然是受了极大的刺激。我问他可是病了。他摇摇头，接着突然双手捂住了脸。他说：“我父亲刚才被人暗杀了。”
故乡之旅东方之旅（3）
我们把他护送到我们旅馆房间里，给他喝了一些白兰地。这时他才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经过：六个海军青年军官，打死了首相官邸门口的警卫，冲进了他的私室，那时他正和他的妻子女儿在一起。这件事以下的经过是犬养健听他母亲说的：来暗杀的人围住了首相，并用手抢指着他，首相试图和他们说理，一连谈了二十分钟，可是没有用。他们一句话不说，就准备开枪。但首相求他们不要当着他妻女的面打死他。他们准许他离开她们。他很镇静地站起来，领着几个行刺的人走进了另一间屋子——他在那里一定是再一次和他们说理，因为妻子和女儿心急如焚地等了很久，才听见枪声响起，首相被打死了。
暗杀事件发生的时候，首相的儿子正在看相扑比赛。他说，当时如果不是和我们在一起，他肯定和他父亲一同惨遭毒手了。
我把他伴送回家，看到了两小时前他父亲被杀害的那间屋子。席子上还有一大滩血不曾干。那里聚集了许多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但是，为了礼貌关系，他们都没有拍照。他们还要我发表讲话。我只得说，这件事对首相家属和全国都是一件惨痛的悲剧。
惨剧发生的第二天，原来是安排了我受故首相正式接待的，但现在当然被取消了。
雪尼说，暗杀事件只是整个神秘案件的一部分，它多少是和我们有牵连的。他还说：“六个刺客打死了首相，六个人那天晚上到我们吃饭的酒馆里：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直到后来，休·拜厄斯发表了他那部内容丰富有趣的《暗杀政府》（艾尔弗雷德·Ａ·诺夫公司出版），涉及我的那一部分秘密才真相大白。看来，有一个号称黑龙会的集团当时甚为活跃，而那次要我向皇宫鞠躬的人就是属于这个集团的。现在让我摘录休·拜厄斯书中有关审讯杀害首相人犯的一段记述：
据主持策划这次暗杀的古贺清志海军中尉在军事法庭上供述，阴谋分子曾经讨论一项轰炸众议院的计划，企图以此导致军事管制。先由那些可以很容易领到旁听证的文官在楼座上扔炸弹，而青年军官则埋伏在门口，开枪打死那些从里面逃出来的议员。再有一项计划，如果它不是在法庭上招供出来，那确实是很难令人相信的，那就是要暗杀当时访问日本的查理·卓别林。首相曾邀请卓别林先生出席茶会，青年军官认为可以乘开茶会时冲进官邸。
法官：暗杀卓别林，这有什么意义呢？
古贺：卓别林是美国的红人，又是资产阶级的宠儿。我们相信，杀死了他，可以挑起一场日美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箭双雕。
法官：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你们精心策划的阴谋呢？
古贺：因为，后来报纸透露，举行茶会的事还没确定。
法官：计划袭击首相官邸，你们的动机何在？
古贺：是要推翻兼任政党总裁的首相，也就是说，要粉碎政府的核心。
法官：你打算杀死首相吗？
古贺：是的，我有这样的打算。不过我对他并没有私人恩怨。
这个凶手还说，他们之所以最后放弃了暗杀卓别林的计划，是因为“内部对此发生争议，有人认为，暗杀了这个喜剧演员，未必就会挑起日美战争，增强军方势力”。
我可以想像到，当时暗杀分子已经开始执行他们的计划，可是后来发现我并不是一个美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哦，非常抱歉！”
但是，在日本遇到的事情并不全是神秘和不愉快的；我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过得很有趣。我没想到，歌舞伎竟然是那么可爱。它并不完全是一种拘于形式的戏剧，我们可以在它里面看到古老戏剧与现代戏剧的混合。演员的技巧被认为是首要的，戏剧只不过是演员用来表现技巧的素材而已。用我们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技巧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每逢不能有效地运用写实手法时，他们就索性忽略了它。比如，我们西方人要演出一场比剑，就不免要暴露出一些不合情理的地方，因为，无论双方斗得多么激烈，你总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小心谨慎的动作。相反，日本人在这种场合就不去理会什么写实主义。他们比剑时，彼此隔开一段距离，做出劈和刺的姿势，这一个要砍那一个的头，那一个要斫这一个的腿。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那一块地方跳跃旋舞。那样儿就像是在跳芭蕾舞一样。战斗是属印象派的，它总是以一胜一负的姿势告终。而在表现死的一场里，演员们又从印象主义转变为写实主义了。
他们有许多戏都以讽刺为主题。我看过一出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类似的戏，剧中两个年轻情人的婚事也是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戏是在一个旋转舞台上演出的，日本人用这种舞台已有三百年的历史。第一场的布景是新房里，小夫妻俩刚结婚。这一幕的剧情是，一些和事佬赶到一对新人的父母那里去求情，希望两代人言归于好。但是习惯势力太顽强了。父母已经狠下了一条心。于是两个情人决定按照日本传统方式自杀，即每人在席子上洒满了花瓣儿，然后在那上面殉情；由新郎先杀死新娘，然后自己伏剑而死。
情人洒花瓣在席子上准备自杀时，他们说的一些话把观众招乐了。翻译告诉我，那些话之所以招笑，是因为它们含有讽刺的意味，比如他们说：“咱们这样相亲相爱了一夜，如果再活下去，那就显得是虎头蛇尾了。”接连着十分钟，他们一直这样说笑话。后来，新娘跪在铺满了花瓣儿的席子上，离开新郎几步，袒露出脖子；当新郎拔出剑向她慢慢地走近时，舞台开始转动，剑锋还没刺到年轻妻子的咽喉，这一场已经从观众们眼中消失，接下去看到的已经是沐浴在月光中的屋外场地。这时观众们都静悄悄地坐着，仿佛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听见越来越近的人声。原来那是死者的朋友，来向他们报告好消息，说父母已经宽恕了他们。来的人已经喝醉，他们开始争执，不能决定由谁去宣布这消息，后来他们为两个情人唱小曲儿，但听不到他们的反应，于是就去敲门。
“别去打扰他们了，”一个人说，“他们要不是睡熟，就是太忙了。”于是大家走开了，一边走一边继续唱小曲儿，同时台上传来那种滴答滴答的空洞钟声，说明戏已演完，台上的幕随着徐徐降落。
日本再可以维持多久不受到西方文化的毒害呢：这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日本人留意生活中那些简单的片刻，这代表了他们的文化特点——他们那样徘徊观赏月华，那样像朝圣般去欣赏樱花，品茗时又是那样悄然沉思：看来这一切是注定要消失在西方工业的烟雾中的了。
故乡之旅东方之旅（4）
我的假期结束了，在假期中虽然接触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但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懊丧的情景。我看到食物在霉烂，货物堆得很高，但是饥饿的人群在它们周围徘徊，千百万人失业，没人需要他们工作。
一次在饭桌上，我居然听到一个人说，除非是我们发现了更多黄金，否则什么也解救不了目前的危机。我谈到自动化会减少就业的机会，有人说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劳力最后会变得非常便宜，它甚至可以去和那些自动装置竞争。经济萧条是十分残酷的。
永别好莱坞永别纽约（1）
我清晨五点就登上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看来好像是故意选了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时刻，其实，说来也可怜，这只是为了要躲开递传票的法警。我的律师教我，应当偷偷地登上船，把自己锁在房舱里，一直等到领港员下了船，那时候才可以走上甲板。由于近十年来接受了不少教训，惟恐再会出什么岔儿，我就照律师的话做了。
我老早就巴望着和一家人站在上层甲板上，等候那激动人心的片刻，看着船离开海岸，平稳地前进，然后驶入另一个世界。可是，现在不能这样做了，我被狼狈地关在自己房舱里，只好从舷窗里向外张望。
“是我，”乌娜敲门。
我开了门。
“吉姆刚赶到，送咱们来了。这会儿他站在码头上。我向他喊，说你是在躲开那些递送传票的，还说你要从舷窗里向他招手。喏，现在他在码头那面。”她说。
我看见吉姆远离开了一群人，站在烈日底下向船上一路看过来。我赶快摘下我的浅顶软呢帽，从舷窗里伸出胳膊向他招手，乌娜从旁边一个舷窗里向外望。“他还是没看见你，”她说。
吉姆始终不曾看见我，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仿佛是脱离了世上所有的人，在那儿东张西望地找我。两年后，他心脏病发作逝世了。
我们的船终于启碇；还没等到领港员离开船，我已经打开舱房门，走上甲板，恢复了自由。瞧那儿——纽约高大建筑的空中轮廓，在超然中显得那么雄伟，在阳光下迅速地离开了我，在烟云缥缈中逐渐地变得更加美丽了……当那辽阔的大陆消失在迷雾中时，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想到一家人去英国时，我的心情很激动，但又很舒畅。浩瀚的大西洋洗涤了人的胸襟。我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另一个人。我已经不再是电影界中一个神秘的人物，不再是一个受人恶毒诽谤的对象，而是一个带着妻儿去度假的人。孩子们在上甲板上尽兴地玩耍，我和乌娜坐在两张帆布睡椅上。这时我体会到理想的快乐——一种极其近似悲哀的心情。
我们恋恋不舍地谈到那些别离了的朋友。我们甚至谈到移民局工作人员的亲切态度。一个人受了少许一点儿礼遇，就会多么容易地心软下来啊——仇恨心理并不是容易滋长的啊。
我和乌娜打算及时行乐，度一次很长的假期，同时，由于要为《舞台生涯》的放映作好安排，我们这次休假就不是毫无目标的。想到能够使工作与娱乐相结合，我们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的早点吃得极为愉快。我们的客人有阿图尔·鲁宾斯坦夫妇和阿道夫·格林。可是，早点刚吃到一半，有人递给哈里·克罗克一份海底电报。他已经准备把它放进口袋了，可是送电报的人说：“人家等着您在无线电里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