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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借了张爱玲的话解围，首先说的也不妨跟着她，谈画。不避嫌，要谈的是《艺术世界》上的两幅《静物》，因为我对它们深怀感激之情。
画刊登在1990年第6期封三上，作者林金海。两幅画的都是苹果，但摆在一起意味却大有不同。一幅背景是鲜明的、有秩序的，极规则的红蓝条纹桌布，有种夺目的齐整、悦目。但桌布上——那是一堆什么样的苹果啊！苍白，没有水分，就像尸体，而笔触偏又那么细致，加上整齐鲜艳的背景的反衬，更显触目惊心！
另一幅，背景是含糊的，写意的大笔涂抹过几片混杂的暖色，而几乎被掩盖了的苹果，却个个鲜亮、金黄、饱满、充实，混杂在一片混沌之中，显得那样怡然自得，生机蓬勃。
初看到这两幅画，正是我刚走出浪漫校园不久、面对现实惶惶失措之时，这两种苹果似乎是一种及时的启示，几乎使我当下释然了。感谢这两幅画令我开悟：现实社会当然是浑浊混乱的，齐整鲜明、一尘不染的秩序大概只存在梦想中，或一些特定的时空，例如大学校园的世外桃源。这些避开现实的小天地，虽然纯洁美丽，但却失去了真实生活的水分滋养，而使我们成为一堆苍白无力的病态苹果！人总是要长大，要承担现实社会中自己的一份日子的。我们慨叹红尘误人，世界庸俗，但又有否想到在色泽斑斓混沌无序的现实世界里，苹果虽被生活的洪流冲刷掩盖、失去极端自我的主角地位，却也拥有了切切实实的生命体验，而能活出一份鲜活饱满、生气勃勃来？！
罢了，我们不能那么贪心，既要明丽的温室又要踏实的生活。天意既如此，那就不必总是眷恋和追寻世外桃源，反不如坦然走进人间烟火。人生踏实自然，总比矫情小我要来得爽净一些。接受现实也不一定等于自毁真我，且看你能否处身纷纷扰扰柴米油盐的现实世界中，吸收真实的水分，做一个金黄充实的苹果？那未尝不是另一种美好。
一九九二年八、九月间。
附记：为《艺术世界》而写的此篇（于该刊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发表），题为《月下三谭》，另两节《人生如歌》、《读诗偏见》今结集按分类归入别辑。
从鸟翼上滴下的星星
辉煌的西班牙，现代派艺术的大国，上世纪他们贡献了三位天才的超现实主义大师，毕加索、达利、米罗，我都很欣赏。前两位已太有名了，关于米罗则应稍为说几句。
与前两位一样，米罗也具有超凡的想像力，极尽形式探索之能事，但其特别的风格是简单纯净的点、线、色块，就算繁复，也是由简单堆积成的繁复。我尤其迷醉于他那些绚烂美丽的色彩，温柔而又活泼的蓝、黄、红，盈满了喜悦。他用抽象的构图，画《马、烟斗和红花》，《受到火花诱惑的字母和数字》，《跳舞的人和蓝天上的鸟》；他也极度推崇女性、情欲，因而更爱画《月光下的女人和鸟》，《一颗抚摸着黑种女人胸膛的星星》，《湖边妇人，一只飞过的天鹅使她光彩照人》，《月食前的女人，风吹乱了她的头发》；他还画《三更时分的夜莺之歌和清晨的雨》，《从鸟翼上落下的一滴露水惊醒了在蜘蛛网下酣睡的罗萨莉》，《被金蓝色环绕着的云雀翅膀重新飞回安眠在装饰着钻石的草地上的罂粟花心》……就像标题一样，他的作品都是些童稚的抒情诗，看着真是让人欢喜，让人要说一声：“亲爱的米罗……”
但在生活中，米罗不像毕加索、达利那样狂放不羁，而是安静甚而腼腆，反映到作品中也有这样的区别，其精神趣味总的来说是内敛的。最为狂妄自负的达利是另一个极端，诡异，暴烈，咄咄逼人，有太多的意念喷薄而出。而毕加索的某些画作，我感到是恰好折中了这两人的静美与动乱、优雅与撕裂——说不定，这是毕加索更广为接受的原因之一。
达利和毕加索的书，我都有比较特别的遇合。那本像其作品一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达利自传》（欧阳英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西方著名画家传记丛书”，一九九七年三月第一版），我本来是买来送给好友罗生的，因为觉得以他的精神气质，应该拥有这本书，达利在他那里合适。我喜欢一切“合适”，在太多错误与乖背与遗憾的世间，愿在力所能及的小小范围内玉成一些小小的合适。但原来他已买了，那就自己留下，也算是有缘。而一本美国人霍劳顿著的《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刘建军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一版），十二年前，一个当时的编辑朋友俞君过晤，在我的书架见到，“惊喜交加”地说：这是她当责编的呀！乃援笔题曰：“……千里神交，机遇加巧遇，是乃人生一大乐也。”
合适，缘分、巧遇，都是我所喜爱的、难得的好东西。这两位友人都很久没有联系了，架上相会吧，聚书犹如聚人。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夜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3节 悼台静农先生
这是世纪末的十年，这是老成凋谢的年代。翻开报纸，近来不时有一些高贵的名字出现在讣闻中：卡拉扬、俞平伯……而在瑟瑟秋风中，一个新识的老人也默默离开尘世了，一如他默默的来到。台静农先生，是当年那个群星辉煌的大时代硕果仅存者之一，他逝世的消息是那样不起眼，却引我幽悠的惆怅，乃有了诸葛孔明将出祁山闻老将消殒时那种唏嘘：这些年月以来，精兵良将，尽皆零落，英雄盛代，火灭烟消，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思念。这其中，台静农先生是我“交”浅哀深的一位。
“认识”台先生全拜《台港文学选刊》所赐（尽管从前读鲁迅等人文章也隐约知道这个名字）。那是去年冬天，在《选刊》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号的封二上看到台先生的照片，不禁一凛，才知道那个大时代的人物还剩下这么一位，于是留意起来。看了看简历，先生不算叱咤风云头角峥嵘者，可是神气意态间，就是有一种沉静高远、朴实自持的质感，叫人仰视起敬。载于《选刊》一九九〇年七月号的《始经丧乱》中写济南：“这一古城，给我直觉的印象，仿佛一个人朴厚而有真气。”先生自己应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座不与时人同梦的古城。
从《选刊》所载苏伟贞、杨牧、董桥等人文章资料看，先生确乎是沉潜寂静之中的，无论是出于客观还是主观。少年成名后，几十年海岛隅居，天涯蛰伏，默默地教书、写字、吸烟、喝酒；只是近年来，“师友凋落殆尽，皤然一叟”（《〈台静农书艺集〉序》），也就写一点回忆人和事的文字，无非是老者的沉吟，自言“像一张尘封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龙坡杂文〉序》），并无意惊世求名，但在面目繁艳、步履匆忙的现代社会中，偏又带来一份朴拙淡远的气息，为人传颂，于是先生人与文又再被推上荣誉高台。这一本《龙坡杂文》，与先生上次蜚声文坛的少作，中间相距近六〇年的悠悠岁月，寂寞一甲子，迟暮忆旧才又成新闻人物，这经历中隐含的人与世的沧桑意味，大可玩味。
然而先生大概是不把这一切放心上的，既不会沾沾自得于迟来之誉，也不会愤愤感慨生不逢时。多年来，温州街龙坡斗室中默默的习字生涯已锻炼出先生豁达平淡的性情，无论大千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先生是“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张孝祥《西江月》），不疾不徐地精研他的书艺，活得不粘不滞，从容自如。他烟酒不离，不喜运动，与世俗健康标准不符却偏又活到高寿，可见生死在天，人是只要活出自己的性情来。他读书“抓到什么读什么……也不去记内容，看过就行”；眼睛有疾，却豁达一笑：“凑合着用够了”；能不受窗外监视的影响而照常读书；别人来访，他并不问所来何为，只是在那古朴书斋中聊天，感觉良好，就足矣……即使在《龙坡杂文》中，他伤逝师友，缅怀前尘，都是述说多感慨少，不刻意造作伤感，却真情自然浑成。这样一位俯仰尘世、出入雅俗的老人，确乎有着中国古典传统的大家风范，是属于旧时代的名士风流。我想，为文，是大事，但做人，更是大学问，与其文章显赫而生活拘谨，何如不为世知却活得洒然！台先生真是深得人生真味的德者、贤者，一如他的自书：“不养生而寿，处浊世亦仙。”
然而，说是此心悠然，也只是面对熙熙流俗的一种沉静自持的态度，岁月沧桑，返求内心，总是难免有无法释怀的时刻。于漂泊海外独居一室的台先生来说，放不下的其中之一乃是故土的乡愁：“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已”（《〈龙坡杂文〉序》）；和这相关的，是故人零落。他静静地谈起亡友在大陆及台北的一些琐细往事，把桌面的花生衣拨开，在冬日沉暗暮色中，画着北平故居的图形……这情景，使来访者回想起来不能自已泫然泪下（见林文月《台先生和他的书房》），也越过时空深深感染着这个冬天怀旧惆怅的我，时过境迁，人事如烟，不禁为之黯然。——可是，林文月把这气氛形容作“温暖”，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事总是随时流逝，很多境况并不由人，只能默然大度处之吧；台先生最终说：“然忧乐歌哭于斯四十余年，能说不是家吗？于是请大千居士为我写一‘龙坡丈室’小匾挂起来。”在《〈浮草〉序》中，他写道：“今世的落叶，只有随风飘到哪里就是哪里了。”这话有一丝悲哀，一丝喟叹，也有一份随宜，一份明达，而这一切皆静静不着痕迹——也只能这样了。
由去冬初识先生，到今夏读先生《伤逝》等文，再到如今，不过匆匆一段日子——相信很多一般大陆读者认识先生的过程，也是这样从《台港文学选刊》得来吧——却轮到我们为先生而伤逝了。默默的来，默默的去，幸耶不幸？也真难辨，也不必辨了。文章千古事，寂寞身后名，夫复何言？也不必言了，唯请一向冷静洒脱的先生安息吧！高古坚实为台，不惊不喧乃静，朴素真挚是农——小子斗胆无礼，既私篡老杜诗句在前，又妄拆先生大名于后，无非是为表达深心的一份敬意。海路迢遥，我向先生致以默默的悼念。
一九九〇年一一月二八日，冬夜
按：上文应《台港文学选刊》的“选刊之友”征文而写，一九九一年三月号刊出，是我第一次用现在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今仅修订个别文字，其他一仍其旧。二〇〇四年十一月。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4节 寂寞温暖皆有意
当年台静农初抵台岛时，原未打算久住，故把书斋取名为“歇脚盦�